大数据时代信息隐私面临的伦理挑战

在数据库话语体系下,数据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构成了信息域的本体结构。基于这一基本事实,大数据时代下个体身份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数据挖掘到信息拓展的过程。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智能计算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推断性难题,所以就信息隐私而言,在一种人工环境的完全包围中,则必然要面临人类自我反思能力丧失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即"超级全景监狱"之下的个体自由问题。立足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回到信息域本体结构的论证之上,并且将信息隐私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重新审视其内涵,才能为这一伦理难题的解决寻求一种可能性途径。     

生态伦理的文化进化基础

人类应当把道德翔不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道德的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进化是一个人类自身不断革命的进程，道德进化不能终极于人类社会共同体之内，道德的出现标志了人对自身天性或血关系的超越，而生态伦理的出现则意味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是人类在地球上的道德进化的真正完成。在自然面前，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去实践这个伟大的生态伦理。     

伴侣机器人的三维伦理冲击

作为传统性玩偶与AI的结合体,伴侣机器人能够在“身”“心”维度满足人类需要,但这并不能构成其充当人类伴侣的充分道德理由。为此,伴侣机器人需要得到严肃的伦理审视。考察从小到大的三大伦理场域：“个体-家庭-社会”,伴侣机器人可能会对当前人类的“身份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造成强烈冲击。原因有三：一、伴侣机器人并不具有专属于“人”的性别,但它因具类人化的外形,故可获得虚幻的“第三性别”。二、伴侣机器人具备一定的性能力,故可成为家庭生活中想象的“第三者”,对夫妻的情感及性关系造成威胁。三、伴侣机器人不是道德主体,但人们又易将道德期待附加在它身上,使其处于尴尬的“道德盲区”。综上,伴侣机器人只能停留在伴侣的功能性维度,而无法上升至伦理性维度。故,机器人不能成为人类的伴侣。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试论尤纳斯《责任原理》

1979年,尤纳斯(1903—1993)发表了他的《责任原理》一书。20多年来,书中提出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咱,亦引起不少争论。按照尤纳斯的看法,在现代技术社会,人类的群体行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已不单纯是改善人类生活、促使人类进步的工具,技术造成的“厄运”已经威胁整个人类与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已不再是保护自身免遭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伦理学以人的行为为对象。行为涉及的范围,特别是行为的性质的变化要求伦理学做出相应的回答。为此,尤纳斯认为传统的伦理学已不能适应人类今天面对的新的情况,康德的只问动机不问后果的动机伦理亦显得苍白无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道德标准。责任的对象则包括自然界与未来人类。更甚之,尤纳斯认为人类有义务恪守这一原理,因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尊严与价值,如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以自己的简单存在呼唤成年人的保护那样。尤纳斯提出的具体要求似乎是明确的,理论上却含有一系列哲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简单的真实描写,哪怕是对世界末日的描写,如何引伸出改变这一状况的道德要求?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怎样理解自然界的自身尊严与价值?如果自然界有其自身价值,其价值目的又是什么?这样的话,怎样解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甚至神学。尤纳斯的责任伦理实际上是带有信仰性质的本体伦理。最后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单靠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显然还是不够的。     

理性危机与可持续性伦理基础

人类的过分理性化以及有组织的控制自然过程，是导致现代社会发展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从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应该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局限性，唤起人在理性地与自然交往的同时，应该注重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建设，在进一步的生存实践中重新寻找促进“平衡”与“和谐”的行为规范。     

自然的"不可预见性"、现代技术灾难与人类主体性

在现代技术所支持的文明世界中发生的灾难日益增多，但它的发生和发展与自然的“不可预见性”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相关。文章根据海德格尔和爱尔兰根学派的米特尔斯特拉斯（Juergen Mittelstrass)等人的观点，认为当代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理性层面上的主体性丧失状况，因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并不直接涉及经验层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涉及到我们在理性层面上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主体自身状况的改变。     

自然和人工感知概念的界定与反思

感知作为认知过程中最基本的环节,是主体对外界和自我进行认知和理解的基础。近年来,新型人工感知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人类自然感官的限制,拓展了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这种从自然感知到人工感知的拓展带来了人类认知的新挑战,使重新审视“人工”和“感知”的哲学本质成为必要,并在这种感知和认知方式的变革和转型中重新反思人类自身和世界的关系。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人是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质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是人的一部分"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中心论主张“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自然中心论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是把自然完全归属于人,还是将人完全归属于自然。其建构的人与自然关系都属于“主一奴关系”。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自然即不从属于人,人也不从属于自然,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应该是：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就植根于人与自然的这种本质一体的关系之中。     

科学文化建构的历史逻辑和本质规定

自然对科学的场域开放指向科学之于研究对象的不变性反思，形成对物的实在性表征所关照的科学哲学的自然进路。于此，人性缺场，语意失范，科学被推向纯粹的自然秩序而获得背向自身存在的表观确定性。理论实体的意义消解和SSK的人类学转向超越“自然-社会”非对称性解释循环。科学转化为地方性语境中的实践要素集合，其结构序列和逻辑秩序朝向人与物和合的文化场域延展。至此，科学复归地方文化语境实现科学文化的一般性建构。文化之于“人”的本质规定折射出科学文化“求真”“崇善”“臻美”的价值诉求，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在科学文化中被重新理解和诠释。     

"Evolution"含义探究

“Evolution”一词先后被用在胚胎学的预成论和后成论中,分别用来描述预先存在的微缩体的展开以及高等动物胚胎对低等动物形式的重演。在19世纪初它被添加上了物种改变的含义。钱伯斯的发育进化论使“进化”与“进步”这一对观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达尔文很少使用“evolution”,他的进化论与发育进化论迥然不同。从进化论中剥除进步的观念,是“达尔文革命”的未竟事业。     

“黑客”语义的流变及内涵

黑客,一个原本不含任何贬义色彩的词语,现在却成了网络入侵者、破坏者的代名词。人们更多地将它与犯罪、邪恶、丑陋、卑劣等语词联系在一起。笔者想对黑客一词的起源及其词义的延伸和语体色彩的变化作一简要分析,让读者对黑客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一 “黑客”的本义“黑客”是英语词语hacker的音译。hacker一词来源于英语动词hack,意为“劈、砍”,有“开辟、创新”的含义。hack这个词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麻省理工学院(MIT)学生的流行俚语。1990年,MIT博物馆发行的刊物中说,50年代MIT学生所说的hack就是指非恶意并且又有创意的行为。对于hacker的定义,美国《发现》杂志给出了五种解释：1.研究计算机程序并以此增长自身技巧的人;2.对编程有无穷兴趣和热忱的人;3.能快速编程的人;4.擅长某专门程序专家;5.恶意闯入他人电脑或系统意图盗取敏感信息的人。日本的《新黑客字典》给出的定义为：“喜欢探索软件程序奥秘,并从中增长了个人才干的人,他们不像大多数电脑使用者只规规矩矩地了解别人指定了解的狭小的部分知识。”黑客的本义更多的是一个褒义色彩的词语。二 “黑客”词义的延伸20世纪50年代之后,hack这个词有了“更尖锐”“更叛逆”的意思。这一语义的延伸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中期的美国充满了喧嚣与激进。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的呐喊,亿万青年对约翰·列农摇滚的迷恋,47%的大学生有吸大麻的经历,嬉皮士与未婚先孕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烈话题……非洲丛林的铿锵战鼓,“古巴导弹危机”的惊险……冲击着一代青年不安定的心灵。从音乐、建筑艺术,到哲学、小说创作形成了反主流文化潮流,摒弃理智、感召激情,冲垮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使人为所欲为,百无禁忌。那时的嬉皮士们一度谴责计算机是集权控制的象征,然而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很快就意识到计算机是一块飞向自由的魔毯,一件打破工业化社会清规戒律的羁绊、自由翱翔时空的武器。于是这部分人沉淀下来,一头扑进他们认可的独特的计算机世界。作为一个全体,这是一批商业意识薄弱、政治头脑缺乏、醉心技术,只知埋头钻研的工作狂,命运注定了他们要戏剧性地确定计算机迷的新形象——黑客。《新黑客网上字典》收录了一个MIT黑客菲尔(Phil Agre)的文章。菲尔是这样告诉读者的：不要被这些看似很有弹性的解释给蒙了,黑客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用精细高明的手段去挑战传统想法。三 “黑客”语体色彩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中的黑客(计算机迷),他们独立思考、精力充沛,热衷于解决难题,同时也奉公守法。60年代的黑客,他们利用分时技术允许多个用户同时执行多道程序,扩大了计算机及网络的使用范围。1969年,因特网的前身ARPANET出现。70年代,在黑客们的倡导下,进行了一场个人计算机革命,他们发明并生产了个人计算机,打破了以往计算机技术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局面,并提出了计算机为人民所用的观点,其领头人是苹果公司的创建人史蒂夫·乔布斯。在这一时期,黑客们虽然也发明了一些侵入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技巧,如破解口令(password cracking)、开天窗(trapdoor)等等,但黑客仍是个褒义词。20世纪80年代,随着网络的进步及公开化、商业化,此时为数不少的自称“黑客”者,经常未经授权就通过网络擅自进入某个计算机系统,在应用软件、操作系统领域横冲直撞,对计算机系统及其网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98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首次逮捕6名代号为414S的黑客,原因是他们对美国国家实验室发起了“攻击”,从此黑客一词变成了贬义词。当时,五六十年代的老牌黑客曾对这一称号形象的下降深表悲哀。后来,随着计算机重要性的提高,大型数据库也越来越多,信息又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黑客又“祭出”为信息共享而奋斗的旗帜,开始频繁入侵各大计算机系统。到了90年代,他们的注意力又集中涉及到公司机密和国家内幕的保密数据库上。而此时,黑客已经不仅仅代表某些个人,而发展成了一个地下集团的代名词,即使很难说有公开的具体的组织形式。他们互相攻击与对方有关的网站,以入侵别人的网站为乐趣,从而引起了网络世界的混乱。黑客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四 现代“黑客”的内涵今天,网络不再是黑客们单纯的技术自由空间,而已经是人类经济行为、社会活动、生活交往、政治谋划的新舞台。自由与责任、崇高与卑微、伦理与放纵、报复与惩罚、公司利益与消费者利益、个人权利与社区价值等等,新时代的“黑客”正是这些矛盾的体现。黑客的队伍也开始分化、人员也变得杂乱,既有善意的以发现计算机系统漏洞为乐趣的黑客,又有玩世不恭好恶作剧的黑客,还有纯粹以私利为目的,任意篡改数据,非法获取信息的黑客。“纯种”黑客,已经永远成为历史。新时代的黑客年龄大多数在15～30岁左右。从行为表现上大致可以把黑客分为四类：一曰“快客”。这批人以发现别人计算机系统的漏洞为己任,以破解各种计算机加密系统的密码为乐趣。他们突破系统后一般并不破坏系统,而是将所发现的问题公之于众。这种黑客的行为虽然也会引起被破译者的不快,但却有利于计算机系统的改进和完善。例如,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的一批研究生和其他黑客就曾不断破译并公布网景公司新开发的商业交易软件及其校正版的密码,以及他们认为对因特网中商业交易构成威胁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几个缺陷。这一行为最终促使网景公司公开举办“网景缺陷大奖赛”,对提高交易软件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批研究生黑客专门给计算机网络技术找茬儿,他们的目的是无休止地要求完善软件。应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计算机防护技术的不断升级和突飞猛进。二曰“朋客”。这批人有点我行我素、玩世不恭,他们或喜欢在网上搞点恶作剧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或制造病毒以炫耀自己的才能,或篡改别人的交易文件以制造矛盾,而不考虑其社会影响和后果。例如,1995年8月17日,一群美国黑客为抗议美国司法部颁布的禁止在网上传播黄色图片和文字的“正派通讯法案”,入侵了司法部的网页,将司法部长的照片换成了一些抗议美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口号。又如一英国少年格雷,入侵微软网站窃取比尔·盖茨的账号、密码,给比尔·盖茨买了一堆“伟哥”。三曰“害客”,或曰“骇客”。这类黑客可谓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没有丝毫道德法制观念,也不再扮演早期快客那种行侠仗义的角色,只是利用熟练的计算机技术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这是一群对社会危害极大的害群之马。他们故意入侵政府、军队、企业或私人的计算机系统,或获取情报或窃取账号或施放恶性病毒或销毁重要数据资料或植放逻辑炸弹进行讹诈……他们的行为使人闻之色变,是网络信息安全的大敌,是人们重要防范的对象。四曰“红客”。这类黑客是有一定政治目的,为民族自尊而战斗的计算机高手,是一批民族主义色彩很浓的“爱国者”。他们为了民族情感和国家利益而去攻击他国的网络,特别是对抗西方国家的信息强权和网络霸权。比如在美国袭击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中国红客对美国军方网站就发动了攻击。由于红客披上了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外衣,因此很容易被人谅解甚至崇拜。这也是道德评价上的一个难点。张名章讲师：昆明理工大学文化传播系,650224     

专业术语“风向标”和“温度计”词义的泛化

“风向标”原为一种测定风向的工具,用于气象等专业领域。《现代汉语词典》把“风向标”解释为：“指示风向的仪器,一般是安在高杆上的一支铁箭,铁箭可随风转动,箭头指着风吹来的方向。”《汉语大词典》中的释义跟《现代汉语词典》相似,是指“指示和测定风向的仪器。一般是在高杆上的一支铁箭,铁箭可随风转动,箭头永远指着风吹来的方向。”而近年来,“风向标”不再仅仅用于气象等专业领域,而广泛流行于各个领域,出现了新的用法和意义。     

"物自体"抑或"意义质点"?--略论感性的对象与感性认识

当我们在感性论中引入了“意义质点”的概念时，“物自体”这一概念的悖谬就显得一目了然了。所谓意义质点，就是根据认识和实践的目的不需要再分割的感性直观的最小单元。感性对象——现象，就是直观中的意义质点及它们之间的感性关系与认识主体相互作用的总和。它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感性认识的意义就在于把握意义质点之间的感性关系，而意义质点本身却从来都不是感性认识的对象。     

“草根”有新义

近几年来,"草根"一词屡见报端."草根"一词的搭配能力很强,凡是非主流、非正统的人或物都可以称作"草根"."草根文化"、"草根精神"、"草根阶层(级)"、"草根力量"、"草根博客"、"草根民主"、"草根文学"、"草根工业"、"草根企业"、"草根金融"、"草根人物"、"草根运动"、"草根性"、"草根族"等称呼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如:     

论德图佐斯"以人为本"思想的哲学意蕴

迈克尔·德图佐斯以人为本思想建构在坚实的技术构想之上,继承了科学技术统一于人文的优秀传统,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Origin and Meaning of “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

20世纪末,人类社会呈现出经济迅速发展、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繁荣,同时,又面临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严峻现实,这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未来和前途.经济学作为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科学,其指导思想理应与时俱进.     

真与意义:语句真的两种解读——显现于戴维森意义理论中的“真”

真与意义是从逻辑与哲学的不同视角对语句真的两种不同解读,戴维森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成功地以经典逻辑的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其成真条件意义理论,实现了对自然语言意义的彻底解释。戴维森对自然语言中意义理论的探寻方式,无疑也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     

从水利工程抗震实践探求“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思想之一。历代贤达对这一思想有过许多深刻认识和独到发挥，但目前人们对这一思想在许多具体领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本文结合水利工程抗震专业的实践，对“天人合一”思想给出自己的具体见解。首先，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这表现在水工抗震的实践中，就是必须注意水工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能只顾人类自己的利益。其次，人类应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我们不有过分强调“掌握和驾驭”自然规律，而更应该“尊重和顺应”这些规律。最后，人类必须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应该明白，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因而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主动去适应自然，切忌“反客为主”，以免引出诸如“水库诱发地震”之类的人为灾难。     

Virtual的意义主要是实,不是虚(续)

四、real/virtual与虚·实① 汉语"虚实"永远是一对反义词,因为非实即虚,非虚即实,无第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