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刑事政策价值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刑事政策的价值问题的理解有所偏差。刑事政策的价值问题应成为刑事政策研究领域乃至刑事法研究领域内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且应把该问题纳入法治视野下进行研究。据此,在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内涵,并尝试分析法治视野下刑事政策的价值构成后,提出法治视野下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     

论道家思想与现代刑事法治的契合

道家思想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本文探讨道家思想与西方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贯通。对老子思想中的"柔"与刑法谦抑精神,《易经》中的阴阳之道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思想,以及《道德经》中"和"与"俭"的观念与西方恢复性司法理念之间的契合展开研究,并将上述思想对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影响展开探讨。     

国际化视野下惩治民用航空领域犯罪刑事政策之考察

新社会防卫理论是国际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会议文件都有充分体现。新社会防卫论国际化刑事政策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之间的密切联系,国际航空安保公约深受新社会防卫论国际化刑事政策的影响。国际化视野下民用航空领域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具有国际性、建构性、时代性、安全性以及经济性。现阶段,我国惩治民用航空领域犯罪刑事政策呈现四大基本现状:入罪化、罪名衔接不协调、"严打"政策、财产刑适用范围狭窄。     

论沉默的自由——确立我国刑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刑事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被称为刑事诉讼中最大的人权保障机制。而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否定了沉默权。我国要实现司法制度的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确立沉默权制度是其必然要求,也是其内在动力。沉默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能否真正确立人权保障观念、建立法治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宽严相济是适应我国当下时代和社会发展必须坚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对刑法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层面进行审视,并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在立法上严密刑事法网,在司法上实现罪刑均衡,在执法上多部门协同、联合执法,这样才能预防和治理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整体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谈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里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涉及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构建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建立法治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里阐述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含义,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及意义,列举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限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几项建议。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争议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上得以正式建立,并将于明年开始实施,现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就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解读,结合先期我国各地试行刑事和解的具体实践情况,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案件适用少,诟病频的问题,从刑事和解的具体实施与建立配套制度方面提出解决办法,以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进而提高其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推动和促进我国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此,从法治主义要求出发,应当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适度改革。     

从刑法的谦抑性看刑法修正案（八）

随着刑事法治的文明和人们价值观念不断趋于理性化。刑法谦抑的价值理念,越来越受到中外法学家的重视和倡导,并在刑事制度中逐渐得到了体现,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制定了刑法修正案（八）,在探讨刑法谦抑价值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同时,并给予法治实践以指导,转变了刑法的工具性观念,倡导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刑法成为善良公民和犯罪人的大宪章。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和现实性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基于对犯罪“严打”的反思和对犯罪规律的再认识,还基于对刑罚功能有限、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考虑,更基于建设和谐社会、均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适应全球两极刑事政策趋势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性质定位,决定了其在社会犯罪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和涉及的范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性质还不是基本刑事政策,而是属于刑事司法政策,这种状况不利于达到政策固有的或者期望的宗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对刑事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是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灵魂。该政策的提出与贯彻实施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但是,在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文章拟从诉讼程序上对司法机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策,以期对刑事司法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与贯彻实施方面有所裨益。     

论当代中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后的法律正义观

在社会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会大幅转型的当代,对正义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时代背景、内涵、精神实质、时代意义等方面入手揭示其所体现的法律正义思想,然后深入剖析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等不正义、非道德的现象,最后强调在司法实践中要从完善审判过程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尝试适用辩诉交易制度、加强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案件的处理要加大宽严相济政策的适用等多个方面做到宽严相济,贯彻法律正义。     

试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行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能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我国至今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但是,人权保障的加强和法治进程的深入使沉默权实行的迫切性不断加强,分析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应包含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从刑罚到刑事政策

在我国,社区矫正诞生于刑事司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早期试点被视为回家服刑,社区矫正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对此,我国学者质疑之声不断,一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即从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和防卫社会的视角出发,主张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安处分措施。但前者存在拘泥于传统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之嫌,而后者又有社区矫正被泛化、扩大的倾向和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因此,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拐卖儿童犯罪

拐卖儿童屡禁不止,失踪儿童日益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不仅需要法律的约束与制裁,更要综合考虑社会多方面因素。刑事政策对国家的刑事立法起指导作用,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重要作用。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以刑法打击为主,综合社会多方救助方式,共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拯救被拐卖儿童。     

犯罪评价模式选择的社会政治因素

犯罪评价模式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文化,其移植和传承都建立在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基础之上.我国之所以会选择四要件一次性的评价模式,是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该评价模式在我国能够运用和发展,是因为其迎合了权力主导型的刑事政策.而现今,理论上酝酿的评价模式的移植和重构,也与刑事政策的转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形势的演变对刑事政策的变迁具有某种决定意义,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保障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支持,因此需要在诸如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死刑复核程序等涉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设计和改革。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刑事和解,可以成功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刑事和解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有效措施,除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几类依法从重处罚的案件外,其他刑事案件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来理解的刑事和解的含义,以司法和谐的理念来确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从公诉案件的处置权来判明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从刑事和解的负面效果预防来设计刑事和解机制。     

论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从我国刑事立法看,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然而,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的转变,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也应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这种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完善:可以通过提高死刑标准来限制死刑的适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中的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可以从宽处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对于制造和走私毒品犯罪则可以从严处理;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把握毒品数量这一适用刑罚的标准。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从刑罚到刑事政策

在我国,社区矫正诞生于刑事司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早期试点被视为回家服刑,社区矫正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对此,我国学者质疑之声不断,一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即从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和防卫社会的视角出发,主张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安处分措施.但前者存在拘泥于传统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之嫌,而后者又有社区矫正被泛化、扩大的倾向和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因此,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