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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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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物理学名词》(2019)和国际科技术语委员会(CODATA)推荐的“量表(2018)”以及量纲分析,并且通过中西语言特点对比,由“数”与“量”谈及“数词”与“量词”,论述了区别“常数”与“常量”的原则,表明将“constant”一词译为中文时,如果它所代表的物理量有量纲,则应译为“常量”,反之则译为“常数”。说明在中文科技术语中,常数与常量的区别是明确的、可规范的。  相似文献   

2.
《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贵刊2007年第2期上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组重要术语的中文译名作了探讨,最后对于associatif(paradigmatique)这(两)个术语的翻译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意见,即认为“把associatif(par-adigmatique)译为‘聚合关系’,只强调了一种很多词堆在一起的特征;而把它译成‘选择关系’,就强调出在众多纵向的词当中,有挑选出某个词来组句的意思”。很显然,针对不同中译本对该术语翻译的不统一,作者想要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而且事实上,这两个词在后来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就其功能而言,将两个词根据…  相似文献   

3.
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提出“情志九气”,后“情志”一词在中医学中获得广泛运用。这一术语虽有被译作“emotion”的先例,却不如心理学和生理学术语“情绪”译为emotion有据可查。文章欲通过“情志”与“情绪”二词比较,为“情志”英译提供支撑之据。  相似文献   

4.
术语是文化交流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同语种的术语随着人类文化交流而互相沟通,乃是古今中外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据史书记载,我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许多实物和资料,其中就有许多术语,例如“葡萄”(大宛语budaw)、“首蓿”(大宛语buksuk)等。佛教的引进,带进许多宗教术语,例如“罗汉”、菩萨”、“涅槃”、“舍利”等。公元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又不断引进了大量新术语,据《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收集,共达一万余条,如“雷达”、“坦克”、“泵”、“阀”、“沙发”、“咖啡”、“爱克斯光”、“奥林匹克”、“马拉松”等,至今仍在广为使用。汉语术语传入国外也很多。例如在英语中把“瓷器”称为china,于1634年见于文字,但是把“中国”称为China,最早见于1555年,其词源来自汉字秦”,古希腊语称“中国”为Sinai,也源于“秦”字,现代英语中仍使用其词根如sinology(汉学)、sinologist(汉学家)等。又如中国的“茶”,英语中称为tea,始见于1660年,乃是厦门话“茶”字的音译,但是按当时的“官话”反音“cha”来音译为chaa,比称tea早72年,至今在俄语、日语、葡萄牙语中都用cha音,法、德、意、西班牙、瑞典、丹麦、土耳其、波斯语中都与cha音相似。还有许多如jiaotsi(饺子)、tofu(豆腐)、wontan(馄饨)、sampan(舢板)、suanpan(算盘)等都常见于英语中。这些术语都源于中国,其定义的“专利权”属于中国。但是,还有些汉语术语在国际交流中并不确切,在中外辞书中对一些术语的定义和说明存在不少差异,例如“针灸”、“太极拳”、“武术”、气功”等。关于“针灸”。在《汉英科技大词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RMS)(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收词目30余万条)中,有术语“针术”,英译为acupuncture,needling,stylostixis;“针灸针”英译为acupuncture needle,acupuncture pin;“针刺麻醉”英译为acupuncture anesthesia;“针刺疗法”英译为acupuncture;acupuncture therapy,没有提到“灸”。《汉英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收词目5万余)中把“针灸”英译为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汉英综合科学技术词汇》(Comprehensive Chinese-Englis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收词目8万余)中没有“针灸”,也没有“针刺疗法”。《英汉科技大词库》(An English-Chinese wordbank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rms)(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收词目105万条,可能是国内收词目最多的辞书)中有英文词acupuncture,汉译为“针刺、针术、针刺疗法”;acupuncture anesthesia汉译为“针刺麻醉”;acupuncture therapy汉译为“针刺疗法”,moxibustion汉译为“艾灸术”。《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A Modern Comprehensiv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收词目23万条)中,acupuncture汉译为“针刺(法)”,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汉译为“针灸”。《新编英汉科技大词典》(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收词目25万余)中,acupuncture汉译为“针刺(法)、针术”,acupuncture anaesthesia汉译为“针灸”。《英汉科技词汇大全》(ENCLISH-CHINESE THESAURU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RMS)(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收词目20万条)中有acupuncture,汉译为“针刺疗法”,moxibustion汉译为“艾灸术”。国外出版的辞书中,《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 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acupuncture解释为“pricking or puncturing of the living tissues of the human body with fine needle to cure disease,to relieve pain and as a local anaesthetic),汉译为“[医]针灸;针刺法;针术(用细针在人体生机组织上穿刺,籍以治病减除疼痛,并作局部麻醉。”英语中并没有moxibustion一词,汉译中却把“灸”拉进来,并且以“the living tissues of the human body(汉译为“人体生机组织”)代替“穴位”,说明对“针灸”的定义是不确切的。《科学技术大词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RM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Third Edition,Includes 98 500 terms with 115 500 definitions)中解释acupuncture为:“[MED]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puncturing the body with long,fine gold or silver needles to relieve pain and cure disease”。讲得也不确切,并且没有“moxibustion”一词。解释得最详细的还是《世界书籍词典》(THE WORLD BOOK DICTIONARY) (A Thorndike-Barnhart Dictionary Published exclusively for World Book-Childcraft international.Inc.A subsidiary of the scott & Fetzer Compary),书中对acupuncture解释为“The puncture of the skin or body tissue with needles,prac ticed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and recently introdliced into modern Western medicine,especially as a method of producing local anaesthesia。”该书中又说明了acupunture词的来源〔Latin acus needle+English puncture〕,又附图二幅,一幅为some facial puncture points,一幅为some body puncture points,这里用puncture point代替“穴位”。书中还有“moxibustion”一词,解释为“use of moxi in medicine especially as cauterizing agent;next,the doctor resorted to an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treatment called moxibustion”。这也许是国外辞书中最为详细的解说了,但是仍然不够确切。有趣的是“moxibustion”一词,乃是由“moxa”和“combustion”二词合成的。前者指“艾”,后者为“燃烧”,合起来与“艾灸术”相对应。但是“艾”字为什么用“moxa”呢?原来这是“艾”字的日语发音“きぐさ”的音译。这可能是由于“艾灸术”从日本传入欧洲之故,虽然“艾灸术”源于中国,可是国外术语中没有汉语的痕迹。再看术语“太极拳”。《汉英科技大词典》中没有收进。《汉英词典》中,先有汉语拼音“taijiquan”,英译为“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hadow boxing”;“打太极拳”英译为“do taijiquan”。《现代汉英综合大词典》中有“shadow boxing”汉译为“与假想对手做的拳击练习;想象或虚构的斗争;太极拳。”《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有“shadow boxing”,解释为“sparring against an imaginary opponent (for practice);汉译为“与假想对手斗拳;太极拳。《世界书籍词典》有“shadow boxing”解释为“boxing with an imag inary opponent for exercise or training。figurative,fighting with imaginary opponents:……”。其他辞书中皆不见有。再看术语“武术”。《汉英词典》中有汉语拼音“wushu”,英译为martial arts such as shadowboxing,swordplay,etc.formerly cultivated for self-defence,now a form of physical culture”。《现代汉英大词典》中有“Martial arts”,汉译为“东方武术”,《世界书籍词典》中有“martial art”,解释为“any one of the Oriental arts of fighting or self-de fence,such as karate and aikido”。文中“karate”为汉字“空手”或“唐手”,日语发音为“カテテ”的音译,指日本的“空手道”;“aikido”为汉字“合気道”,日语发音为”ァィキトゥ”的音译,指日本的一种不使用武器、类似“摔跤”的一种运动。用这些来说明中国的“武术”,当然不够确切术语“气功”,《汉英科技大词典》中英译为“breathing technique”;《汉英词典》中英译为“a 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s”,与“气功”的真正概念相距甚远。其余辞书中皆不见有。值得提出的是,在《汉德词典》(CHINESISCH DEUTSCHES WRTERBUCH)(AKADEMIC-VERLAG BERLIN,1985)中,收进了“针灸”、“太极拳”、“武术”、“气功”、“穴位”、“经络”等汉语术语,都有德语说明。例如:“针灸”——ZHENJIU Chin Med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太极拳——TAIJIQUAN Schatten——boxen(traditionelle chin.Gymnastic).“武术——WUSHU.Chinesische Kampfkunst (traditionelle gynastische Disziplin u·akrobatische Kampfsymblik auf der Buhne)、“气功”——QIGUONG(Chinesisches) autogenes Training。“穴位”——XUEWEI chin Med Akupunkturstelle。“经络”——JINGLUO chin Med regulrer kanal Akupunktur-kanal。这些说明可能是从上述的一些辞书中摘录下来的。在《苏联百科词典》(СОВЕТСКЦЙ ЭНЦИКΛОПЕДИЦЕСКИЙСΛОВАР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针刺疗法”解释为“针刺一定穴位(约600个)以治疗多种神经病、变态反应病及其他病症。“灸法”解释为“中医治疗方法之一,在一定穴位的皮肤表面上用艾条(艾柱)等进行薰灼。至于“太极拳”、“武术”“气功”、“穴位”、“经络”等皆无介绍。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中,从我国出版的辞书如《新日汉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汉日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来看,对上述术语的介绍都太简单,难以起到应有的交流作用。从日本出版的《中日大辞典》(爱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编纂处编,1980年版)和《学研国语大辞典》(学习研究社,1975年版)来看,对上述术语的介绍也各有差异。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一些重要术语,需要尽早实行标准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文化交流也日益扩大。1982年,ISO已颁布了“ISO 7089-82《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为汉语术语走向国际创造了好条件。我国也已颁发了国家标准GB 1.6-88《标准化工作导则·术语标准编写规定》、GB 10112-88《确定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12346-90《经穴部位》等。为了使汉语术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为改革开放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建议:一、尽快制定一些重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标准,给以确切的定义和外语译文,以利国际交流。二、在GB 10112-88后面再补充一条。即:5·7·4汉语术语的音译。在国际交流的文献中,凡属中国特有的、由中国给以定义的术语,应使用汉语拼音作音译。  相似文献   

5.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17)。“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18)?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19)。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20)。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21)。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22)。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17)。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23),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24)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25)。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nH2n-O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相似文献   

6.
“SARS”一词是Carlo Urbani医师提出的,时间是2003年2月28日,他是WHO的专家,也是第一位死于SARS的专家。3月15日,WHO正式采用此词。目前,此词已被全球科学家广泛接受。据此,正式拟定一个中文名确有必要。我想,可参考AIDS的译法,即采用音译,以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我建议译为“沙司”或“萨斯”。沙司的优点是发音接近,笔画少(共12画);萨斯的优点是发音更接近(注:沙字的汉语拼音为sha,萨字的汉语拼音为sa),但笔画较多(共28画)。再查,抗菌药物sarpicillin已译为沙匹西林;肠道细菌salmonella早已译为沙门菌属,可供借鉴。个人管见,请委员会的专家们指正。还有一点想法,无论用沙司或萨斯,千万不宜再加一个“病”字,否则有画蛇添足之感。我们这里的青年一代,也有提出用“飒”字替代沙字的,也有提出用“士”字替代司字的。飒字有形容风声的含义,有凋零、衰老的含义(见《现代汉语词典》,颇有寓意)。(2003年5月底)  相似文献   

7.
Space这个词,按其本意,可以任指一维、二维、三维的一定的领域,甚至可以指一段时间间隔。它所指的领域或区间,可以是一定范围内的,也可以是无边无际的(见牛津和韦氏英语辞典)。在这个意义上,把space译为“空间”,应该是恰当的,无疑义的。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人类的活动“空间”从地球大气层内发展到地球大气层外,相应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得到迅猛发展的时候,space这个词又被赋予了一个特定的含义,它可以专指“地球大气层外的领域(the region beyond the earth's atmosphere)”(见《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10th ed.,1995,P.1125)。这样,在我们称之为“航天”这个重大科学技术领域的文献中,经常看到space这个词及其派生词,如space shuttle,space technology,space station,space probe,等等。这些名词中的space,目前在汉语中多数译为“航天”,有时译为“宇航”,有的译为“太空”,译为“空间”也很常见。这样,“space”出现一词多义,常引起概念不清。到底采用哪种译法较好,这就值得商榷了。我国专家、学者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特别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编撰过程中经过认真研究,对不少名词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例如,在大气层内、外的活动分别称为“航空”和“航天”;大气层内的空间(air,aero-)称为“空中”,大气层外的空间(space,astro-)称为“太空”;贯穿地球大气层内、外的飞行活动则总称为“航空航天”,如aerospace plane译为“航空航天飞机”,简称“空天飞机”,aerospace medicine称为“航空航天医学”。这一系列处理办法,我认为基本上是合理的,多年来已为多数(航空、航天和有关专业)业内人士所接受,应该作为阶段成果,基本上肯定下来,并进一步完善、统一、规范化。今后,还要逐渐与港、澳、台湾和海外华语地区沟通,争取做到比较一致,以利于交流。但是,在“航天”、“宇航”、“航宇”、“太空”,特别是“空间”等名词及其派生词的使用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是有些词“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以及界定不明确造成的。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2001年1月18日《羊城晚报》载:“四名中国宇航员目前正在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紧张进行训练。”业内人士自然了解,这里所指的“航天员”与“宇航员”是一回事(即astronaut)。但读者会提出:一句话里出现的这两个词是什么关系?使人大惑不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欧洲空间局(ESA)都是同一类机构,“S”都指“space”,但中译名为什么一个作“航天”,一个作“空间”?——空间法(space law)、空间防御(space defence)、空间环境(space environment)、空间测地系统(space geodetic system)等名词中的“空间”,都是指“太空”,但读者会认为是指一般意义的三维“空间”。如果改为太空法、太空防御、太空环境、太空测地系统,就能使人望文生义,一目了然,岂不更好?同时,请看最近出现在媒体中对space处理得比较好的几个例子:——2001年1月19日《环球时报》第15版所载“三大国太空争雄”一文,题目选用“太空”一词,这使人一看就懂。但如果改为“空间争雄”,那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争雄了。——2001年2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美国科学家推测生命起源于太空”。这里用“太空”是对的,如果改为“起源于空间”,那就失其原意了。——2001年2月2日《参考消息》第5版的一篇文章:《2017年的太空较量》,文中有21处提到space的地方都作“太空”,可读性就较好。如果仍用“空间”,就会概念混淆,不知所云了。世纪之交,舆论界、科技界讨论“大气层外的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词的应用越来越频繁,解决怎样称呼它的问题也越来越迫切,根据以上情况,我有几点想法:一、当space在组合名词中用作限制词,指地球大气层外的活动时,应该尽量采用“航天”,如航天(space flight)、航天器(spacecraft)、航天服(space suit)等。与它基本同义的“宇航”一词,可以逐渐改过来,如“宇航员(astronaut)”一律称“航天员”;“宇宙航行”都叫“航天”。Aerospace这个词,我们已在许多正式文件中译为“航空航天”,它已体现了aero和space的正确含义,应该稳定下来。有人建议,因为上下四方谓之“宇”,aerospace(贯穿大气层内外的飞行活动)可否称为“航宇”?我个人考虑,目前汉语中,宇航与航天同义,恐怕还会并行一段时间,现在又加进一个航宇,航宇又易与宇航混淆,就会纠缠不清。二、当space在组合名词中用作限制词,指地球大气层外的位置、环境、或一定领域时,应选择一个适当的词。“太空”,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太空”这个词,汉语沿用已久,泛指极高的天空。把从事航天活动的领域称为“太空”,space junk译为太空垃圾,space communications译为太空通信,space particle radiation译为太空粒子辐射,等等,无疑是可以接受的。笔者翻阅1996年11月14日台湾航空太空名词审查委员会主编、台湾编译馆正式公布的《航空太空名词》,书中有关名词凡是space作限制词用的(不论是在space的活动、科学技术,或指space的位置、环境),都称为“太空”,这与我们上面所建议的做法,有一部分互相一致。如太空站、太空法、太空舱、太空物理学、太空天文学等,两岸用语都可以一致起来。但书中把aerospace简称为“航太”,aerospace industry称为“航太工业”,aerospace engineer称为“航太工程师”,我个人以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太空”中的“太”,是一个程度副词,不宜把“太空”简称为“太”,就像“大脑”不能简称为“大”,“小麦”不能简称为“小”一样。三、尽管这样,在大气层外,在某些情况下,把space译为“空间”,也不能完全废弃。这是指:在太空中特殊位置,或特定状态下的space,当它在一个组合名词中,当作一个被限制的名词性词素使用时,仍应译为“空间”,如gravity-free space应译为“无重力空间”,field-free space译为“无场空间”,而不宜译为无重力太空、无场太空。四、我个人还有一个意见,将space(the region beyond the earth's atmosphere)译为“太空”,虽然是可以接受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太空”见于古今哲学和文学作品中,泛指无际的天空,不具有明确的科学含义。苏东坡在“喜雨亭记”中说道:“太空冥冥”,文中把太空喻为居于造物神之上的空冥之物,给人一种茫茫然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文学家的语言)。但它没有把大气层外的下限表达出来。space实际上就是outer space。因此,我建议也可以考虑用“外空”来代替“太空”。这样一来,概念就比较清楚了: air,aero-,指空中,大气层内;其飞行活动是航空; space,astro-,指外空,大气层外;其飞行活动是航天; aerospace,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指贯穿大气层内外的整个领域,其飞行活动是航空航天。这种选择是否可行,建议加以考虑。  相似文献   

8.
在科技术语、乃至一些日常生活词语的翻译中,都能发现若干“音义双译”的情况。这很容易使读者既从汉语的意思去理解外文原词的涵义,又能从汉语读音去联想,乃至帮助记忆外文原词的发音与拼写。最典型的情况莫过于生物学上的“gene”一词,它本来的意义是“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的载体”。现按与英语发音相近的汉字译为“基因”,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基本的遗传因子”,同时“基因”二字的读音也有助于记住“gene”这个英文科技术语。生物学上以前还有一个“音义双译”的术语,就是“Vitamin”,它原意是指,多数动物为维持正常新陈代谢活动所必需的一类有机化合物。虽然动物对其需求量不大,但自身不能合成(或合成量不足),只能从食物中摄取。很早以前,有人也巧用“音义双译法”将其译为“维他命”,既可理解为“维持他的生命(的物质)”,又可据此译音而便于记忆“Vitamin”这一英文科技术语。但后来,还是按意译而译成“维生素”,沿用至今。地质学上也有一个“音义双译”的术语,即“flysch”,它来源于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第三纪地层中一类特殊沉积地层,即页岩与薄而硬的杂砂岩状砂岩呈韵律性互层的层序,以后泛指其他地区其他地质年代的类似沉积地层。这种地层一般认为是地壳活动地带——地槽区的典型沉积,也可能是半深海、深海区的浊流沉积。按照此术语发祥地——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奥地利、德国、瑞士的“德语式发音”,将此术语译为“复理石”,它不但是“flysch”的音译,又可理解为“复杂的、反复重叠的岩石地层”,产生了“音义双译”的效果。另外,一些词冠(前缀)的翻译也体现了“音义双译”。在地质学上有一对术语,“eugeosyncline”和“meogeosyncline”,是在“geosyncline”(地槽)之前分别加上“eu-”和“meo-”两个前缀。“eugeosyncline”是指具有典型而完整的地壳活动特征,即巨厚的沉积地层、复杂的地质构造(褶皱、断层等)、岩浆活动及其产物——岩浆岩等。将它译为“优地槽”。“优”和英文“eu-”发音一致,便于记忆,而“优”的汉语意义,又可帮助理解其为“优越的、真正的、典型的”地槽。“meogeosyncline”是指该区有地壳活动特征,但不典型、不完整、不明显,沉积地层厚度不那么特别大,地质构造(褶皱、断裂等)不那么特别复杂,尤其是岩浆活动与岩浆岩几乎不发育,乃至根本没有。将它译为“冒地槽”,“冒”和英文“meo-”发音相近,便于记忆,而“冒”的汉语意义可以理解为“不真切”、“以次充好”等等(当然,不一定就到了“假冒伪劣”的程度),也说明了地槽特征之不完整、不典型、不确切。“eu-”这一前缀在别的科技术语中,也有音义双译的情况,例如生物学上的“eugenics”——“优生学”。日常生活用语里,也有“音义双译”的类似例子。如“mini-”是指极小、极微,人们常把它音译为“迷你”,在意思上也可以理解为其小巧玲珑、方便快捷等特征到了使你着迷的程度。这方面的词汇有minibus——迷你巴士(微型汽车)、minicam(或minicamera)——迷你相机(微型照相机)、minipants——迷你短裤(超短裤)、miniskirt——迷你裙(超短裙)。钻石(金刚石)英文叫“diamond”,有人将它音译为“戴梦得”,作为经营钻石、宝石的企业的名称,可以理解为“戴上梦寐以求要得到的东西”,也是很有趣的。由上述举例及分析可见,“音义双译”兼具“音译”与“意译”的优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词都能用这种方法来翻译,但希望我们在引进科技术语时,能将“音义双译”作为首选方案。  相似文献   

9.
荒漠化与沙质荒漠化、沙(漠)化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过去 ,习惯将“desertification”译成沙漠化或沙 (漠 )化 ,这是约定俗成的词汇。沙漠化一词早在 2 0世纪 40年代就见于《解放日报》(1 941 )田家英的《沙漠化的愿望》一文 ;5 0年代又见于《中国林业》(1 95 1年 1期 )陶克的文章《陕北的沙漠现状及改造》。过去 ,“desert”一词在辞书里译法混乱 ,既译为“沙漠”也译为“荒漠”。而沙漠不仅是荒漠的通称 ,更是荒漠的一种类型。实践中 ,地质意义上的沙漠 (sandydesert)与荒漠(desert)内涵是有差别的。地理意义上的荒漠内在涵义颇广。1 994年 ,我国政…  相似文献   

10.
一、关于cyber 的目前译法Cyber 一词作为前缀 ,目前一般被翻译为“计算机 (的 )”或“电脑 (的 )”。也有的译作“信息 (的 )” ,“虚拟 (的 )”等等。例如《英汉计算机综合词汇》(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 )把cyberculture译为“计算机带来的影响” ,把cybernate译为“计算机控制化”。在《英汉计算机词汇大全》(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当中 ,有CYBERNET (CY BER计算机网 ) ,CYBERNETsystem (CY BER网络系统 )和CYBER 170system (CY BER 170系统 )等词…  相似文献   

11.
盛夏的北京 ,闷热难当。只是在两场雷雨过后 ,空气才稍许清爽起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2 0 0 2年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 ,在今夏难得的这股清凉劲儿中 ,于 2 0 0 2年 8月 7日至 9日在北京召开。在去年“首届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  相似文献   

12.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哲学家们大多是从科学史出发,讨论集中在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本文立足于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各个时期研究主题及问题的转换来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结构学分析,为科学历史的动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历史主义学派以科学进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提出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成就的发展单元,关注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联合.科学合理性的研究,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规范性分析.  相似文献   

13.
奥雷斯姆关于质的强度的图示法是自然数学化的关键一步,奥雷斯姆本人也因此被看作解析几何的先驱。本文简要介绍了奥雷斯姆为数学做出的这项重要贡献,讨论了质的强度的图示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  相似文献   

14.
本文从灾难事故的风险性入手分析安全产生的根源,指出安全建构在人本理念的基础上,并从生存论的意义上将安全视为人的存在方式,论述了安全文化中人本价值取向的内涵.由此,本文立足于自律和他律的意义探讨了实现安全文化人本价值取向的制度系统模式以及民主系统模式.最后,本文主张,在风险社会中,应避免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弱化的趋势,强调重塑安全的价值理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相似文献   

15.
从信息经济学看当前科研经费利用体制的改革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通过借鉴信息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当前科研经费利用效率低下的体制原因并对科研经费利用体制的改革提供了若干思路。在信息经济学看来,有效的科研经费利用体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能成功地解决好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逆向选择问题;(2)能成功地解决好课题承担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相似文献   

16.
编者按:第111号元素由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合成后,2004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颁布了其名称:Roentgenium,元素符号为Rg。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元素的中文定名草案,并于2006年1月20日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化学、物理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召开了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研讨会。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名词工作者共聚一堂,对第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以及元素中文定名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在讨论意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决定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委准备在此基础上制定元素中文定名规范,作为今后新元素定名的依据。名词工作论坛 元素的名称在1932~2004年期间,正式公布过9次。经过了70多年的使用,某些名称有所改动,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元素名称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对元素名称作了更改,我们为与国际上的通用名称保持一致,故也作了相应的改动;其二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的同音字与其他化学用字的读音混淆,故作了修改;其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发现了新的元素,必须给予定名,这属于增订的内容。(一)193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了92种元素名称,其中85号、87号和91号元素没有定名。已确定名称的金属元素共68个:锂、铍、钠、镁、铝、钾、钙、钪、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镓、锗、铷、锶、钇、锆、钶、钼、、钌、铑、钯、银、镉、铟、锡、锑、铯、钡、镧、铈、镨、钕、、钐、铕、、铽、镝、钬、铒、铥、镱、镏、铪、钽、钨、铼、锇、铱、铂、金、汞、铊、铅、铋、钋、镭、锕、钍、铀。非金属元素共9个:硼、碳、矽、磷、硫、砷、硒、碲、碘。气态元素共11个:氢、氦、氮、氧、氟、氖、氯、氩、氪、氙、氡。液态元素1个:溴。1932年在制定元素名称时,确立元素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这就是使用固有汉字如: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铅(Pb)等,这些元素名称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这些字的字形结构也成为制定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如:金属元素名称用金为形旁,非金属以石为形旁。以上列出的金属元素名称和非金属元素名称都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属于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一类形旁依据固有汉字,声旁按国际通用名称的谐音,如锂、钠;另一类是根据元素特性造的形旁,声符是与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有联系的部件,“氢”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氯”表示单质状态下是绿色的气体,“氮”表示空气中的氧被冲淡了,其中的气字头表示常温下为气体,取“轻”字中“”、“绿”字中“录”、“淡”字中“炎”作为声旁与气字头组成“氢”、“氯”、“氮”的元素名称。“溴”在通常状态下是棕红色液体。它的英文名“bromine”来自希腊文“brōmos”,是恶臭的意思。“溴”字中文定名从水从臭,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碳”元素的拉丁名为“Carbonium”,源自“carbo”一词,是煤的意思,故用“石”旁加声旁“炭”。元素名称中造字比较特殊的例子如:“氧”字曾叫“养气”,表示滋养之意,并造过“”字,后因笔画繁杂,“”字演化为“氧”。“汞”字在我国古代文献《神农本草经》中记述有:“丹砂能化为汞”,因“汞”是唯一的液态金属,以水字作底也很符合原则。为避免造新字,在元素名称中,有些形声字如:钌(Ru)、钫(Fr)、铋(Bi)、钯(Pd)、钐(Sm)、铂(Pt)、镝(Dy)等,这些字在汉语古字里均可找到,但作为元素名称用字,他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意思,而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读音,作为新的元素名称用字出现。对于气字头用字如:氢、氧、氮、氯等重要元素用字,早在1915年当时的教育部即颁行全国,距今已80多年。(二)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共包括92种元素名称,其中91号元素名称定名为“镤”(Pa)、85号元素名称暂定为“”(alabamum,Ab),87号元素名称暂定为“”(virginium,Vi)。修改的名称有:64号元素“”改为“钆”(Gd),86号元素名称“”改为“氡”(Rn)。这两处修改在原文件上没有说明,可能是为了减少笔画吧。(三)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元素及其名称有:93号元素“镎”(Np)、94号元素“钚”(Pu)、95号元素“镅”(Am)、96号元素“锔”(Cm)、97号元素“锫”(Bk)、98号元素“锎”(Cf)。修改的元素名称有5个。这次修改是因为国际上修订了这些元素的名称。43、61、85、87号元素修订的原因是原发现人的工作并不可靠,其后这4种元素均在核反应中获得,故重新定名。新旧名称见表1:另外一个修订的41号元素旧称是钶(columbium,Cb),新称为“铌”(niobium,Nb)。原因是首先在北美的钶矿石中发现了这种元素,因而以发现北美新大陆的Columbus(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后来从钶矿中分离出73号元素“钽”,才真正得到“铌”元素,“钽”是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Tantalus(坦塔罗斯)命名,因“铌”又从“钽”中获得,故以他的女儿Niobe(尼奥婢)命名。(四)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对1951年的《原则》中的元素名称没有增改,只是根据国际上对元素符号的变更,将39号元素“钇”的元素符号“Yt”改为“Y”;69号元素“铥”元素符号“Tu”改为“Tm”。(五)1955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无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共包括102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名称有:99号元素名称“锿”(Es)、100号元素名称“镄”(Fm)、101号元素名称“钔”(Md)、102号元素名称“锘”(No)。为避免元素名称的同音混淆,将14号元素名称“矽”(读音xī)改为“硅”(读音guī)避免了与50号元素名称“锡”和34号元素名称“硒”重音。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还曾多次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审音委员会联系,希望将“锡”读音xī(音西)改用北京语音读xí(阳平)就可以避免“锡”与“硒”的重音,但未获结果。另一个更改是将71号元素名称“镏”(读音liù)改为“镥”(读音lǔ),这一更改有两方面好处,即避免了与16号元素名称“硫”重音,又与日常用字区别,镏字本意即有镏金镀金法之意,又可与戒指的方言“镏子”区别开来。(六)1980年,中国化学会推荐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中元素名称增至107个。新增的元素名称有:103号元素名称“铹”(Lr)、104号元素名称“”(Rf)、105号元素名称“”(Ha)。106号元素和107号元素未订名。(七)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附录了“无机化学命名原则(1980)”并对元素名称作了增补,共包括元素名称109个(其中108号元素名称缺),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名称无中文单字命名。使用“10×号元素”表示,元素符号用Unh(106号)、Uns(107号)、Une(109号)表示。为什么要这样定名呢?103号以前的英文名称都是经IUPAC推荐的名称,国际上并无争议。1964年底苏联科学家宣布获得了104号元素并把这个元素命名为kurchatovium,符号Ku,以纪念苏联科学家库尔查托夫(I.V.Kurchatov),到1969~1970年间美国科学家也获得了104号元素的另一些同位素,并把104号元素命名为rutherfordium,符号Ru,以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105号元素也于1970~1971年间先后在美国和苏联获得,美国人把这一元素称为hahnium,符号Ha,以纪念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苏联人把这一元素称为nielsbohrium,符号Ns,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Bohr)。从1971年以来,IUPAC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确定统一的英文名称,出现了混乱。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100号以后的元素名称,终止使用以人名、国名、地名和机构名等来制定新元素的名称,英文名称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加词尾-ium来命名,元素符号采用三个字母来表示,以区别以往元素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方法,具体办法是:0=nil、1=un、2=bi、3=tri、4=quad、5=pent、6=hex、7=sept、8=oct、9=enn,并规定新元素不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在数字词头后均加词尾-ium,如:104号元素名称为unnilquadium,元素符号为Unq。想从根本上解决命名的分歧。(八)199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在本文第七部分介绍的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的100号以后的元素的新的命名方法,十几年来,虽得到使用,但仍有人不断提出反对意见。我国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也只从106号以后元素采用了IUPAC的建议。中文定名为“10×号元素”,这样冗长的定名给使用者增加了困难。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了仍以科学家人名和发现该元素的科研机构所在地命名新元素名称的方法。1997年8月27日获得表决结果并以IUPAC名义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定名。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代表我国出席了会议,会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会议上,听取了有关院士的意见。全国科技名词委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于1998年1月中旬召开了无机化学名词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IUPAC 1997年8月27日决定对101~109号元素英文名称重新命名的意见,审定了相应的中文命名。参加会议的有化学、物理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会议在前一个阶段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我国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其定名中使用的汉字已征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九)全国科技名词委根据IUPAC 2003年8月16日对第110号元素正式确定的英文名称,于2003年12月组织无机化学名词组和放射化学名词组及有关专家讨论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的定名问题并提出建议,后在有关期刊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3),其定名使用的汉字征得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十)2004年,IUPAC颁布了第111号元素的名称Roentgenium和元素符号Rg,这一名称由元素发现者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以X射线发明人伦琴命名。2006年1月20日全国科技名词委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化学、物理、语言文字专家联席会,讨论了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建议111号元素中文名称为“”,现拟报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附:1956年关于“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介绍1956年9月至12月在光明日报上展开了“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汉字改革的时期,方块汉字逐步改革成拼音汉字,虽然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但不能算成太久的了”(光明日报社论)。为此有些语言界工作者提出:现行的化学名词,以至于整个自然科学名词显然是不能适用于拼音汉字的,需要进行变革。这当然也涉及到对元素中文命名的意见。对元素名称提出以下三种改革的建议:(1)同音代替碳→炭 钡→贝 氟→弗 钙→丐 碘→典 氧→养 氯→ 溴→臭(2)口语化理由是在语言里,单音词总是不如多音词清楚。如:铂→白金 氧→氧气 硼→硼石 硫→硫石 铍→皮金(3)国际化根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一套现代化拼音字母,可以用来写科学符号和专门名词的译音。”有人就提出用下列方法转写。如附表1。不难看出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汉语拼音字母转写英文名称,与日本用假名转写一样,只是去掉了不必要的词尾,并为此还设计了八条转写规则。对以上观点提出相反的意见是“科学研究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前面,科学工作者由于需要,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有些是说得清楚,听得明白的,它便利了人们去了解新事物,这是再愉快不过的。对个别单音词会引起读音上的混淆的缺点当然要进行改革”。对于同音代替,有人指出:如果把“钡”改做“贝”,“溴”改为“臭”,陡然使人难以想象指的什么,甚至产生混乱。对于国际化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认为“在汉字拉丁化以后,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马上把我国的科学名词全部废除而改用英文名称。我国语言是否可以容忍大量的英文学术名词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贸然作出这样一决定”。以上是对1956年大讨论中对元素名称改革的主要观点记录,供以后研究这些问题时参考。  相似文献   

17.
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相似文献   

18.
从人工智能看科学哲学的创新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本文从人文智能的历史发展出发,通过对科学哲学中几个主要学派的分析比较,发现了用这些理论在传统科学的语境中进行探讨时比较难以察觉出来的某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反思和重新评价,认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些理论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日趋弱化。因此,为了回应新兴科学的挑战,笔者认为科学哲学应该转换自己的研究背景,经常回到新兴科学的历史中去,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理论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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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标榜的原则之一,但反身性的自我拒斥特性却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陷于反身性困境。原因何在?其源盖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之痛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之痒——它仍然是沿用了传统科学观的一些先验预设(如实在、基础、恒在等)。而一些SSK学者在反思反身性难题、打破这些先验预设时(如马尔凯的新文体形式),却反向性地陷入了反身性的单向解构路径,从而走向虚无主义。要想彻底破解科学知识社会学反身性困境,为当下知识的合法性提供认识论基础,乃至使整个社会科学走出反身性怪圈,关键在于对反身性概念进行元反思,充分发掘其所蕴含的建设性意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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