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争议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上得以正式建立,并将于明年开始实施,现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就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解读,结合先期我国各地试行刑事和解的具体实践情况,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案件适用少,诟病频的问题,从刑事和解的具体实施与建立配套制度方面提出解决办法,以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进而提高其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推动和促进我国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刑事和解为《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之一,可以有效地解决刑事中的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节约司法资源,并切实做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使加害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但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规定过于粗糙,只是一个简单的法条,其立法范围、和解协议、检察机关的角色和对刑事和解监督这几个方面存在缺陷,应该扩大刑事和解的疆界、法律规制刑事和解协议、明晰检察院的双重角色以及健全法律监督机制。立法完善后,不仅有利于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弥补,也有利于加害人更好的回归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适用条件粗疏、和解法律效果不明确、相关配套措施缺失等问题。应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质，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确定差别的适用条件、规定不一的法律效果并辅以社区矫正等配套措施。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运用和解方法处理刑事案件的做法却早已存在,而且刑事和解制度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中已存在的和解现象进行规制,以便更好地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增进社会和谐。     

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的评析——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更加注重和强调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公检法机关担任和解的主持人,刑事和解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终于使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刑事和解"有法可依",有了"名分"。但与国外先进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相比,仍然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应当在我国确立和发展。本文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从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障碍与冲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操作规范的初步设想及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构建。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及制度设计

刑事和解是解决刑事纠纷的新思路,它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注意对受害人利益的维护,打破了以强制性、严厉性著称的传统刑事诉讼制度。本文通过对两种解决刑事纠纷方法的对比分析,得出了在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的结论,同时提出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和程序。     

刑事二审程序司法制约的理性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二审开庭审理范围、限制了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次数、完善了"上诉不加刑"原则。本文从刑事二审程序的立法修改切入,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鲁西南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二审数据为分析样本,结合刑事二审程序的独立功能和价值,探讨《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刑事二审工作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并提出由检察机关监督和限制二审法院"自己决定是否开庭审理"和"随意启动发回重审程序"的司法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二审制度的审级作用。     

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虽然在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存在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3种学说,但是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刑事和解存在诸多区别,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嵌套在西方的法学理论体系之下。立足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和谐司法、利益兼得、契约理论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我国今后构建刑事和解程序奠定了基础。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研究

近几年来,刑事和解作为借鉴外国恢复性司法等理念而产生的一种创新性理论,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当前,如何解决我国刑事和解使用范围的模糊不确定、公权力的介入及在何种诉讼阶段介入、如何启动刑事和解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本文基于我国国情,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说和法律法规,探讨了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类型、刑事和解第三方主体,分析刑事和解使用阶段等问题,对如何建立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了相关看法和思路.     

论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保障功能

刑诉法具有保障刑法实施的功能。反过来看，刑法也具有保障刑诉法实施的功能。认识刑法对刑诉法的保障功能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我国尚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对我国刑诉法第12条之理解

文章在分析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起源及其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实践状况之后 ,考察了我国刑诉法第 12条及相关条文的规定 ,指出尽管我国刑诉法吸取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但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却并未正式认同这一原则 ,文章最后提出 ,我国应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律师职业责任的理论依据及实现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义务和职业责任的规定非常严格,但目前学界对律师职业责任的研究视角仅仅局限于法律责任层面,已经与律师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实际上,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是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形,而且关于律师纪律方面的处分规定比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内容范围更广,如果仅研究律师的法律责任则不能概括律师职业责任之全貌,应将律师职业责任的研究视角拓宽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律师的职业道德、纪律规范和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的完善

本文首先分析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立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 ,并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与之作了简要的比较。在此基础上 ,阐述了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构想 ,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刑事诉讼中的告知规则研究——以犯罪嫌疑人为视角

告知规则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公约及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在采取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时,应当告知其理由和依据,并且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国刑事诉讼法应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指导完善告知规则,对告知程序、内容、告知的方式、告知规则的保障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论刑事公诉程序的诉讼及时原则

修改后《刑诉法》涉及多处公诉制度改革,在扩大公诉环节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给公诉工作赋予更严格的标准和证明责任。基层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案件明显增多,公诉任务量加大。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的同时,公诉工作要从诉讼及时性原则出发,用好刑诉法赋予的程序、措施和手段,着力提高司法效率。     

关于"沉默权"的思考

简要阐述了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的涵义,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立的一系列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提出了质疑,对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的司法程序与国际接轨问题作了展望,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具有矛盾性：加强警检配合会削弱侦查监督;加强侦查监督则会使警检难以相互配合。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构建相互配合与协作的警检关系。同时,应当完善侦查权制约机制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但在司法实践中,其规定存在着不足。该文讨论了危险驾驶罪发生的原因、主要特点以及办理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