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的伦理反思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深刻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道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制度不仅我国古代社会有,还存在于外国历史上和现代法律制度中。但是,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时,"亲亲相隐"制度被当作封建糟粕被彻底废除,提倡大义灭亲,这与我国传承了数千年现在仍然适用的儒家伦理道德所倡导的价值观相违背。从现代法治价值的角度来看,"亲亲相隐"制度对建设法治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利用其价值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亲亲相隐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制度自春秋时既已初见端倪,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存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人民的文化结晶却被视作糟粕给抛弃了,而在外国甚至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这朵花却开得灿烂无比。对亲亲相隐,我们完全有必要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取其精华,让其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服务。     

重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它源于儒家思想,沿袭了两千多年。但在新中国这一制度却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本文从其合理性入手,重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及其制度构建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在汉代以"亲亲得相首匿"的形式被正式确定。近年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日渐升温,取得了诸多成果,尤其是对其与亲属拒证权所做的联合考察。但研究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并且包含许多感性成分,同时对反对者的意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拟梳理诸方争论焦点,指出恢复"亲亲相隐"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并就其当代构建提出自己的意见。     

基于人性化视角的亲属免证权设立探索

本文从一则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入手,论述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亲亲相隐＂制度回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其如何在现实中适用进行了探索。     

浅析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外法律传统中共有的一项制度。当代中国大陆法律抛弃了这一制度,而我国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法律都将其继承下来。本文通过对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理论基础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并探讨现代容隐权的构建。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当代中国的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故应对其予以重新分析和审视,实现其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换.     

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契机与路径——从悬赏举报与“亲亲相隐”的关系切入

逃犯高玉伦被其侄女婿扭送归案,在社会上引起热议,这与10年前学术界关于"亲亲相隐"的争论是相呼应的。在争论的背后有三个方面需要反思:首先,做好人并不意味着拒斥物质回报,当代德福一致的可能形态应该容纳动机与效果的双重考量;其次亲情伦理与国家法制的两难并没有因为后者的思辨与逻辑殊胜而水落石出,赞成"亲亲相隐"的努力恰好是传统道德现代转型的可能性证明与良好契机;最后,传统道德现代转型急切需要一场古今中西的真正对话,当代中外少数学人的努力已经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参考。     

亲亲相隐制度的探讨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现代刑法以宪法为基准,本着以事实为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摒弃了亲亲相隐,但这项制度依旧存在许多可借鉴之处,值得考量。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当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以儒家思想为支撑,特色在于对触犯法律后亲属之间的包庇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当代,我们在摒弃其包含的封建落后内容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及其他地区、国家相关立法例,以期找到对我国现代刑事法律的启示之处。     

亲亲相隐原则的法理探析及其在当代中国命运之检讨

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统治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新中国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从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审视，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前瞻其在中国未来之命运，应在刑事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表现为一定的亲属间相互享有作证豁免特权，但必须对内容进行一定的整合。     

从新刑诉法中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看“亲亲得相首匿”的中华法制传统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亲亲得相首匿”的基本法律原则。在以家庭为本位、重视血缘亲情关系、提倡礼与法相融合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富有人性的原则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试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中华法系中“亲亲相隐”的法治传统的历史发展、长存于古代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     

从现代阐释学角度体味《离骚》魅力

一部作品阐释的空间越广,对社会的影响也就越大。同时阐释的过程也是从简单的认识论上升到本体论的过程。古往今来,人们对《离骚》的阐释已超出它本身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以现代阐释学的观点来梳理《离骚》的解读情况,我们会发现《离骚》的题名、结构层次、主要意象和文本内涵的能动性理解等几个方面都有继续阐释的空间,里面有无穷的魅力。     

浅议儒道佛之“我”观

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文化体系对"我"有着独特的注解和阐释。儒家将求"私我"、"大我"和"自制我";道家崇尚"柔我""不死我";佛家在"无我"之前提下讲究"净我"。本文通过儒释道三个不同角度来探究"我"的含义。     

论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比较媒介体制》一书提出了三种体制模式，对于我们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同的国家、政府和媒体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各个历史阶段中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并对目前网络社会中我国的媒介体制的变化进行简单的分析，进一步阐释应该达到一种和谐的政媒关系。     

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从《论语·子路十三》与《欧绪弗洛篇》的比较谈起

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在西方普世价值的包围下的崛起,并且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现在性崛起。因此,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无疑是最关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论语·子路十三》与《欧绪弗洛篇》的争论。本文拟关于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争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儒家“直”“隐”基本内涵及价值旨趣

儒家思想中"直"与"隐"的相关问题一直具有争议,学界不乏从文本进行理解的,也不乏从语境进行阐释的。事实上,对于"直"和"隐"的基本内涵应该要从文本和语境两方面结合来理解。既不可简单地认为儒家思想因为父子互隐而强调血缘至上;也不可简单地从字义解释上来为"直在其中"作辩护。儒家思想强调的是"直"中有"隐","隐"中含"直"的道德伦理观,这种道德伦理观对于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构建和谐的家庭、社会伦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古代作证豁免制度

我国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后,我国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的继承这个观点,使得作证豁免制度成为我国封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从现代社会法治角度来看,作证豁免制度是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是对人权的保护,仍具有存在的价值。本文从法制史角度,全面透视作证豁免制度全景,通过分析作证豁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来阐述现行诉讼制度该如何吸收我国古代作证豁免制度。     

儒家核心术语的翻译——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

通过考察对比理雅各、辜鸿铭等不同文化身份的译者对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儒家核心术语"仁"和"德"的英译,可以发现翻译并不是传统翻译研究以为的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文字转换,而是一个斗争之域,其中充斥着各种势力的交锋,既有殖民者对弱势文化的改写,也有弱势文化译者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     

儒家私德与公德的冲突及其现代转化

儒家私德伦理主张"亲亲为大"的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血亲宗法关系的层次之分不能兼爱,强调为了孝道可舍弃公正,这不免给人们带来错误的心理和行为暗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主张家国同构、以家庭为本位,家庭私德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儒家伦理思想的主导性伦理道德,且与社会公德发生了冲突。随着血缘宗法制的衰落和现代文明的进步,我国已由熟人熟事社会跨入陌生人物的社会。以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点,结合西方社会德性的涵养方法,型塑我国公民的现代社会公德观念,构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