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女性婚恋观调查研究——以临沧市双江县为例

临沧市双江县拉祜族女性的婚恋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不断变迁。通过问卷调查和田野访谈发现,原先长期封闭的村寨生活使当地中老年拉祜族女性较多继承和保持了传统的婚恋观;而社会经济的变革加剧了对婚姻的影响,青年拉祜族女性婚恋观日渐开放,出现了传统习俗与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相冲突的现象。因此,在传统习俗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下,要对拉祜族优秀的婚恋文化加以传承,对其与社会文明相冲突的婚恋观念应从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等方面进行积极引导。     

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以金平县联防村黄苦聪人的习俗文化为例

金平县联防村的黄苦聪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从高山箐林中搬迁定居至今,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传统的新米节与＂老年＂相应置换为中秋节与春节;丧葬仪式延续了传统,而婚俗却有较大变革。这些体现了其习俗文化既坚守传统,又受文化涵化的影响,呈现诸多变迁。     

拉祜族文化的旅游价值及其开发——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例

拉祜族是云南15个特有民族之一，拉祜族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和民族文化大省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讨论拉祜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以全国唯一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例，提出了拉祜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一些建议和措施。     

拉祜族的传统文化与教育——以博村拉祜族村寨为个案

博村存在的两种文化教育现象———传统文化生存教育和现代学校的文化教育的人类学视角解读和分析表明:目前博村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两种教育方式的冲突,这种冲突和不和谐的关系限制了整个拉祜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导致教育的落后是多方面的,为改变这现状,需要突出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发展教育模式,构建出多元文化和谐互补的人文教育环境。     

橡胶经济背后拉祜族女性生育观的转变——以西盟南约寨拉祜族为例

拉祜族作为山地民族,游猎、游耕的传统生计方式需要维持着一定规模的群体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拉祜族女性的生育率有一定的要求.而传统生存环境中较差的卫生条件影响着妇女产婴的出生率与存活率.近20年来,橡胶种植作为一种新的生计方式的引入,对拉祜族当地的经济条件、妇女受教育水平、饮食营养结构、公共卫生条件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拉祜族妇女传统生育观念、生育任务以及妇女家庭角色在橡胶经济影响下的变化进行探讨.     

贫困与发展——苦聪人指导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一个社会的贫困虽然表现为经济的物质的匮乏,但是这种贫困的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根源。扶贫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指导变迁。要根除苦聪人的贫困,有必要对其传统文化进行研究。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建设——以山东省实证调查为例

基于山东省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的实证调查,探讨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协同作用,重点分析社会组织在山东省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发展平台。山东省社会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要发展社会组织,必须健全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现代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组织发展问题探析——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社会组织为现代社会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整合平台与管理途径,是保障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当前的社会管理中,六盘水市的社会组织面临法律体系薄弱、监管体制落后、社会支持不够、缺乏活动资金等问题,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健全法律体系、改革管理体制、丰富扶持政策、拓展资金渠道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与方法,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试论农村重度残疾人的社会救助——以安徽省桐城市X村为例

社会救助作为残疾人工作的重点对于农村重度残疾人群体的生活维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安徽省桐城市X村重度残疾人的调查,发现农村重度残疾人目前享有的社会救助效果有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政府支持以及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找出相应对策。     

双重合法性和社会组织发展——以北京市19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为例

以北京市19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作为案例,讨论了社会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问题,研究发现,尽管外部合法性提供了社会组织与外界互动的制度性保障,但内部合法性是一个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这两种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关键的影响力。     

社会公益组织短期支教活动的现状分析——以湖南省义仓公益暑期夏令营为例

社会公益组织短期支教活动是支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者人员组成的多样性和社会关注度的广泛性是其特有的优势。但是,社会公益组织短期支教活动也存在缺乏完善的后期回访系统等问题。本文以湖南省义仓公益暑期夏令营为例,浅谈社会公益组织短期支教活动的现状。     

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遵义市为例

协调好土地利用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各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需求,探究如何促进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对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遵义市为研究区,构建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遵义市2008—2017年的"土地利用-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2008—2017年,遵义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两个阶段5个发展特征;协调发展类型由土地利用滞后型转变为社会经济滞后型。遵义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关系较好,针对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强度低于土地利用强度的情况,建议合理地制定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注重经济转型、社会发展更好地提升土地利用潜力。     

基于改进城市引力模型的高速公路社会经济适应性研究——以宁武高速公路为例

为提高高速公路与区域社会经济适应性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本文通过从经济、社会和交通3个维度选取指标,综合构建了高速公路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改进的城市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分析评价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宁武高速公路的社会经济适应性。实例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全面地反映高速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社会和交通的影响,提出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对高速公路后评价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转制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以B市M社区为例

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较快,学者们都将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加以关注。但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社区,对转制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关注较少。而这类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在产生原因、发挥作用、组织的种类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值得研究。通过B市M社区这个典型的转制社区的社会组织的现状的考察,对其发展进行一些思考,对相关研究做一些补充。     

性别比、婚姻挤压与妇女迁移———以拉祜族和佤族之例看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移问题

应用人口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 ,讨论了我国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与少数民族妇女从边疆迁徙到内地省区之间的关系。从云南拉祜族和佤族妇女的婚姻迁徙人口统计数据中看到 ,某些汉族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后 ,逐渐突出的婚姻挤压问题引发了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徙 ,并从而使得部分小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面临更大的婚姻挤压和其他社会问题。     

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实证研究———以甘肃省 Y 县为例

通过对甘肃省Y县的实证调研,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保障民众权益与减少社会矛盾两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带来了需要进一步探讨与解决的诸多问题,即如何保障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如何促进评估范围的多样化、如何确定与贯彻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化与全面化及如何把握评估程序的有序化等。未来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设可从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评估范围的动态化、评估内容的精致化及评估程序的严格化等方面调整。     

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扶贫问题探析——以社会组织在非洲的扶贫活动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成就显著,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应积极支持社会组织走出去扶贫,传播社会组织扶贫的中国经验,讲好减贫的中国故事。当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扶贫刚刚迈出步伐、经验不足,还面临资金、管理、社会认同等困境以及法律法规缺失的障碍。对此,政府应该将推进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扶贫提升至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从资金、制度、能力、平台等各方面予以支持,并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同时培训受援国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能力。     

论宋初的社会流动——以武将群体为例

在五代宋初,募兵制度的盛行、文官制度尚未确立的背景之下,武人专政迭起,社会各个阶层的身份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中下层身份的人群可以通过这一动荡时期的途径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属性,成为社会垂直流动大幅度加快下的受益者。文章对于五代宋初的武将群体的出身环境、个人所具备的才能和他们得以成为武将的流动途径进行分析,希望把当时各阶层出身武将的流动过程以动态的角度呈现出来。     

社会软实力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以郴州为例

软实力竞争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社会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社会和谐程度、自治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及社会满意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郴州社会软实力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据此提出提升社会软实力的四条路径:构建社会安全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大力优化政务环境。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历程、困境与对策——以深圳D社区为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伟大战略实践中,城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的主要功能载体,是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依托。对深圳市D社区的个案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经历了从关系松散的草根型组织到关系紧密的集团式组织的发展过程。目前,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尚存在定位不准、资金不足、人才缺乏、信任缺失等一系列发展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观念落后、管理体制不规范、发展基础薄弱、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消除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一方面需要政府强化社会组织外部责任约束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组织自身优化内部管理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