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简介

由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主办,《科技导报》、《中国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院刊》和《中国基础科学》4家杂志承办的201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于2011年1月18日揭晓。＂拓扑绝缘体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上发现首个反超核粒子——反超氚核＂、＂揭示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式维甲酸联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分子机制＂、＂中国发现10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银屑病、白癜风和麻风易感基因＂、＂揭示水稻理想株型形成的分子调控机制＂、＂大地电磁测量揭示青藏高原东部有两条地壳物质流＂、＂揭示蛋白质赖氨酸乙酰化在细胞代谢中的调控作用＂、＂基于超材料实现微波段三维隐身和电磁黑洞＂和＂实验实现最远距离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等10项由我国科学家完成或为主完成的重要研究进展入选201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张来举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１日，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Ｐａｕｌ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１９２４－１９９４）．因患脑瘤于日内兀逝世。１９９４年３月８日，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Ｓａｘｏｎ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保罗·费耶阿本德，...     

关于海峡两岸部分气象异名名词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分布的《大气科学名词：１９９６》和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气象学名词．第四版》的对比，发现海峡两岸名词大多数是一致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科学概念在传播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有部分名词在两岸的定名不一致。本择取若干条名词加以分析、比较，提出推荐用名，蔽帚自珍，抛砖引玉。     

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回顾--《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导言

本是作为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科学思想卷》写的导言，包括作研究科学思想史的起因、科学思想史的内涵、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模式和该书的特色。     

“科学论战”中的皮尔逊

卡尔·皮尔逊[1]（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有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1892）。皮尔逊的思想在本世纪初应运而来，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的介绍、科玄论战和《科学的规范》的翻译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本文着重论述在科言论战中，以丁文江[2]为首的科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引用。介绍、理解及引申，和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反诘、批评、误解与曲解，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一独特的插曲作了某些探讨。作者从中看到：1．本世纪初叶，批判学派对中国科学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像；2．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哲学和科学精神的理解远远超过50-70年代的学人，在对科学文化意蕴的把握上乃至高于今人。     

影响中国历史的九篇政治美文

中国从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为数不多。我排了一下有9篇。它们是：1．贾谊《过秦论》；2．司马迁《报任安书》；3．诸葛亮《出师表》；4．魏征《谏太宗十思疏》；5．范仲淹《岳阳楼记》；6．文天祥《正气歌并序》；7．梁启超《少年中国说》；8．林觉民《与妻书》；9．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项羽为何不肯过江东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霸王,关于他的传说汗牛充栋,这其中又以他自刎乌江最为慷慨悲壮,在民间流传也最为广泛。关于他的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南宋词人李清照为代表,她在《乌江》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做出高度评价和赞扬；一种是以晚唐诗人杜牧为代表，他在《题乌江亭》中写道：     

心脑关系的“普特南问题”

普特南（HilaryPutnam，1926─）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他的心脑关系学说问题新颖，论证奇特，在美国和欧洲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笔者曾以普特南的哲学思想为主题作博士论文，为普特南的心脑关系问题所吸引。普特南的心脑关系学说的论述出自以下三本著作：1．《思想，语言与实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第1版；2．《理性、真理与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第1版；3．《语言与生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第三版。笔者窃以为普特南在上述著作中提出的心脑关系问题在未来的形而上学思考中仍有相当的脱力，故归…     

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

什么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就是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有所创新，以新的成果作为对学术发展的奉献。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研究学问，是要接受一种有系统的知识，而窥破他有不足或不确的点，专心研求，要有一种新发明或新发现，来补充他，或改正他”。（引自蔡元培《为什么要研究学问》，１９３５年６月）我国著名化学家黄子卿先生也曾对科学研究作了很透彻的说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大小，要看提的问题如何。提出的问题一定要是新的，首先是新的主意，新的见解，如果主意不新，方法新也好，…     

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新探

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新探樊春良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建立标志着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Ｒ．Ｂｉｅｒｓｔｔｅｄｔ在。《美国社会学理论：批判史》中这样写到：“问默顿在这个领域（指科学社会学）贡献了什么，几乎是问错了问题。若把科学社会学比作一片海洋，...     

品读《一名之立，费三百载》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①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曹操的特种部队

提起＂特种部队＂,人们的潜意识里往往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的＂发明创造＂。其实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有＂特种部队＂了。三国时的魏、蜀、吴都有自己的特种兵,而又以曹魏的＂特种部队＂最为强悍。这点在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中都有描述：＂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率,进降江陵。＂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科学史与人文主义

本文利用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人文主义阐释，来考察科学史与人文主义的和者主要依据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科学史研究是人文主义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思想和生产，它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作为一门思想史，它还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     

面向培养理工科研究生综合素质的STS教育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都把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作为重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大学的研究（学术）与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讯》编辑部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讨论“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的论题是非常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哪些官员自称奴才

消融满汉之说出,于是有请满汉臣工一律称臣,不称奴才者。 ＂奴才＂二字何自出？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非也。骂人奴才盖北俗,中原无是语也。有之,自晋始。晋世五胡人中国,胡言遂载以俱来。《刘渊载记》（《晋书》于五胡及诸割据者,别为载记,附于卷末。刘渊、刘曜,皆匈奴也,不得以汉姓而误为汉人）：     

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

《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其中包含了许多科学技术内容。该文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探讨评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古代人天关系的创造性理解和运用，以及司马迁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的独到的见解和发挥，并对《史记》中记载的一些科学技术史实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

《科学技术发展定律》之第一定律是在拙著《同一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惠威尔、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夏皮尔、劳丹及国内科学哲学界时贤的科学发展理论提炼出来的。它的定义是：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绝对难度越来越大，相对难度越来越小，成果水平越来越高，成果     

与魔共舞：两位国外管理学者与企业界合作的体会

产学研结合，说起来重要，做起来难，因为各自使命和价值观不一样。可是，时代又呼唤大家开展更多的产学研结合。2007年第4期《决策科学》杂志上，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斯米尔商学院的V．Daniel R．Guide，Jr副教授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社会创新中心主任LukN．Van Wassenhove两位管理学专家共同发表了《与魔共舞：与企业合作，但是在学界发表文章》的文章，记述了他们的切身体会，值得参考。     

县——county还是city？

一直以来,中国行政区划单位之一的＂县＂被英译为＂county＂。笔者查阅了国内较权威的几本汉英大词典,如《汉英词典》（修订本）[1]《新时代汉英大词典》[2]《汉英大词典》[3]以及《远东汉英大辞典》[4]（原主编人为梁实秋）等,均把＂县＂翻译成＂cou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