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伦理何以可能:现有方案及其改良

人工智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作为人工智能新兴研究领域——机器伦理的核心内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将道德推理统一于一个总原则之中,对机器伦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功利主义预设了一种拉普拉斯式的万能神灵理性观,在应用于机器伦理时,需要通过"有限理性"与"捷思法"对之进行改良。义务论对伦理中"应然"维度和规范性的强调,使机器难以有效解决道德规则冲突,因此,义务论进路在整体上并不适用于当前以计算和遵守规则为核心的智能机器。     

责任缺口、道德图灵测试与可担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

智能机器的自主性带来对责任缺口的担忧，解决办法之一是逐步发展与自主性相适应的、可望负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被普遍认为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的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尽管无法成为个体责任主体，仍有望通过广义道德图灵测试的方式，获得特定社会领域的准入资格，以作为某种准道德主体成员承担特定社会角色，与人类责任主体在集体行动中共担责任。为此，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建构最好采用结合自上而下的伦理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伦理学习的混合设计，注重在联合承诺及合作互动中促成共同体成员的善，创造更负责任、更可预期的角色行动。     

技术调解下道德主体的重构探究

技术调解理论对人与技术互动机制的探讨不仅揭示出了技术之于人的境遇性存在,也对传统技术伦理的二元框架及人的绝对主体性产生了冲击。对此,沿着关系论进路,道德主体的界定标准可概括为自主程度及伦理意向性,人与技术物的道德角色也可据此分为三类:面向平凡技术物的操作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工智能体的功能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类行动者的伦理型道德能动体。对中国伦理语境而言,道德主体界定的关系论进路与天人合一观具有内在一致性,而对道德主体的重构也构成了我国传统技术伦理思想的现代语境。     

反思康德式间接义务论——从强间接义务论到弱间接义务论

康德式间接义务论认为，我们反对虐待动物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不是为了保护动物本身，这种观点是值得反思的。本文区分了弱间接义务论与强间接义务论，弱间接义务论不否认动物本身具有道德地位，而强间接义务论则否认动物本身的道德地位。强间接义务论者一方面反对虐待动物，另一方面却认为动物本身并不值得我们给予直接道德关注，这种立场难以自圆其说，它面临着经验性反驳和规范性反驳。一种回应这些反驳的思路是，建立某种基于美德伦理的间接义务论，然而美德伦理并不否定动物本身的道德地位。强间接义务论者还试图通过“素食归谬”来否定动物的道德地位，但实际上，素食主义可以得到来自美德伦理和康德道义论的双重支持。总之，一种否定动物道德地位的间接义务论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应当用弱间接义务论来替代强间接义务论。     

人工智能框架问题的情境表征

经典人工智能中的一个主要难题是"框架问题",即智能体如何在行动中有效和恰当地表征一个变化的、复杂的世界.本研究以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与框架为视角,认为智能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表征生成于情境化的实践过程,人工智能应对复杂情境的举一反三、随机应变是情境化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动态维度的地方性产物,人工智能框架问题表征的规范性,正是...     

人工情感智能体的道德赋能问题探析

伴随着情感计算、情感脑机接口、人工心理等技术应用的发展，有“情商”的人工情感智能体逐渐成为可能，情感与道德的双重嵌入议题进入学界视野。一方面，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情感嵌入技术和实际应用需求决定了人工情感智能体具备道德赋能的现实可行性；另一方面，囿于计算主义技术争议、情感真实性争议和主体认识论争议，人工情感智能体的道德赋能陷入理论困境。考虑到人工情感智能体的技术与应用特性，我们需要从技术伦理审查、现实应用情境和主体思维观念等角度为道德赋能创造条件，以防范人工情感智能时代到来可能面临的伦理挑战。     

环境美德伦理视域中“雾霾”的道德责任考量

"雾霾"是多元主体在纵向时间中行动产生的后果,它具备一般环境问题所存在的道德责任难以衡定的特征,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道义论都无法为该问题提呈一致的责任举证方式。环境美德伦理强调行为者在环境行动中必须拥有稳定的德性品质,强调行为者所在共同体必须具备优良习俗和正义制度。从实际效果看,环境美德伦理在应对类似"雾霾"的环境问题上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的理论优势,它能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持久的规范保证。     

论智能化时代的伦理重塑

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引发了诸多道德判断困境及其伦理思考。智能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革命性力量,警惕科学技术异化力量的负向作用,反对目的论和义务论的伦理错误倾向,在主体设计、制度管理、公众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伦理重塑策略,以期人类社会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向善"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人工智能机器具有道德主体地位吗?

人工智能机器是否具有道德以及是否构成道德主体引发学者思考,这涉及到对于道德主体的界定、对道德主体标准的思考,更涉及到对于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区别的反思,我们在对道德主体标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嵌入的人工道德主体进行伦理建构,在智能机器设计之初把“善”的理念嵌入到人工智能机器中,促进与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     

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伦理辩护

自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开始关注农场动物的福利状况和讨论动物权利开始,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成为西方生命伦理探讨中最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深生态哲学作为三种最有影响力的伦理观点虽然在辩护对象、伦理学基础和现实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却有着共同的终极理论指向,那就是给予动物和各类自然生命以不同程度的道德关注,构建人类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的新道德哲学。     

人工道德智能体何以可行——基于对价值敏感性设计的审视

人工道德智能体自主程度越来越高,其引发伦理困境的实质是自主机器系统的“技术偏见”与人类伦理价值的冲突.当前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建构依赖的特定技术模型或伦理理论并不完善.价值敏感性设计为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实现提供多维视角,是一种整体性、动态性的实践方法论.在该框架下,人类价值被系统性分析并被嵌入到人工道德智能体之中,但该方法仍...     

过程论视域下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论辩双方皆从后果论的分析框架出发,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使得论辩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通过引入现象学的过程论思想,表明道德增强技术恰恰构成了对传统德性习得过程的省略甚至剥夺,使该项技术进一步导致个体经验的剥夺和个人同一性的剥夺这两个伦理问题。从而道德增强技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提升人的道德能力,反而会因为道德经验的普遍阙如,使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道德能力成为不可能。     

论信息安全的道德防线

信息安全不仅需要技术、法律层面的保障,而且需要构筑必要的道德防线。对于信息安全负有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开发者和信息系统的管理者。与此相对应,可以设定有关信息安全的三个系列的道德准则。黑客伦理作为黑客亚文化群的行为准则,既可能导致危及信息安全的行为,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的道德意义。     

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研究

伴随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越来越融入当前的社会环境,它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具备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工道德行动者。一些学者认为康德哲学为建构人工道德行动者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相较于易受感性经验影响的人类行动者,以康德哲学为伦理框架设计的道德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更有资格作为康德哲学语境中的道德行动者。不可否认,康德伦理学对建构道德机器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也应该是机器人伦理学研究中的必要目标。但是,按康德伦理框架创造的人工道德行动者是纯粹理性的道德机器,缺失了真正道德行动者应该具有的实践性情感能力,因此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不能获得真正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迈克·W·马丁工程道德创造思想述评

作为国际工程伦理学界的重要领军人物,迈克·W·马丁的"工程作为道德创造"思想具有独特的理论旨趣。他揭示了科学和工程中的道德创造悖论,并指出如何消解这一悖论;批判性地解读了工程创造中的道德运气,展现其对科学家和工程师道德评价的独到见解;诠释道德领导的内涵,阐明道德领导在工程创造中的重要性。对马丁工程道德创造思想的梳理和分析,展示了从工程创造活动本身探寻内在道德之维的工程伦理进路,对深入理解工程伦理的多元化愿景和进一步推进工程伦理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实在论走向关系论:机器人伦理研究的方法论转换

在探究机器人道德意义的进程中,机器人伦理学内部发展出了两条不同的方法论进路: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和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将机器人的道德意义建立在机器人的客观本质和特征之基础上,这既使它陷入了巨大的理论困境,又使它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实践悖论。通过将机器人的道德意义与机器人在具体的人-机器人关系中呈现于人类意识面前的表观特征相关联,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优势:它不仅避免了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和实践悖论,而且还对人类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确证了从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走向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必然性。     

环境美德伦理的方法论疑难辨析

用传统美德伦理思想观照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形成别具理论特色的环境美德伦理是当前美德伦理学与环境哲学研究的重要潮流。尽管如此,环境美德伦理自身也遭到了规范的效用性、限制的正当性等方面的质疑与挑战。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传统美德伦理产生的基本前提、逻辑思路与目的归宿,就会发现这些挑战并不能真正威胁环境美德伦理的整体性论证。相反,面对当代严峻的环境问题,具有系统性思维、稳定性特征的环境美德伦理更有理论一致性和现实效用性的优势。     

大数据环境对民众伦理意识的淡化与冲击

伦理意识形成于人际交往过程中。大数据环境下,由于人际网络广度的拓展、人际身份的虚实交错等,逐步淡化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就在大数据这种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下,"道义论"和"后果论"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评判策略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下;大数据环境基于此造成了一个道德规范容易放松道德约束的行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