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银行业竞争格局正经历巨大变革,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银行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融合的视角,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我国120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考察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演变规律及其来源.最后考察了银行数字金融水平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极化差异.在东部地区,银行数字金融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具有相互促进效应,而在东北部地区则会产生抑制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两者没有明显的互动效应.本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水平测度的构建体系,为揭示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差异状况、探索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提升对策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     

人力资本外溢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以城市作为企业选址的备选空间单元,利用负二项回归考察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工业部门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溢出是影响新建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同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1)从地理空间看,在全国范围,中心城市的人力资本溢出有利于非中心城市吸引新企业进入,而在省域范围,省会城市的人力资本溢出对非省会城市企业选址的影响并不显著;(2)从企业类型看,人力资本溢出对大型企业选址的作用要强于中小企业,对非出口企业选址的作用要强于出口企业。鉴于新建企业选址对产业空间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对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政策的实施,乃至园区与城镇化建设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金融效应的统计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Diebold和Yilmaz (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研究2006年6月至2018年10月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选取宏观金融的核心领域,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汇率和大宗商品的静态溢出效应及其动态变化,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金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比较中国自身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效应,中国自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最强.稳定股票市场,预防外资恶意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是规避宏观金融效应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金融市场的净溢出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且与特殊事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第三,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空间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溢出强度和溢出同步性两个方面.     

金融发展、空间效应与房地产库存——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利用200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空间关联效应增强,房地产库存全国范围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金融发展规模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不显著,金融发展结构与金融发展效率都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显著。其中,金融发展结构与房地产库存正相关,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强化这种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房地产库存负相关,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弱化了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除此之外,进一步考察了房价和市场化指数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发现房价对房地产库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市场化指数则对房地产库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强化了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     

金融科技的风险管理赋能:基于中国银行业的经验研究

金融科技是赋能银行创新改革的关键.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收集城市金融科技专利数据,创新构建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并基于2013-2018年中国148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定量考察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金融科技发展赋能银行显著降低风险水平,且这一赋能效应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金融科技”主题类关键词获得城市层面的百度新闻数作为工具变量,实证结果依旧显著.主要发现在替换代理变量定义方法,控制空间溢出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赋能通过减缓信息不对称,促进业务边际拓展和增强风险应对能力等渠道实现银行风险降低的作用;同时,市场监管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居民征信意识的增强均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的风险管理赋能效应.在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全面识别金融科技赋能银行风险管理的经济后果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公共基础设施

本文基于财政-金融交织的视角,通过梳理财政分权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影响机理,发现金融分权通过作用于政府财力对公共基础设施产生影响,因此综合考虑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影响.通过构建包含二级政府的内生增长模型,得到均衡路径下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和地方公共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呈倒U型关系.使用2006-2016年中国31个省市相关数据进行空间面板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本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相邻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不仅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产生倒U型影响,也对相邻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间接影响;财政分权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倒U型影响较金融分权更为显著.     

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以联立方程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30个省份地区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总体FDI以及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其他外商投资带来负向溢出效应,总体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当进一步考察外资来源国差异是否导致其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不同影响时,发现总体而言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分别对两者的劳动生产率都产生积极影响,其中东部地区效果显著,中西部地区作用尚不明显.本文证实了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论点,说明了除示范和学习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外,竞争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亦显著存在.     

中国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吗?

本文基于中国2002年-2019年间268维月度经济金融数据实现中国政策、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的分离测度,并进一步利用动态溢出指数以及STVAR模型考察其关联机制与影响动态.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推升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受到经济与金融不确定性的正向反馈影响,然而其影响效应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发生了显著逆转,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在后危机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受不确定性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摩擦强度等影响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例如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加剧作用会随着不确定性水平和金融摩擦强度的提高而明显增强,但在经济平稳运行期间可以得到有效缓解.这些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宏观不确定性的理论内涵、合理把控经济体的不确定性水平、切实完善中国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政策框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针对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特质,构建了横截面数据半参数空间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cross-data semi-parameter spatial structure vector autoregression,CSSSVAR),估计了人力、物资和RD资本与其空间滞后的数量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模拟了上海地区的RD、物资和人力资本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RD、物资和人力资本的空间块状分布明显.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是资本积累的"热点"区域,而西部地区则为"冷点"区域;上海地区RD资本积累的"中心效应"和"极化效应"显著,处于资本积累的"区位锁定"阶段;人力资本积累的"涓滴效应"突出,处于资本积累的扩散阶段;物资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具有断裂性和跳跃性.     

房地产对金融体系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AR-GARCH-CoVaR方法

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各国研究者开始深入研究房地产部门与金融体系的这种连带关系所传达的信息,并思考应对之道. 本文首先从资产价格波动角度分析了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的机制和传导过程. 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引入AR-GARCH-CoVaR模型,估算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 研究表明：银行将房地产作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投资行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20%左右,但这20%的贷款可能产生的风险却几乎相当于金融系统自身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房地产部门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存在顺周期性,这表现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房地产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大,而在2010年经济逐步恢复稳定时房地产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小.     

房地产投资、居民消费与城市经济增长

本文梳理总结了房地产投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利用我国253个地级城市2003-2016年面板数据,依据区域不同,将城市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依据中小规模城市标准,将城市样本划分为两个部分,使用PD-GMM (panel data-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方法,建立和估计了房地产投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5个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结论:1)城市房地产投资与城市产出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城市发展初期,城市产出会随着城市房地产投资的提高而增加,直至达到城市房地产投资的边际收益为0的点,城市产出随着城市房地产投资的提升呈现减小趋势.2)城市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居民消费对城市产出的正向效应越大.3)房地产投资的持续增加将减弱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城市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减弱效应越明显.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关联、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00~2015年26个主要城市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引入了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关联模式、区域经济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的偏微分方法实际分解了这种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空间权重下,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具有极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群经济关联模式不断向高级化演进;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进一步的效应分解发现城市群经济关联的直接效应为正但统计上不够显著,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总体影响系数更大。基于此,提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关联纵深融合、加速城市群经济关联空间溢出效应释放等政策建议。     

资本投入对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影响

要素流动产生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持续作用。通过构建GVAR模型,利用全国29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异质性基础上,实证了上海、武汉和重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以及3个中心城市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东部省际间经济增长的联动性较强,中部次之,西部较弱;而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不高。进一步对溢出效应的变量回归分析,发现本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溢出效应呈正相关,而外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溢出效应呈负相关;实证结果有助于规划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相互间的发展关系,推动创新发展。     

时空一致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00年至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本文计算出三类环境规制强度: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利用门槛模型(PTRM)和空间面板门槛杜宾模型(SPDM-PTRM)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分类型环境规制强度在时空统一过程中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约束特征,空间门槛溢出效应,溢出效应衰减边界及特征,结果表明:1)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差异性的非线性约束特征;2)特定强度的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溢出效应的空间衰减边界约在1500 km处,且异质性环境规制在距离约束下地理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溢出指数和复杂网络方法

基于信息溢出视角,采用溢出指数和复杂网络方法,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测度我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强度和方向,识别危机中的风险中心及演化.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具有波动性、不确定性及不对称性,整体联动能力较强;各市场滞后效应明显;市场受到冲击时接受风险的程度与其对外溢出风险的程度呈相反变动趋势;货币市场尤其是回购市场是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心,对外风险溢出效应最强,但在危机发生时相对减弱,而金属、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在危机时的风险溢出作用显著增强;债券和外汇市场被动接受风险的能力最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利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提升了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制造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相邻城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微观机理与动态模拟

针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企业生产率的设定、企业间知识溢出的机制、集聚地区生产率提高的来源等方面存在的3个“黑箱”,借助复杂经济学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利用遗传算法对企业的知识结构进行编码,并开发基于agent的空间经济仿真平台,模拟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和创新,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空间集聚的过程。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机制下的企业流动具有渐进性、双向性等动态异质性特征。在空间集聚过程的早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源于高效率企业进入形成的“拉高效应”和本地知识溢出的共同作用,集聚过程的后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源自本地的知识溢出,并出现低效率企业进入的“拉低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业态，能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赋能企业创新是政产学三界都高度关注且亟待解答的前沿理论与实践议题。基于“地级市-企业”的跨层级数据结构，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在其中可能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励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风险承担在数字金融发展赋能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更为积极地投身创新活动；风险承担的中介机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以及外部资金依赖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覆盖广度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研究为宏观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风险承担机制跨层级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对打开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黑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新业态赋能企业创新也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基于MSV类模型的中国汇市与股市间溢出效应

金融市场波动特征及溢出效应一直是经济、金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SV模型作为一种有效刻画金融时间序列波动的工具,极具应用前景,但用于测度溢出效应的向量SV模型由于参数估计困难而鲜见于文献。本文借助WinBUGS软件,采用基于Gibbs抽样的MCMC方法,运用DC-MSV模型和GC-MSV模型分别对汇市与股市间的动态价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汇市与股市间的价格溢出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总体为负相关关系;汇市与股市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但汇市对股市的波动溢出要强于股市对汇市的波动溢出,呈现不对称性。     

知识溢出的空间外部性测度——基于空间和产业双重维度

以知识生产函数为框架,将空间地理邻近和产业技术邻近同时引入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分析两者在空间知识溢出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实现了溢出效应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的有效结合.基于全国各地区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贝叶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去估计空间杜宾模型,并将空间外部性划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避免了空间杜宾模型参数的错误解释.实证结果不仅证实了空间外部性的存在,而且还发现基于技术邻近的区域内专业化经济促进创新产出的作用突出,而基于地理邻近的区域间空间溢出效应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