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CO2排放的因素分解: 基于LMDI模型

将LMDI方法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相结合, 建立了中国产业CO₂ 变动的结构分解模型, 并 通过中国1997、2002、2007年不变价投入产出表, 分析了1997-2007年全周期以及1997-2002 年与2002-2007年两个子阶段中国产业 CO₂ 排放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 最 终需求总量变化是驱动中国产业 CO₂ 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其中出口、投资要比国内最终消费的 影响力更大; 各产业能耗强度的下降是中国产业 CO₂ 减排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从产业视角看, 能源工业与重制造业是中国产业 CO₂ 排放的'大户'. 长期看,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转变, 能 耗继续上升与 CO₂ 排放增加的趋势则很难改变. 中短期内, 适度增加进口、抑制出口, 改 变进出口结构, 同时继续降低各产业、尤其是能源工业与重制造业的能耗强度, 是抑制中国产业CO₂ 排放过快增长的主要途径.     

基于结构分解的北京能源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分解技术,开展北京市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研究,将其分解成:能源投入系数、完全需要系数、最终需求结构系数、最终需求、最终能源消耗系数五个因素.利用北京市1997-2012年实物价值型能源投入产出可比价序列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总体来说,北京市能源强度一直呈下降趋势;2)能源投入系数和最终需求的变化是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3)完全需要系数和最终需求结构在不同阶段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到了不同的促进或抑制作用;4)最终能源消费系数的影响作用较为微弱.     

有市场协同作用的竞争设施选址：模型与比较

针对产品或服务市场有协同效应的竞争设施选址问题,首先提出了协同效应的定义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协同效应函数,并建立了有协同效应的最大俘获选址模型. 对于分段类型的协同函数,分别通过计算试验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有协同效应的新问题P₁与无协同效应的原问题P₀最优解之间的关系; 并对原问题P₀最优解取不同水平值时,新问题P₁最优解是如何随协同效应函数参数的不同而变化做了具体分析,结果对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的博弈树相关均衡分析

哥本哈根议程凸显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博弈冲突性.借鉴Forgó的博弈树相关均衡概念,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主体,划分京都议定书时期,哥本哈根协议时期和未来长久时期,建立了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的序贯决策博弈模型.根据2007 年IPCC第一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研究结论,建立CO₂浓度与全球气温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MA（4,2）预测模型,得出长期目标下各种减排路径的CO₂浓度贡献值.结合谈判设定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率,计算各减排路径的全球气温变化,运用线性规划GHGAME 求解博弈树相关均衡结果.研究表明,根据前一时期减排进展采取相机调整的国际气候谈判方案,减排效果要好于谈判初期采取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发达国家是否率先切实履行减排承诺,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效果至关重要.     

考虑碳排放的发电侧多属性采购第二价格拍卖

电力生产是我国CO₂排放的主要来源, 电力碳减排将成为我国碳减排的关键工作. 在竞价上网中, 将发电侧CO₂排放量作为一个指标和价格指标一起作为决定拍卖胜出者的依据, 构建多属性采购拍卖的效用函数和评分函数, 建立考虑碳排放的电能多属性采购拍卖机制. 同时, 进行激励相容性分析, 设计出采购拍卖流程, 最后案例分析表明该机制可以诱导发电公司按照自己真实成本进行报价的行为和减排行为, 对促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和低碳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城市群建设改善还是恶化了城市空气质量?——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城市群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新趋势.如何准确地认知和评价城市群建设对我国环境尤其是空气质量的影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五大城市群建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建设降低了城市群城市AQI、PM₁₀和PM_2.5浓度;产业集聚改善了空气质量,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恶化了空气质量;季节和气象因素也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冬春季节的城市空气污染高于夏秋季节;各城市群建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继续推进城市群建设,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群发展;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城市群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建立城市群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促进城市群的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双碳目标下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有效性——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探究以环境信息披露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对如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创新性地从城市异质性、作用机制、协同减排和动态性等角度弥补了环境信息披露分析的不足。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中国城市碳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策效果随着时间演进而呈现日趋强化的特征。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对西部城市、五线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的碳强度具有更明显的降低效果。环境信息披露能够通过科技支出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显著降低碳强度，城市化效应则起到相反的作用效果。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可以减少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剔除相关环境政策干扰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降碳效果的全面评估为构建多元化的环境规制手段，推动协同减排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分解我国能源强度影响因素

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将影响能源强度的指标分解成:能源消耗系数、完全需要系数、最终需求结构系数、最终需求、最终能源消耗系数五个因素.通过1987--2005年的实物价值型能源投入产出可比价序列表, 得出结论:能源消耗系数和完全需要系数是影响能源强度的主要因素. 1992--2002年,能源消耗系数的变化是导致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完全需要系数对1987--1992年的能源强度降低起到主要作用,但在2002--2005年, 能源强度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     

碳配额交易机制下竞争企业低碳技术扩散——基于复杂网络的演化博弈分析

碳配额交易机制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有效的碳减排市场激励手段.为了探究此机制下企业生产、减排和碳交易的最优决策以及低碳技术的扩散度,构建了低碳技术-传统技术两种减排博弈模型,分析各参数对最优决策的影响;同时,以WS小世界网络为载体,设计演化规则,利用数值仿真探索各要素对低碳技术扩散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碳配额和竞争强度升高对减排水平、碳价格和碳交易量提升无益,但产量与碳配额正相关,与竞争强度负相关.宏观层面,低碳技术的扩散程度取决于企业间竞争强度以及碳配额水平,碳配额的降低以及企业竞争强度的减弱都能够促进低碳技术的扩散.与补贴机制相比,碳配额交易机制可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即碳配额交易机制能够促进低碳技术扩散程度并令企业获得更高利润.     

区域梯次有序碳达峰下我国省际碳转移研究

推进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是实施“双碳”战略的必然选择,但同时也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碳转移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系统分析并直观呈现2017年省际碳转移的网络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地方政府策略性达峰模型分析发现,在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的制度安排下,为掌握碳达峰主动权以获得更大晋升优势,发达省份存在通过省际贸易的方式向欠发达省份进一步转移碳排放的内生动力,而落后省份出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考虑会竞相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碳转移.这一博弈均衡不可避免地导致落后地区承担更沉重的减排压力,从而造成区域间减排责任的不平等问题.为有效遏制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下的策略性碳转移,本文秉持全国一盘棋理念,基于省际产业关联关系,分别从碳转出端和碳转入端两个视角,在省份-行业层面系统识别驱动省际碳转移的关键领域,从而为优化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方案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需求侧全球碳排放强度的度量及分解

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提出了需求侧的全球完全碳排放强度度量方法,建立了经济体维度和最终需求类型维度变化的贡献率分解模型,以及包含碳排放系数、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增加值系数和最终需求4类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1998-200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代表性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变化.结果表明:全球完全碳排放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完全增加值重心在发达国家,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主要贡献仍来自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各国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出口和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并带动了整体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碳排放系数仍是促进需求侧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他3类因素对不同国别不同类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影响效果不一,其中在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国别差异.     

中国制造业需求驱动研发模式及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解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模式,研究了网络特征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是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共同驱动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结构则为中间需求主导型.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均对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贡献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外最终需求、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因此最终需求是驱动研发投入进而实现创新产出的主要动力.生产网络特征在研发推动创新产出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心度与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交互促进了创新产出的增长,上游度限制了中间需求驱动的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贡献的发挥.     

基于低碳视角的两阶段开放式选址路径问题——燃油车与电动车对比

针对传统两阶段开放式选址-路径问题（2E-OLRP），考虑速度和负载对能量消耗和CO₂排放的影响，基于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行驶与排放特性，分别建立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两阶段开放式选址路径问题模型，并提出一种改进的模拟退火算法对两种模型进行求解.为验证本文模型与算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了3种对比分析：两种模型与传统2E-OLRP模型的对比；两种模型的算法求解结果与精确解的对比；两种模型经济成本与排放成本的对比.结果表明：两种模型与传统2E-OLRP模型相比，均具有明显优势；所提出的算法能快速有效的求解此类模型；就运输活动而言，与燃油车相比，电动车能节约3.44%的总成本、减少74.03%的CO₂排放量.以上研究结果可为物流企业在运输配送中的节能减排提供决策支持.     

国外最终需求对我国碳排放的诱发效应:基于中间品贸易渠道的考察

考虑到中间品贸易带来的复杂国际分工特征,本文构建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1996-2009年各国最终需求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对我国碳排放的诱发量和诱发系数,并对整体诱发量变化区分生产端和需求端的五类影响因素变动进行了分时段分国别的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发现:国外最终需求通过中间品贸易渠道而间接诱发的中国碳排放越来越大,且欧美和东亚国家最终需求有不同特征的诱发效应.期间,可反映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中间品贸易隐含碳的经济技术效应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效应是整个诱发量变动的最大推手.分国别看欧盟和美国的贡献最大,分阶段看入世后各效应变化更为显著.     

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中国内外循环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探究

本文基于新构建的区分企业规模的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SDA),从“总量”视角、“效率”视角以及“增量”视角等多重维度,对我国工业行业的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在中国内、外循环中就业效应的相关表现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测算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 2007年和2012年,工业行业所有规模类型企业通过内需拉动的就业不仅在总量上均高于外需,且单位内需对就业的拉动程度也高于外需.2)分企业规模类型看,小微企业是内需拉动就业的重要力量,且小微企业单位最终需求(不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对就业的拉动程度均高于大型和中型企业.3)对所有规模类型企业而言,就业系数变化是抑制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最终需求规模的变化是拉动就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本文研究从定量角度论证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扩大内需对促进中国就业增长,尤其是对保小微企业就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为制定合理有效的就业政策提供了参考.     

多维需求驱动视角下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增长模式的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含所有制结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增加值形成的模式.主要结论为,中国内资企业在提供最终需求品时对自身增加值形成的驱动效应十分显著,中国外资企业通过最终品供给对自身增加值形成的贡献较大但低于内资企业.国内最终需求引致的增加值在中国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总增加值中的占比最高且逐渐增大,而国外中间需求、国外最终需求引致的增加值比例较小并不断下降.各类需求对中国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增加值影响乘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之外世界各经济体市场需求的转型升级,将通过逐渐变大的乘数对中国内资企业增加值形成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虽然中国外资企业的本地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核心生产活动大多还是在其内部进行,外资的溢出效应相对不足.     

网络化制造模式下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供应链调度优化研究

为制定网络化制造（networked manufacturing,NM）模式下供应链合作成员间的动态调度策略,构建了由制造商、协同设计商以及客户组成的三层动态调度模型;在生产能力约束、多目标优化约束等制约因素下,采用时间函数、成本函数和延期惩罚函数三个目标函数对调度问题进行描述;使用改进蚁群算法（improved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IM-ACO）,对调度路径可行解节点添加不同的信息素,并将信息素浓度约束在τ_min和τ_max之间,使得供应链客户个性化需求服务、运作时间、成本等综合收益达到最优. 实例仿真表明本文提出的动态调度优化算法求解具有较快的搜索速度、收敛性好,算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同时,也表明本文构建调度模型合理,可以为实际生产调度提供优化的策略.     

普遍信任视角下城市居民绿色住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国部分一线城市的证据

绿色住宅的推广和使用是降低建筑能耗、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基于普遍信任视角,从居民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情境因素入手,系统构建城市居民绿色住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并探求普遍信任的一阶及高阶调节效应及影响该效应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结果显示,对于内在心理因素,普遍信任对居民绿色住宅认知与支付意愿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易受到居民损失规避心理的负向影响;普遍信任对居民环境关心与支付意愿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易受到居民广告诉求(来源可靠性诉求和利已诉求)的正向影响;普遍信任对居民道德认同与支付意愿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易受到居民高解释水平的正向影响.对于外在情境因素,普遍信任对社会风气/群体压力与支付意愿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权威认证标识有助于增加居民对绿色住宅的"初始信任",助推居民主动购买绿色住宅社会风气的形成.基于实证研究结论,在政府、开发商及居民个体层面提出相应建议.     

零售商持股制造商减排投资的供应链协调优化研究

针对绿色产品的高生产成本及供应链企业间稳健性较弱的问题,结合消费者绿色偏好和低碳政策,在绿色供应链中实施持股策略,构建了制造商减排与否、零售商对减排投资持股与否等不同情景组合下的博弈模型,研究了纵向持股策略下企业的运营决策与协调优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持股策略使环保水平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提高,实现了供应链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实施持股策略后,清洁型供应链中各企业的决策和利润优于污染型供应链对应企业;碳价格上涨时,污染型产品减排量降低,清洁型产品减排量增加,反之亦然;故政府可对市场中的碳价格适当干预,降低污染型企业碳价格而提高清洁型企业价格.进一步地,结合各企业在供应链中实际掌握的"话语权",运用混合策略讨价还价解实现了绿色供应链的协调与优化.     

最终需求对经济拉动效率的变化

本文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发现2002年到2007年最终需求对中国GDP的拉动效率有所下降,为分析其下降的原因,文章针对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 该方法将列昂惕夫逆矩阵分解为替代效应和制造效应,并分解出了各个区域对拉动效率下降的贡献. 研究发现内资企业国内品增加值率下降和最终使用结构变化是最终需求对GDP拉动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外资企业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则有利于提高最终需求对经济的拉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