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     

历史的逻辑理性--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演进。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应是将二者统一的“历史的逻辑理性”。正确把握历史的逻辑理性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历史的本质是实践的。历史的逻辑理性将是科学哲学理论的生长点。     

В.С.斯焦宾与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出场

维·谢·斯焦宾院士是享誉世界的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科学哲学家,俄联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斯焦宾院士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针对从“经典科学”到“非经典科学”再到“后非经典科学”科学革命的事实,提出了从“经典理性”到“非经典理性”再到“后非经典理性”的哲学-方法论转向,进而实现了从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经典（或非经典）科学哲学”向以社会-文化主义为代表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转变。后非经典科学哲学是对当下由技术型文明产生的人类全球性危机的回应,是从修订以往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将关于自然界、社会、文化和人类的科学观点融合起来,动态地、发展地思考自然科学、哲学人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大综合、大转向。苏联解体后,斯焦宾院士在以往研究科学结构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发展了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为人类走出技术型文明的困境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行政宪政主义视阈下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发展与完善

风险社会的来临极大挑战了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进而引发了有关科学与民主的行政宪政主义争论。美国偏向在科学理念的"理性-工具范式"指导下实行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而欧盟则偏向在更体现民主精神的"商谈-建构范式"指引下确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我国目前所采取的转基因食品过程中心主义强制标识制度,主要体现行政宪政主义"商谈-建构范式"特质。该范式在现行制度贯彻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予在范式合作理念的指导下发展与完善。     

科学理性的命运

科学理性最初的基本含义很大程度是由康德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来规定的。科学哲学基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对科学理性进行了反形而上学辩护。而科学社会学和社会认识论则从自然科学“之外”的视角来解构科学理性。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意义上说,科学理性的命运与这样三个问题密切相关：科学理性必需形而上学吗？科学理性的自我辩护能走多远？科学理性能解构成什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与专家困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有限性、态势变化模糊性等特质对风险沟通提出更高要求。专家作为风险沟通的核心参与者,面临着认知、语言表达、传播和污名化等多重困境。构建“政府主导型”风险沟通应本着及时、坦诚和开放的沟通理念,并辅之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多元的沟通形式,如此,可为专家赢得风险沟通的先机和空间,在降低公众认知成本的基础上引导其理性行为决策。此外,通过相应制度安排来约束和鼓励自媒体参与风险沟通,也有助于将危机情境转化为科学传播的有利契机,为公众参与突发事件治理提供智力和舆论支持。     

墨家科学理性的形成及其中绝

对于墨家的科学理性及其形成,人们往往采取认识论的途径,直接诉之于其经验、逻辑或生活实用的说明.本文根据价值理性的定向与统摄作用,认为其形成主要是因为墨家的宗教意识撑开了其人文关怀与经验认知之间的张力,而其中绝则是传统的现实关怀及其收摄作用所致.因而,只有在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才能成为双方相互促进乃至各自独立发展的动力.     

论科学理性与德性伦理之间的张力——关于大卫·克希霍夫尔人格尊严多维模型的分析

人格尊严作为一个道德文化概念,尽管其定义始终处于争议之中,但努力方向几乎是一致的,都力求达成必要的共识理解,大卫·克希霍夫尔也不例外。他认识到了人格尊严内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立足存在意义、认知-情感、行为构成和社会构成四个维度建构了一个多维模型,从描述和规范两个方面搭建了人格尊严的理解框架,揭示了科学理性与人格尊严之间的微妙关系,但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道德实践难题,无法从根本上跨越科学理性与德性伦理的鸿沟。     

环境价值:寻求公共的实践理性

“环境价值”是与“环境的价值”的不同的概念,西方近代理性的绝对理性观的主客体的分化奠定了逻辑基础,它使人们对环境关注的只是“环境的价值”,而未认识到“环境价值”。环境价值寻求的理性不再是那种抽象的绝对理性,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理性,理性的基础是人观实的生存活动方式。     

夏佩尔的理性实在论

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历史主义的“叛逆”之后,西方的科学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倾向,都不是科学发展的合理趋势,因此,他们试图探索一条更为恰当的途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夏佩尔选择了理性实在论来作为他的科学哲学的研究道路,并因之推动了西方科学哲学朝向实在论方向的发展。夏佩尔的理性实在论已经并将继续在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它的进步的历史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化方式和理性路线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既是关于世界之本体的学说,也是关于知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通向关于世界(或宇宙)知识的理性路线,并且导向了他的逻辑理性方式。在自然哲学方面,他将对自然世界的解释和使解释作为永恒的和必要的知识这两个目标统一了起来。因此,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基于观察的逻辑归纳方法和基于(主要是常识性的)共识的逻辑演绎方法两条方法论路线。亚里士多德对经验证据的接受,标志了认知境界的重大转换,从而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生长做出了贡献。     

语言主体能力的再考察——布兰顿理性实用主义哲学浅析

布兰顿以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对语言主体进行了全新的界定,"我们"是拥有"智识"能力的语言共同体,语言的思考及表达是一种推论性的实践活动。布兰顿重新划分了语言主体认知能力的运用:"概念的恰当使用"归属于理性能力,并且在语言实践中具有优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使其明确的能力"从理性能力中区分出来,归属于逻辑能力。布兰顿对智识、理性、逻辑能力的介绍与区分向我们展示出他语言哲学中的理性实用主义特点,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同实用主义认识论的结合及发展。     

生态理性的核心内涵、建构逻辑及实践指向

生态理性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密切关注。作为一个缘起于西方语境并超越不同理论视域的重要概念,其研究视角宽泛、内涵特征复杂,需从整体上把握。通过对生态理性核心内涵的系统呈现、建构逻辑的多元梳理、实践指向的深入分析来深化对生态理性的理论认知和实践研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及联盟间由于政策互动引发的政策学习对于规范转基因作物治理,促进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消除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国家是构建转基因作物治理机制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科学原则、利益诉求以及伦理认知的不同,全球范围内形成"挺转联盟"与"反转联盟"的对立,两大联盟的冲突与妥协,打破了政策僵局,助推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主权国家之间因人类"共同福祉"和利益趋同,必须对转基因作物立法、监管与审批,国际协议的承诺做出选择,建立履约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在转基因作物治理中密切互动、协调约束,建立协调与反馈机制;科学共同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积极参与、传播宣传、监督反馈,建立认知与传播机制。     

市场能否换技术——评外资政策与科学理性

外商直接投资选择中国是跨国公司理性计算的结果。在我国“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政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呈现低端化与内部化特征,并对内资企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市场换技术”是一种成本昂贵而收益不确定的政策。政府应回归科学理性,超越“市场换技术”,制定扶持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产业政策。     

风险社会的软法治理

现代社会中风险寓意的改变为我们当下风险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作为不同于严格国家法的法律视角观,软法以其对公共理性的弘扬、对个体感受的注重、对成文规范的强调分别因应了风险社会下风险的不确定性、主观建构性和显著人为性而在风险治理中形成理论张力。因此,面对风险社会,我们应该注重对软法治理的路径依赖,并通过强调治理规则的开放性、治理过程的透明性和治理程序的协商性来加强风险社会的治理完善。     

经典时空理论的科史源流及理性重构

科学理论的理性重构是分析派科学哲学和精确科学史的共同主题.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其视为科学理论的规范形式,拉卡托斯则提议以之作为科学史研究的恰当编史学纲领.逻辑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使科学知识的理性重构课题迎来新生.借助"物理/几何对应"可将经典时空理论重构为四维几何对象.通过对称群方法及其范畴学推广,得以系统...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科学与政治:欧盟经验与启示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涉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对二者进行有效调和。在疯牛病危机的压力下,欧盟进行了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改革,并确立了以风险分析框架为基础、强调风险评估与管理职能独立与互动、以信任重建为主要目标的风险治理模式。欧盟风险治理的核心在于重塑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兼顾科学理性与民主政治的回应性与责任。欧盟改革经验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改革的启示在于需要合理界定科学咨询的作用、增强风险评估的独立性与透明性、建立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并保障公众的实质性参与。     

当代技术风险的自然主义之殇

当代技术风险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如何解决这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使人类在技术应用形成的非平衡性、不可逆性、复杂性过程中,重启在自然中发生又回到自然的理性过程,这是人类文化实践的过程,又是技术自然化的过程。从技术风险的自然理解,到技术风险的唯理性、隐喻性和实践性,把技术运用的不确定与人类生存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基于自然主义理性前提的技术风险是科学文化实践的的逻辑演进过程,技术风险的文化反思是复杂性、多元性、特色性的理性路径,它兼容自然主义文化实践机理。     

实质等同原则缺陷与转基因作物评价原则体系构建

随美国转基因标识法案通过,实质等同作为转基因作物评价准则已被基本否定。该原则存在实验不足、忽视过程、线性逻辑、缺乏历时等方面的科学方法缺陷。同时,它还蕴涵技术红利价值偏好的非科学缺陷。这会造成人体健康生态环境与市场接受度等安全层面,或基于科学假设、或基于利益推测的不确定性结果。基于此,应从科学风险举证性、评价操作合理性及利害取舍正当性层面来建构转基因作物评价原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