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

弘扬经济理性,对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人类也付出了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沉重代价。人们在反思经济理性的过程中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何谓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要求我们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从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弘扬生态理性,将人与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统一的整体,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理性的发育与生态文明的实现

工具技术理性无度扩张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理性的成长将引导全球生态文明的展开。生态理性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在现实中发育、成熟的可能性突出存在于在以下方面:人类对自身理性边界的认知日益清晰,工具理性的极端发展趋势被控制;全球性生态危机戳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冲突不断加剧;生态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阻断资本与工具技术理性合谋的重要力量;生态理性支配下的文明方式曾经并正在局部地域展开。     

生态理性的发育与生态文明的实现

工具技术理性无度扩张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理性的成长将引导全球生态文明的展开。生态理性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在现实中发育、成熟的可能性突出存在于在以下方面:人类对自身理性边界的认知日益清晰,工具理性的极端发展趋势被控制;全球性生态危机戳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冲突不断加剧;生态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阻断资本与工具技术理性合谋的重要力量;生态理性支配下的文明方式曾经并正在局部地域展开。     

“理性-制度-行动”框架下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模式研究

在阐释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的“宏观-中观-微观”内容层次和“启动-联动-制动”生成逻辑的基础上,以欧盟和美国为例,剖析了科学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认知框架引发的治理情境理解、制度逻辑和工具选择的差异,以此凝练出基于“理性-制度-行动”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理论图谱,并认为理性框架是科学不确定性下风险认知的简化机制,其本质...     

基于工业技术观批判的生态技术观

技术观的神化、西化和简单化,是工业技术观的主要偏颇,也是种种技术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批判工业技术观的基础上构建生态技术观,是中国新型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生态技术观具有绿色化、低熵化、整体化和理性化等特点,也具有自省性、修正性和自救性等功能,体现立体远距离伦理,适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彼此平衡的诉求.生态技术观取代工业技术观,有赖于"社会技术"及内涵生态意蕴和弱熵功能的高新技术.     

生态伦理思维下对农业的认知分析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农业源和工业源业已成为全球生态胁迫的主要来源。为了获得一种良性的人与生态的互动关系,人们有必要在生态伦理逻辑下对农业行为进行重新认知。这种逻辑认知主要围绕下述方面展开:农业的哲学轮廓、农业生态伦理内涵的动态表达、农业的道德内涵以及农业的功利性探讨。这将有助于社会建构对基于生存需求的生态伦理的理解,同时有助于培育技术思维范式下的理性的生态超越意识。     

再论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被认为是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相一致,由此,环境非正义体现为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及不同代际之间在资源占有与责任分担方面的不一致。这种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角度分析环境正义问题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它忽视了生态系统本身的承载力前提与其本身的有机性、整体性等特征,从而导致对环境正义理解的不完整。只有在环境可承载力前提下,遵循环境本身系统性、有机性、整体性特征基础上探讨权责一致,才能完整地理解环境正义,可以说环境正义是基于生态理性下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科学理性的命运

科学理性最初的基本含义很大程度是由康德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来规定的。科学哲学基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对科学理性进行了反形而上学辩护。而科学社会学和社会认识论则从自然科学“之外”的视角来解构科学理性。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意义上说,科学理性的命运与这样三个问题密切相关：科学理性必需形而上学吗？科学理性的自我辩护能走多远？科学理性能解构成什么？     

从“余村现象”看“两山”重要思想及其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余村从"矿山经济"转向"生态经济",走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以农村微观样本呈现了"两山"重要思想的当代实践意义。转变发展观念是余村实践的灵魂,辨别两种"富起来"的价值内涵及境界是余村观念转变的关键;产业结构向生态经济转型、全面推进绿色发展是唯一正确的实践路径;提升发展能力和质量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余村经验的理论启示在于科学评价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资产、全面剖析现代生产力结构、深刻反思"美丽乡村"和"美好生活"的发展目的论。     

历史的逻辑理性--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演进。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应是将二者统一的“历史的逻辑理性”。正确把握历史的逻辑理性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历史的本质是实践的。历史的逻辑理性将是科学哲学理论的生长点。     

科学哲学：感受威斯康星风格

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这些年来的明显成就及其独特的特点，使它赢得了“威斯康星风格”的称号。本文概述了威斯康星的哲学教授福斯特访问北京时所作的关于科学中的简单性和统一性、科学中的模型选择、生态理性等问题演讲的观点，还介绍了他本人对科学哲学现状和趋势的看法。     

环境价值:寻求公共的实践理性

“环境价值”是与“环境的价值”的不同的概念,西方近代理性的绝对理性观的主客体的分化奠定了逻辑基础,它使人们对环境关注的只是“环境的价值”,而未认识到“环境价值”。环境价值寻求的理性不再是那种抽象的绝对理性,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理性,理性的基础是人观实的生存活动方式。     

生态思维的认识论建构——对蔻德观点的批判性分析

蔻德基于生态自然主义在认识论上建构了一种生态思维.蔻德的认识论建构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理论缺失:第一,没有考虑生态思想的人文向度；第二,没有考察生态学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作用；第三,忽略了广义生态学的实践维度.生态思维的认识论建构,不能靠认识论的自我建构来完成,而是应当整合生态学诸多领域和方面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使之建立在对相关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多层次反思的基础之上.     

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生态哲学的启示

以东亚的季风气候和农业文明为生态背景产生的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它们对人、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往往立足于各自特有的宇宙观,表现于经典的字里行间和各种伦理戒律,在生态危机不断蔓延的今天,对中国古代哲学生态思想的挖掘有着重要意义,它们因为有着迥异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关注点和方法论基础,因而在应对现代生态危机时,在伦理道德建设和实践建设上都是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对构建现代生态哲学亦不乏有益启示。     

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生态哲学的启示

以东亚的季风气候和农业文明为生态背景产生的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它们对人、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往往立足于各自特有的宇宙观,表现于经典的字里行间和各种伦理戒律,在生态危机不断蔓延的今天,对中国古代哲学生态思想的挖掘有着重要意义,它们因为有着迥异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关注点和方法论基础,因而在应对现代生态危机时,在伦理道德建设和实践建设上都是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对构建现代生态哲学亦不乏有益启示。     

涉身理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契机

理性自然化问题是传统认识论和自然化认识论的争论焦点.但是,他们对理性的理解都是建基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解决理性自然化争论的出路在于理性概念的重构,即理性不是脱离认知主体的身体的先验的纯粹理性,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中基于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并涵蕴于社会实践的涉身理性.涉身性集中反对身心二元论,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是基于身体的;二是,理性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隐喻的和想象的,理性是世界结构的一部分.由此,理性并不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理性和自然是一致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为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赛博空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共在与互动

赛博空间包涵着丰富的人类理性的精神内涵,亦具有工具理性、操作理性、沟通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层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在赛博空间的"座架"上获得共在与互动,人亦能在其互动中获得不断提升和全面发展.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生态社会建构——评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社会思想

生态社会是每个有理性的民族和国家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形式,而要建设生态社会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便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生态后现代主义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阐述了生态社会所必需的一种"真"的世界观,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生态建设的构想.生态后现代主义关于生态社会的一系列主张揭示了现代性的一些弊端,对我们当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是有一定借鏊价值的.     

论三种独特的科学理性方法

在科学方法的诸多门类中,思辨方法、历史方法、诠释方法是较少论及的三种独特的科学方法,它们属于理性方法的范畴。本文就它们的内涵、意义、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等分别加以阐述。     

工程合理性的社会学分析

"造物"工程本应是能全面满足和实现人类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实践,然而,现实中的诸多工程活动却因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致使它的精神价值维度被遮蔽了,成为一种偏重于满足物欲的不合理性活动.这种不合理性可以从社会学那里找到它的根源,"交往合理性"也正是从社会视角去试图弥合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背离.与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一样,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给融合这两种理性的努力作出了哲学基础上的保证,然而单凭道德上或是哲学上的重构并不足以消除工程的异化现象,工程理性的实现还须诉求于一定的制度与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