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信贷冲击跨境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构建了基于符号约束识别的GVAR模型,并用以考察中国和美国的信贷市场冲击对全球41个国家的不同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紧缩性信贷市场冲击对本国实体经济有显著的负效应,但仅限于短中期;而美国信贷冲击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相当大且持久的负影响.中国信贷冲击的跨国效应较小,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中国信贷市场的本国冲击能解释中国产出近10%的波动,但无论是本国效应还是跨境传导,总需求冲击仍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力量.     

供应链中牛鞭效应的分形特征研究

将牛鞭效应的形成过程描述成系统内部的非线性机制,并应用非线性理论对牛鞭效应的产生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牛鞭效应与“蝴蝶效应”具有同样的自激放大机制.在受到零售商需求信息处理偏差的扰动下,供应商的订货决策会自激放大这些扰动.同时,制造商的周期性低价促销,也会使零售商的订货决策随产品价格的波动而自激放大产品需求,形成牛鞭效应.这种需求变异放大现象的外在表现则是系统对初始值敏感依赖的非线性机制作用下出现的系统自相似结构.为此,本文采用G-P算法计算得到需求信息处理和价格波动下牛鞭效应的关联维数.结果表明,需求信息处理和价格波动下牛鞭效应具有分形特征.     

沪深股票市场行业效应与投资风格效应的实证研究

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与股票的成长性和市值,将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分为22个行业和8种投资风格.依据中国股市1991年1月到2003年12月期间的股票月收益率数据,利用带约束的回归分析方法对股票收益率的行业效应和投资风格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均具有明显的行业效应和投资风格效应,并且行业效应大于市值投资风格效应,市值投资风格效应大于成长性投资风格效应.因此,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采取“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方式是合理的.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乘数效应的比较研究

基于社会核算矩阵(SAM)乘数理论和中国细化社会核算矩阵,本文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乘数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测算了按不同收入分组的中国城乡居民关于七类商品的账户乘数效应和固定价格乘数效应.并对账户乘数效应和固定价格乘数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并揭示了其消费需求结构特征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消费潜力上的差异.     

“房住不炒”政策的股市溢出效应——包含房产要素的动态均衡模型与资产定价研究EI北大核心CSCDCSSCI

“房住不炒”奠定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调控政策的重要基调,而房地产发展与金融市场关系密切,金融危机和波动关联事件导致“房住不炒”股市溢出效应受到关注.本文将房产要素区别于传统资本要素,构建家庭和企业作为代理人的一般均衡资产定价模型,通过家庭对房地产偏好变化冲击来推导分析“房住不炒”政策对企业股票回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仿真模拟发现,在受到“房住不炒”冲击后房产价格增速下降,资本收益增长幅度小于房产收益下降幅度,导致企业股权收益下降,“房住不炒”政策抑制企业股价.此外,本文构建企业房产资产权重函数,采用短期事件分析法和双重差分法开展实证检验,发现“房住不炒”政策对企业股票短期和长期回报均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对房市发出负向信号后,企业房产资产权重每增加1%,企业股票日度回报下跌:1.04%,年度回报下跌约13%.本文最后对“房住不炒”政策对股票市场影响效应及风险敞口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跨期住房租赁-购置行为动态优化建模及分析

基于效用最大化建立动态优化模型，分析了我国居民生命周期住房租赁购置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合理的住房消费在生命周期内具有一定的梯度，购置住房一定程度上存在投资属性，并对居民股市投资产生“挤占效应”；无房居民租购选择的关键要素为年龄和财富收入比，且租购临界点对应的财富收入比在年龄上呈U形特征，有房居民住房选择的关键要素为年龄、财富收入比、房价收入比及房贷余额，主要在于租购成本的权衡及资产流动性的考虑；房产交易成本抑制了住房投资性需求，并使住房消费在生命周期内更加平滑，人口的流动性导致住房租赁倾向显著增加。     

中国期货市场流动性协动现象实证研究

以交易量、交易金额、持仓量、平均深度、有效交易量以及非流动性指标作为流动性度量指标,以近三年的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期货市场流动性协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期货市场存在显著的流动性协动现象,日内交易者易受市场流动性变化的影响,并且该现象具有显著的行业效应、地域效应以及组合效应.     

基于校园消费数据分析大学生网络借贷行为:借款倾向、消费变化与违约风险

“校园贷”向面临资金困难的大学生提供了缓解困难的途径,但不正规的网络借贷或缺乏约束的学生借贷行为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该研究结合校园“一卡通”数据与学生网贷数据对大学生校园消费与网贷行为的关系展开了实证探究.结果表明:1)借款倾向高的学生校园消费金额和频率更低且更不规律.2)大部分学生在获得借款后校园消费显著提升.3)违约风险高的学生总消费额更不规律,早餐消费频率更低,且获得借款后校园消费无明显变化.本研究增进了对大学生网贷借款倾向、资金用途和违约风险全过程行为的理解,为高校管理者基于校园“大数据”识别资金困难的学生从而采取引导和非债务性帮扶提供了思路.本文在“校园贷”监管方面也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考虑卖空限制的动量效应和反向效应模型

改进了HS模型的假设条件,增加了反向投资者行为偏差的影响,建立了考虑卖空限制的动量效应和反向效应模型.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不同于HS模型的递推公式法,清晰地描述了正、负消息影响下股价及收益率的运动轨迹,直观地分析了消息投资者和两类趋势投资者行为偏差导致赢者和输者组合出现动量效应和反向效应的规模和方向.证明了受到卖空限制的约束,输者组合股票在长期表现出反向效应的概率比没有卖空限制时减小.     

证券组合内生流动性风险控制策略

股票市场中板块与板块之间、同一板块的不同股票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和比价效应.因此,证券组合交易中,某股票交易不仅对自身价格有影响,而且对组合中其他股票价格也会产生影响,证券组合投资者面临的内生流动性风险要复杂得多.以Chriss的资产变现模型为基础,建立了组合内生流动性风险控制模型,并用一阶条件求解.算例分析表明,股票间的联动效应和比价效应对组合内生流动性风险的控制至关重要,选择合适的交易策略,可以利用股票间的相关性内耗部分内生流动性风险,降低组合交易风险.     

需求结构优化的集约增长效应

推进经济由粗放增长向以提升生产要素产出效率为内涵的集约增长转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基于集约增长目标约束下的需求结构优化理论,构建阈值协整计量模型并利用中国1978~2012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需求结构变动会引致生产要素对产出产生阈值效应,当投资消费比值、投资出口比值、投资(消费+出口)比值分别小于等于0.594、2.054、0.473时,单位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效应较大;而当投资消费比值、投资出口比值、投资(消费+出口)比值分别大于0.594、2.054、0.473时,单位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效应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将投资与消费结构、投资与出口结构以及投资与(消费+出口)结构调整至促进生产要素最大产出效率状态,可以有效推进经济集约增长。     

信息不对称下的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投资

不同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差别,对投资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用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标来探究收入不平等和投资的关系很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建立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投资决策模型,根据模型结论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人群并构建了两类人群内部各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低收入人群人口比例这三个变量,研究了这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和消费等渠道对地区投资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然后在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经验分析中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值来划分两类人群,以25个省级区域在2010-2016年间的双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划分下,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总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都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也都显著为负;低收入家庭比例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不显著,总效应也为负只是显著性较差.该回归结果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和不同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计算指标下都保持一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降低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和低收入家庭比例是促进社会投资的有效途径.     

智能化能对冲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影响吗?——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在新能源汽车销量“十二连跌”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下,购置补贴退坡不得不从2020年末延缓至2022年底,与此同时,专注于智能化的车企却异军突起,那么,智能化能否对冲补贴退坡的不利影响,补贴应于何时退坡,亟待回答.通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生产函数中引入生产过程智能化因子,在效用函数中引入新能源汽车特有的使用过程智能化因子,利用宏观闭合的不同设置模拟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两种经济形势,采用中国2018年实际经济运行数据进行参数校准,探讨了补贴退坡的适宜时期以及两类智能化的对冲效应差异与作用边界.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补贴适宜于供给约束时期退坡,因为该时期退坡可以促进关联度较低部门的发展,并缓解收入不平等,且适度的使用过程智能化既可以对冲补贴退坡对社会福利、新能源汽车部门的不利影响,又不至于完全抵消上述正面影响.而在需求约束时期,上述正面影响均转为负面,且难以被智能化对冲.因此,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退坡决策,应根据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程度,而相机抉择.在经济快速复苏时,可通过使用过程智能化即自动驾驶的适度发展,来对冲补贴的退坡;否则,应暂缓退坡.     

深市A股收入公告效应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0年以前的年报收入数据计算深市A股的标准非期望收入(SUE)，并利用指标值排斥，构建投资组合，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深市A股2000年的公告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中国股市并不存在显著的“收入公告效应(Post—Earnings—Announcement Drift)”，财务报表的收入数据与股价的走势基本相反；检验利用1999年的SUE值排斥构建的投资组合在2000年中报和年报前后的非正常收益率，结果并不能证明中国股市存在“反应不足”的现象。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国城镇居民用电直接回弹效应研究

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一个重要途径，而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能效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在简要分析回顾能源消费直接回弹效应的主要理论和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以1996-2011 年中国30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对数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用电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中国城镇居民用电存在明显的部分回弹效应，且长期回弹效应为0.71，短期回弹效应为0.47. 大部分由效率提高所带来的能源节约都由于回弹效应的存在被抵消，回弹效应的存在减小了能效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中国政府在制定能效政策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措施来控制和减小能源回弹效应.     

动量效应的行为金融学解释

动量效应为何长期广泛存在，是传统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争论的焦点.本文针对中国股市的特性，基于行为金融理论下的锚定 偏误与处置效应构建了两种“相对股价动量”组合，并研究了这些“股价动量”与传统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控制传统动量 效应和系统性风险之后，股价动量组合的收益仍然显著为正；在控制了股价动量效应后，传统的动量效应不再明显；在考虑交易成 本之后，动量收益不显著.这说明，“锚定偏误”和“处置效应”是导致我国股市动量效应的重要原因，交易成本则阻碍了套利行为的进行.     

户主年龄、住房支付能力与家庭租购选择——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家庭住房租购选择偏好是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旨在探讨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租购选择问题,探析家庭住房租购行为的生命周期效应及住房支付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首先,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作用于家庭租购选择的住房租购偏好和住房支付约束两个传导渠道;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Logit、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户主年龄、房价和收入对家庭购房可能性的影响,并进行了区域层面和收入层面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家庭购房的可能性随户主年龄呈"倒U型"分布,房价和收入对户主年龄与购房可能性的关系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调节效应,且对低收入和东部区域家庭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可为政府引导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时代的住房问题等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股市流动性的体制转变及政策效应分析

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和模式不是一层不变的,受政策或突发事件的影响,经济系统会发生一个状态突然向另一个状态发生跳跃的过程.通过建立SWARCH(Switching-Regime ARCH)模型,对中国股市流动性运行模式的实证研究发现:①中国股市的流动性状态存在体制转变,即流动性低波动状态会向流动性高波动状态突然转变,反之亦然.②造成中国股市流动性体制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的改变或重大事件的发生.③随着我国股市流动性的逐渐变好,政策或重大事件对我国股市流动性的影响力度在逐步减弱.     

果蔬价格波动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基于EASI非完整需求系统模型的实证分析

蔬菜和水果在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价格波动给消费者福利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福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基于非完整需求系统的分析框架,运用准确映射的斯通指数隐含马歇尔需求系统(EASI)模型和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数据,考察了果蔬产品间的交叉价格效应以及果蔬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果蔬产品间存在显著的交叉价格效应,其中,鲜蔬菜、鲜水果和鲜瓜果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干蔬菜制品、干果及干瓜果制品对于鲜蔬菜均表现出替代性,干蔬菜制品也是鲜水果的替代品且替代性较强.果蔬价格上升会降低消费者福利,如果不考虑EASI非完整需求系统在福利分析时的间接效果,将会低估消费者福利损失.蔬菜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损失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呈下降趋势,水果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损失随收入增长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分布.因此有必要平抑果蔬价格上涨和保障消费者福利,并针对收入群体差异制定不同政策措施.     

供应链中分配机制对牛鞭效应的影响研究

在1个供应商和n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体系中，当零售商的订货量超过供应商的生产能力时，供应商要选择一种分配机制来分配有限的产品，研究由于这种分配机制制造成的牛鞭效应问题，分析了几种分配机制并根据它们是否产生牛鞭效应而将它们划分为两大类-“鼓励-响应”直接机制和“激励-扩大”机制，证明和量化了“激励-扩大”机制中的线性分配机制对牛鞭效应的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