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律的实质主义进路及其问题

在自然律形而上学研究的视角下,实质主义基于解释性质与例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自然律是否具有必然性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从实质主义关于性质的揭示来看,对于“殊型性质”与“类型性质”的折中,促成一种“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式”的本体论取向。基于此立场,实质主义内部催生出两种关于解释自然律的理论路径,分别强调性质之例示与性质自身在解释自然律中的本体论意义,但两条路径都否认自然律的彻底必然性,难以摆脱休谟主义。深化关于自然律的形而上学研究,需要重新反思已有研究的本体论预设,进一步对自然律具有何种程度的必然性做出解读。     

倾向的形而上学

“倾向”在当代哲学讨论中,特别是形而上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使得倾向的形而上学有必要得到严肃对待。不过,倾向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直富于争议,本文尝试用关于倾向、性质以及倾向性质的三个问题,展示倾向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基本图景：倾向与非倾向是对世界的真实区分吗?这种区分是针对性质的吗?倾向性质是实在的吗?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展示了形而上学领域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之争。其中,作为一种彻底的和统一的反休谟主义进路,倾向本质主义对以上三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回答;而且,从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两方面的理由来看,倾向的本质主义进路是最值得辩护的。     

回到主体性的原初——从判断之同一、存在之统一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

莱布尼茨的逻辑学承载了近现代形而上学的主要倾向,海德格尔以罗素对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结论出发,遵循论证-分析性重构的哲学方法,通过莱布尼茨的"主谓包含论"得出判断的同一性与"同一实在之全体"的内在一致应和性,由此从逻辑学走向了其存在论。海德格尔这种探寻存在的意义的道路为当代哲学如何应对主体性危机尤其是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之统一找到了鲜活资源。     

伍德沃德论自然规律及其不变性

自然规律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对其性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富有争议的哲学观点。伍德沃德基于不变性的自然规律观是在维格纳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了形而上学必然性、最佳系统分析和反事实论等问题后,提出了一种新兴的规律性质观。伍德沃德认为自然规律是以不变性为基础与本质特征的,而科学的过程就是在初始条件与自然规律之间进行切割的过程。无疑,这为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与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的复杂性思想相互呼应。伍德沃德基于不变性的自然规律避免了关于规律的规则论及形而上学普遍必然性等学说所面临的困境,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卢卡奇对实证主义方法的双重批判及其内在冲突

卢卡奇从"非总体性"与"反本体论"双重维度对实证主义方法展开了批判。"非总体性"批判指认了实证主义方法将事实与理性相分离并把社会视为各环节简单叠加的谬误,其实质在于针砭实证主义方法的超验性形而上学思维。"反本体论"批判揭示了实证主义方法通过规避任何有关存在问题的本体论询问以拒斥"形而上学"基础的企图,但批判本身却不免借用了超验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一"双重批判"前后对超验性形而上学思维从反对到借用的过程,反映了卢卡奇观点上的退让和立场上的内在冲突,表明其并未彻底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卢卡奇的"双重批判"活动内含消极形而上学思维,并最终陷入了寄望主体意识和劳动目的性来认识历史与革命现实的乌托邦诉求,归根结底暴露了其方法论层面形而上的局限。     

本体论与逻辑

本体论就是就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它研究何物存在以及以什么方式存在等问题,在本体论的争论中,以传统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分为基础,莱涅夫斯基进一步将其分为具体主义、单范畴的柏拉图主义与多范畴的柏拉图主义三种类型。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与本体论的联系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逻辑与事实本体论在内容上时有混杂、联系密切的话,现代逻辑则通过形式化方法,远离了事实本体论。     

特普论能够解释自然定律吗?

属性本体论研究中一直存在共相论和特普论的争论,前者主张属性具有可重复性,后者则否认。共相论对特普论的一个主要批评是,特普论不能解释自然定律。然而,只要接受倾向主义,基于特普就有可能构造出恰当的自然定律理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特普论能否接纳属性的倾向观。共相论者塔格比认为特普论无法解释倾向性属性的基本特征。分析表明,该批评是不成立的。标准的特普论的确面临此困难。然而,富尔曼(1990)提出的特普论则具有理论资源为倾向的特征提供解释。通过接受倾向主义,特普论就能够提出恰当的定律理论。因此,共相论的批评只能针对标准版本的特普论,而不能针对其它版本的特普论。     

使真者理论的兴起与当代批判——兼论盖梯尔问题的事实建构论方案

使真者理论是分析形而上学家解释真理问题的中心原则,它不仅为解释命题为何为真提供本体论地基,同时也对解决盖梯尔问题提供新思路。虽然使真者理论在当代分析哲学中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仍然有着深层问题,需要予以深入批评。这种批评的结果将导致,对使真者理论的理论内核进行改造,将事实视为认识论概念而非本体论概念,用事实建构论取代事实本体论,全面批判使真者理论。同时,事实建构论也为盖梯尔问题的解决提供更有效、合理的方案。     

对哲学体统的温和辩护（英文）

我同意菲利普·基切尔所述的关于科学、哲学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大部分内容。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与基切尔在有用的哲学和体面但无用的哲学之间划定的略有不同的界限。具体来说，我想要为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做辩护，其可能不是基切尔的体面的哲学的一部分。在基切尔批判的超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我试图展现一个我支持的形而上学论题——过程本体论或过程主义，其对于自然世界的经验研究和进步政治的可能性都有意义。我还试图提出形而上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     

无律则一元论与随附性论题——戴维森论心物关系

70年代,戴维森提出在“无律则一元论”的纲领下解决心物关系问题,同时还借用了随附性来描绘他的这种非还原物理主义的心物图景。这一学说遭到了金在权等还原论者的强烈批评。戴维森关于“事件本体论”、“随附性”的形而上学预设为其心物关系说提供了严密的哲学依据,然而其深刻的片面性也决定了他的心物关系说仍存有进一步辩护的需要。     

批判实在论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贡献探析

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探析了批判实在论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它把社会实在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分层与超验性、突现性和社会结构的能动转化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它探讨了“认识谬误”的实质、根源和后果,从知识论、因果关系解释论和科学研究程序等方面阐述一种新的认识论。其方法贡献主要集中在回溯法、水平与垂直因果关系解释法和社会行动转化模型三个方面。它批判了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的两极张力,从五个方面克服它们各自的二分法缺陷。批判实在论方兴未艾,面对学术界的一些质疑,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电子与货币——社会科学中的倾向本质主义

一般而言,倾向主义自然律观排除了社会科学定律具有和自然科学定律一样必然性的可能。但这一判断的问题在于仅仅把以倾向为本质的性质限于基础形而上学层面的自然类中。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以倾向为本质的性质:地位功能等倾向性质构成了社会实在类的本质;社会科学的定律是对社会实在类的倾向本质的描述,因而也具有必然性。换言之,社会科学中的定律(尤其是经济学定律)满足弱版本的倾向本质主义。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近年来成为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我们注意到,与ontology相关的术语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中使用也十分普遍,而译名同在哲学中一样纷纭不一。无疑,弄清这个术语的哲学含义,将有助于其他学科中该词译名的统一。本文先简略介绍一下哲学界关于ontology译名讨论的情况,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方案,以供斟酌和参考。一、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从词源来看,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的being和beings)是动词兼系词einai(相当于英文的to be)的分词和动名词及其复数形式。既然ontology就是关于on的学问,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从中国哲学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1],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张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2)主张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认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应该根据对具体哲学学说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2] 。(3)主张应该用“是”来翻译。现在持这种主张的人很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包括前面一些观点的主张者,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而持此种主张。由于on在汉语中出现了“有”、“在”、“是”等不同的译法,相应地,ontology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是论”等等。单从字面上看,“本体论”的译名距离词根的含义最远,但它反而流传最广。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的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3]。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近年来,关于ontology的译名之争,又重新成为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张启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张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因此可以肯定,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关键在于,如果on的多义性不能排除,那么,ontology的译名也就不可能定于一尊。二、译名讨论中的相关学理事实上,译名之争中牵涉到复杂的学理,既有语义方面的差异,也有学说史的根据,还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转换问题。只有分别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译名之争获得较为清晰的见解。首先,从语义角度看。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希腊文中,on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 in 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 of being)。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显然,这两种所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由于二者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了对“存在”、“是”(Sein)本身的追问。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研究称为“本体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之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其次,从学说史方面看。在西方哲学文献中,Ontologia一词最早见于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用拉丁文编撰的《哲学辞典》(1613)中,他将希腊词on(即being)的复数onta(即beings,“存在者”、“是者”)与logos(意即“学问”、“道理”、“理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词Ontologia,意即“存在学”或“存在论”、“是论”。稍后,德意志哲学家卡洛维(Abraham Calovius,1612～1686)在《神的形而上学》(1636)中,把此词视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同义词。1647年,另一位德意志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1622～1665)又将onta 与希腊词sophia(“智慧”、“知识”)结合,创造出同义新词Ontosophie,也是“关于存在(是)的学问、知识”之意。稍后,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Baptiste Duhamel ,1624～1706)也使用了这个词。笛卡尔(Rene R.Descartes,1596～1650)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On-tologie”。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及其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物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Ontologia的体系。沃尔夫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部分,理论哲学再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包括Ontologia、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自然神学。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把Ontologia视为哲学中一门基本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他并且对这一学科作了如下界定：“关于一般性‘在’(entis)就其作为‘在’而言的科学。”^[4]沃尔夫分类的显著特点,就是在学科水平上把Ontologia归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一部分。这个分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沃尔夫对ontology学科地位的界定,把它看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一个分支,有时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用ontology来指称传统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整个学科。然而,正是On-tologia这个术语,在哲学史上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需要通过学说史的考察才能明确。虽然Ontologia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出现,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开始。Ontologia一词在18世纪得到普及和传播以后,西方学者都普遍使用这个术语来叙述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产生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ontology”条目中说：“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首次拼造出来,然而它同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ti to on(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的问题将被永远追问下去,“第一哲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to on hei on)的学问。而在他看来,“实体”(ousia,substantia,substance)问题正是“存在”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实体是什么？’这个问题。”^[5]那么,什么是实体呢？后世哲学家们对此的回答纷纭不一,理念、单子、绝对精神等等被先后确立为“实体”。在这种回答中,依据“实体”来理解“存在”(“是”)的方式被固定下来,而“实体”又被理解为万有的终极根据,成为某种具有神性的事物。这样,就Ontologia这个词自17世纪出现以后,标志着传统西方哲学关于“实体”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来说,用“本体论”来标志它就是相当准确的了。就是说,作为西方哲学关于on的学问,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似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内涵和特殊规定性的理论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传统西方哲学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特征和思维方式,它可以而且应该被叫做“本体论”或“实体论”。最后,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语词的约定意义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论”的那部分哲学学说,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或“实体”(相当于最高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6]。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汉语中的“本体论”一词来诠释和理解西方哲学史上那种以追求最高存在者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形态,是较为适当和合理的。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综上可见,学说史上存在着把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的事实,而这种理解又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和辩护,这也许就是这个译名能够广泛流传开来的原因。三、本文所建议的术语翻译方案上述情况说明,“本体论”这一术语不能简单对待,它有着充分的学说史根据。但是从译名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人认为,采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或者把汉语的“本体论”这一术语与西方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如同日本哲学界的做法一样,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彻底废除“本体论”这一术语。本文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是主张保留“本体论”这一术语,并赋予它以恰当的含义。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将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译为“存在论”,同时继续保留“本体论”一词。被保留下来的汉语“本体论”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它不再用来指称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存在论),而是用来指称西方哲学史上探讨on的问题时,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2)或者将它降格为ontology(存在论)的一个子概念,即“关于存在者(是者)的学说”这一学科子分支,同今天兴起的另一个子分支——“关于存在方式(是,或是态)的学说”相并列,则更符合当代哲学与科学思维发展的新形势。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学科与学说的界限。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从而作为一个通用名词,ontology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所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的;但具体的解答方式和形成的思想观点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科层次,后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说层次。这两个层次不应该互相混淆和取代：讨论同样的问题,并不妨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学说、学派和思想观点(在“哲学”这门学科中,尤其如此);同样,所主张的学说、所隶属的学派和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不同,也不妨碍讨论的可以是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论”(ontology)的研究,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学说或不同的哲学理论形态。其中,依据“存在者”和“实体”去制订方向的传统形而上学,对这门学科的问题的回答采取了“本体论的方式”。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证-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但蒯因仍保留了“ontological commitment”(可译为“存在论上的承诺”)的提法;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则通过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开创了探讨存在问题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突出特点在于：不是强调实体,而是强调关系;不是追求存在者,而是注重存在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存在论和对于这门学科所探讨的问题的某些具体的解答方式区分开来。在用“存在论”来标志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ontology”这一点明确以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传统本体论”和“现代存在论”两个术语,来标识这门学科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和理论形态。具体可参见下图：在“存在论”的理论视野中,“传统本体论”与“现代存在论”是它的两个子科目。但是,传统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就其对ontology的研究和回答来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种根本相反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翻译中把它们严格区别开来。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本体”一词在汉语中的特殊用法。“本体”一词在中国语文中的使用情况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这两个字原是可以分开来用的,如“本末”之“本”,“本根”之“本”,“本性”之“本”,“体用”之“体”等等。至于“本”“体”二字合用为“本体”一词,大约是在宋明理学中,其含义各家解释不同。如张载《正蒙》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和》)这里的“本体”是指本来恒定的状态。朱熹讲本体有三义：“性之本体”、“形气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例如他说：“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说是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他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时说：“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关于“天理自然之本体”,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卷三)朱氏所说三种本体的意义有层次的不同：天理自然之本体,指理本身;性之本体指性的本然;形器之本体指存在的根据。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如云：“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息,则渊之本体失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传习录》卷下)王阳明所谓心之本体即是良知,亦即先验的道德意识。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况之义,心之本体指心的本来状况。可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本体”一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语言中,“本体”一词的用法更是极其多样的,有“基本”、“基础”、“根本”、“根据”、“本质”、“真实的”、“本来的”等等含义。且看下面一段话：“是的,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体育的本体意义。……我们不再把竞技场上的比赛视为‘政治理念’和‘阶级’的较量。今天的我们绝不会把赛场上的失败看作不可容忍的‘国耻’。”^[7]这里所说的“本体”一词,相当于“本来的”、“真正的”意思。这从作者自己在后文中所给予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在这里反对的是在体育上附加本来不属于它的内涵,特别是政治内涵的做法,而希望“回归”体育本身体能、技能竞技的本来意义。由于“本体”概念使用中含义极端多样化的情形,我们在研究和把握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时,不能从日常语言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去理解。     

达米特论指称和涵义

达米特认为形而上学陈述是关于实在图像刻画的"争论的陈述类"(Disputed class of statements),所以提供一种支配这些陈述的逻辑规律的意义理论就成为必要;而选择合适的语义理论作为基础,乃是构建这种意义理论的第一步.他在<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中,提出了一种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文章通过指称和涵义来论证达米特在对弗雷格一塔斯基经典语义理论的批判并提出"直觉主义的内在解释"时,已经开始拒斥实在论,所以达米特作为意义理论基础的"语义理论"需要在反实在论的前提下来理解;这和"真"的直觉主义理解以及直觉主义逻辑规律的自我辩护是一致的.     

信息本体论与信息科学范式的建构

一个统一的科学范式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本体论理论。正在形成的信息科学范式的本体论理论是什么?这是当代信息哲学研究的问题。霍基奇奈尔设想了一个信息科学范式蓝图,由于缺乏对信息本质的探索,他的范式更像是一个复杂系统科学范式框架,但其提出的本体论规律却具有很强的时代创新性。当代物理主义信息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妥协和计算主义信息哲学搁置本体的态度,使它们无法为信息科学范式提供合适的本体论内核。但辩证唯物主义信息哲学依据其对存在领域的根本变革,不仅提供了一个最大外延的且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哲学信息概念,还十分契合于霍基奇奈尔提出的信息科学范式的本体论规律。因而,在双重批判(哲学对科学的批判与哲学对自身的批判)的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息哲学能够提供信息科学范式所需的本体论内核。     

技术工具论的表现形式及悖论分析

人们理解技术的通常范是工具论的观念，海德格尔曾经对这种理解方式给予过批判。但是，这种观念仍然以各种形式显现在人们对于技术是什么与技术的批判中，“工具论”的范式给人们自身带来的问题－－事实悖论与伦理悖论并没有被充分注意到，所以有必要对此范式进行整理并给予分析。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学科观分析

心理学的学科观问题是近年来理论心理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它直接与另外一个理论心理学问题--"心理学危机”紧密相关.主流心理学长期以来受自然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其心理学学科观以"解释、实验、客观”为主要特征,在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出还原主义和机械主义倾向.而受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影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对主流心理学的批判和补充,坚持以"理解、人文、主观”为特征的心理学学科观,在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出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倾向.     

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跨界同一性的讨论——兼评"个体的跨界同一性分析"一文

本文主要考察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跨界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澄清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可能世界、严格指称和本质主义等,不断加深理解克里普克对形而上学问题与认识论问题所做的区分。在此基础之上,回应吕进、何向东的“个体的跨界同一性分析”一文,批驳该文对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跨界同一性的错误理解。     

物理主义是形而上学吗?

物理主义作为自然主义的一种典型形态,它断言一切事物都是物理事物,或者都随附于物理事物.对这一断言的理解涉及关系问题、完全性问题和条件问题,而且面临“磨坊论证”的严峻挑战.尽管当今学界普遍认为物理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但本文作者认为物理主义没有资格被称为形而上学.     

真理论的新进展--最小主义及其批评

本文简单评析了传统真理论的争论：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并引入了现代理论框架：弗雷格的“透明论旨”、塔尔斯基的“真理图式”以及蒯因的“去引号论”。霍维奇的最小主义主张真理的等值图式，并将真理概念限定为语义功能，从而提出真理是形而上学琐屑的。笔者质疑了最小主义将命题作为真理载体的做法，认为真理概念具有形而上学中立性而非形而上学琐屑性。并尝试突破真理的现代框架，提出完整的真理论应该包括“真”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