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赋的发展、分化及影响

汉赋的发展历经汉初的骚体赋时期,汉中叶的散体赋勃兴、发展至衰落时期,东汉中后叶的抒情化、小品化时期。其发展是受当时文学、政治、经济的影响;由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诸多代表作家不断地使汉赋走向成熟、攀上高峰。     

论《洛神赋》与《楚辞》之关系

楚汉之际,由于楚文化的广泛影响,屈、宋骚体作品,往往成了骚体创作主流之一。骚体不仅影响了汉代文人赋作,亦影响及建安以后的骚体赋篇,尤其是曹植《洛神赋》之艺术魅力与《楚辞》关系最为密切。有关《洛神赋》不乏精辟分析之文,然而有关《洛神赋》与《楚辞》之关系,却鲜少详细论述之作。因此本文论述《洛神赋》与《楚辞》融化创新之关系,并说明《洛神赋》对后世文学之开创意义。     

略论《战国策》对汉大赋的影响

历来文学史家之论赋源,多溯及《诗经》、楚辞。班固在《两都赋序))中首先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氏以后,依《诗》立论者,代有其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承其说并加以发展,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后人也大多持这观点,认为《诗经》为赋的远源,楚辞为赋的近源。“《诗经》楚辞赋源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不很准确之弊。众所周知,代表汉赋最高成就的是以京殿苑猎为主要内容的汉散体大赋(以下简称汉大赋),并不是骚体赋(这种赋体主要是接受了《离骚》的影响)汉大赋的创作精神、文章结构、铺陈手法、句法组织等都与《诗经》、楚辞大相径庭。班固当时之所以模棱两可地说赋乃“古诗之流”,主要是因为汉代以经学为文学标准,认为《诗经》都是政治诗,并由赋的     

纵横游说之辞与汉大赋的表达方式——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文体扩张的途径

汉赋从汉初的骚体赋、杂赋发展为汉大赋,在这个过程中,游说之辞是汉赋文体扩张的主要途径,汉赋从游说之辞吸取其细节刻画、铺张排比、主要是寓言辩难的情节结构等表现方式,形成了汉大赋的主要体裁特征,直接促进了汉大赋体制的形成.     

略论汉赋的发展、分化及影响

汉赋的发展历经汉初的骚体赋时期，汉中叶的散体赋勃兴、发展至衰落时期，东汉中后叶的抒情化、小品化时期。其发展是受当时学、政治、经济的影响；由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诸多代表作家不断地使汉赋走向成熟、攀上高峰。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志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辞赋研究专家龚克昌教授

龚克昌是我国著名的辞赋研究专家，是解放后大陆最早从事赋学研究、最早出版赋学专著、唯一招收赋学博士后的学者。其《汉赋研究》批驳了千百年来对汉赋的种种非难，恢复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全汉赋评注》是开创性的工作，很多篇章是第一次注解。     

简论汉魏六朝赋论

赋在文学诸体裁中的地位如何?历代学者对此看法不一;赋究竟以何特质而标逸诸体之中?论者更有争议。回顾一下赋的沉浮升降,对于理清古代赋论的发展脉络,回答以上问题是很有裨益的。从现存史料看,荀子最早以赋名篇。但荀子的《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和《佹诗》)是他自己定的篇名,抑或后人所加,目前学界尚有争论。就现在所见,真正完备的赋应该说到西汉才有(“秦颇有杂赋”,然今无一存焉,故无从知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论宋赋诸体

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皆备,赋之为用,实超过前人。宋赋与宋诗、词、宋文一样力求革新,不步蹈袭前人。题材较前代更广泛,并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     

读者批评视阈下的汉赋批评与理论

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而从古至今的读者对汉赋有着褒贬不一的复杂态度,不同的汉赋作者对汉赋创作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通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及隐含的读者等读者批评的视角,或许能够对存在较大分歧的汉赋批评与理论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把握。     

赋、比、兴在诗歌创造中的历史演进

诗歌是我国产生的最早的文学样式。赋、比、兴表现手法在诗歌创作中被艺术化地运用,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从洪荒走向成熟,也是区别于外国诗歌的重要标志之一。赋、比、兴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历史演进。以《诗经》为主要标志的先秦诗歌创作,主要是赋、比、兴三者的融合,以《离骚》为主要标志的楚辞创作,比、兴凸现而赋退之后位;以"汉赋"为主要标志的汉代诗歌创作,"赋"又有复活之势。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现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试论《论都赋》的创作背景及其开创意义

东汉杜笃作有《论都赋》与西汉京都大赋在艺术上迥异,已改变西汉大赋对宫殿苑囿的极力铺陈的写作范式,表现出明显的征实倾向;其主旨继承了西汉大赋讽劝的创作传统,但又没有停留在“劝百讽一”的层面上;此赋开东汉及后世“论都赋”创作之先河。     

诸侯式微与汉赋由讽谏向颂美的演变

汉代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汉初诸侯几同战国,文士奔走其间,楚王刘交及嗣子郢客、吴王刘濞、梁王刘武、淮南王刘安均以招纳文学之士驰名。汉代散体大赋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创作于景帝时,作者枚乘有战国策士遗风,其渊源肇自楚辞的"讽谏"思想成为汉赋的重要特征之一。武帝时实行"推恩令"、盐铁专营、铸币权收归中央等改革,其执政后期,诸侯实力大损,殆同郡县。随着诸侯的式微,在皇权的笼罩下,文士殆同俳优,汉赋的"讽谏"思想也大为减弱,其文体向"颂"的方向发展。扬雄居西南僻隅,沿袭汉赋正统,其否定文学创作的观念正是赋学新思潮与旧观念冲突的结果。     

身在庐山欲窥真——汉人汉赋批评论说

汉赋批评踏着汉赋兴盛的步点进入自我的轨道,司马相如、司马迁缓缓拉开汉赋批评的惟幕,扬雄、桓谭、班固、张衡、王充等人接蹈登上汉赋批评的舞台,形成汉人批评汉赋的独特态势。汉人批评汉赋并不在意时空的距离,而以道德化的,理智审视汉赋这同时代、同社会的文学形式。批评者往往又是创作者,批评他人不免蕴含了自我的评价。这种状况不可能使汉人的汉赋批评达到绝对冷峻的程度,即使是扬雄晚年板着面孔说赋实质上强压着内的热能,有难以言表的苦衷。     

“治人事天莫若啬”——析《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的道家思想

本文从道家思想对文学的渗透的角度,剖析汉大赋的代表作《七发》、《子虚赋》、《上林赋》渗透的道家思想:(一)在养生和治国方面,体现了道家去嗜欲、尚节俭即“少私寡欲”的观点。(二)烙有西汉前期黄老新道家的特色。《七发》的主导思想把道家的“重身”“贵生”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结合、把养生与治国联系起来;《子虚赋》、《上林赋》以道家的“无为”为主导,又糅合了儒家的政教札乐、仁爱大同思想。     

两汉赋体文学的先声——贾谊辞赋的探究

贾谊的辞赋汲楚辞、屈赋之源,开汉代赋体文学之先河,影响了整个两汉赋体文学的创作,本文主要通过对他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做深入性探究,明确它在赋体文学流变中的作用,结合《惜誓》《旱云赋》等赋篇研究,总结贾谊辞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从而确定它在两汉赋体文学中的地位。     

楚辞思想与刘禹锡《望赋》丛考

刘禹锡《望赋》是参照屈原楚辞笔调与风格而摹撰的唐代骚体名赋.因革新失败,被贬流放的刘禹锡于作品中抒发身世家国的感叹,怀瑾握玉而矢志不渝,将对于邦畿的忠忱与不屈志节隐含与楚地之望中,体现出中唐文学的峻健与不屈风格.全赋意旨遥深,笔调优美,具有文学审美价值与现实的政治涵旨,于今仍具考证与商榷之功用.     

汉代赋学论

汉代的赋学与汉赋创作呈现了几乎同步的现象,赋的兴盛期,也即赋学史的发轫期。汉代涉及赋学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史书或非专论赋的单篇文章中,它们为汉以后历代的赋学研究,树立了框架,奠定了基本的范畴。汉代赋学以儒家诗论作为时代的主要文学观念,以之衡量和评判赋的整体创作或赋家及其作品的优劣状况,从而使赋含有了实质性的功利价值,而不仅仅具有文学本身的唯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