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的守望——浅谈阿来诗歌、小说中的故土情结

藏族著名青年作家阿来以他独特的对故土的心灵体验在诗歌和小说创作领域掀起了浓重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的创作高潮,体现了他深沉的故土情结。     

阿来、托妮·莫里森的“民族”言说与书写

阿来与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都以族裔身份书写着体现自己民族生存状态和文化记忆的文学。他们的小说是对民族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及人性形态的言说。两位作家把民间文学和宗教元素纳入到小说的创作中,突出了他们的民族性但又透露出隐忧。因为在现代性进程中,自己的民族被强势的外来文明冲击,民族文化在流逝,人性在畸变,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这些导致作家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非此非彼"的中间状态。     

论新时期藏族女性作家对女性救赎之路的探寻

新时期以来,藏族女性作家在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她们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新时期藏族女性经历的种种政治、文化冲突,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去展现本民族女性的生存状况,表现藏族女性的情感与精神方面的痛苦与困惑,完成了对本民族女性生存境遇的书写。同时,藏族女性作家以深沉的宗教情怀关照藏族女性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展现情爱救赎之路的破灭,并以寓于文本中的宗教救赎之路为藏族女性提供了一种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论藏族宗教舞蹈艺术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在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藏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以歌舞为载体表达本民族对神的敬畏和民族信仰。因此,对藏族宗教舞蹈的功能性和审美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藏族宗教舞蹈的艺术性和宗教功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宗教舞蹈的精髓,从而进一步保护和发扬西藏民族文化,更好地引导藏族宗教舞蹈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阿来小说《格萨尔王》的叙述者与叙事视角

当代作家阿来从藏族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寻找灵感，写出了一系列关注民族的佳作。小说《格萨尔王》是他对本民族史诗的重写献礼之作，对民间叙事手法既有借鉴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不同于史诗的独特的叙事艺术。     

说唱艺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当代命运——以阿来《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神授》为例

《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民族流传了千年的史诗文化,是祖先留给藏族人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格萨尔史诗传承中,“仲肯”——说唱艺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本身也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然而,他们却均在现代化生活潮流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的《神授》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史诗说唱艺人的当代命运,并通过他们形象的塑造,提出了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新问题,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些深入思考与独特见解。     

浅析阿来小说作品中的宗教文化

通读阿来的小说作品,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浓郁的族群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特色,这也是阿来进行小说创作的精神原乡和不可或缺的民问文化资源。本文透过其小说中隐含的宿命的宗教观念,神秘的宗教传说和仪式,以及众多肩负着宗教文化传承使命的僧人形象等方面入手,力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和展现阿来小说作品中的宗教文化。以及由此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感受。     

浅议少数民族文学典籍英译中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补偿——以《尼山萨满》英译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尼山萨满》满文转写本、汉译本及英译本中的一些实例,研究了英译文本中几种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损失问题,提出了翻译补偿在少数民族文学典籍英译中的应用与作用。补偿翻译方法在英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中的宗教文化元素时较为常用,有利于忠实有效地传达原文的宗教文化信息,起到译介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作用。     

对本教经典与东巴经异同问题的质疑

正当我们积极推进藏族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整理、出版本教大藏经,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为研究藏族传统文化,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远古历史文化资料。这对丰富藏族传统文化遗产,促进和发展现代藏族文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化是一种社会知识的总和,本教文化是藏族远古社会知识的总和。所谓藏传佛教,简单地说就是藏化了的佛教,藏传佛教文化也就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同藏族本土宗教,本上文化相整合、离析和融合的产物。其基础就是本教文化。本教思想文化当然是本教徒对表象世界与具有真实性世界之间的关系…     

阿来的空间化写作

20世纪末期,学术界的“空间转向”使诸学科呈现交叉互渗的态势,人类生存对地理环境天然的依存关系,激发和塑铸了人类的空间意识,也为文学与地理学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新文化地理学”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地域的多维存在,重视对地方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脉的研究,把地点感的研究转向“地点身份”的研究,注重空间景观的符号学意义和象征学意义。在“新文化地理学”的视野下,阿来的文学创作具有典型的空间化写作特征,他将地理、空间、文化与文学相结合,通过对嘉绒藏区民族文化空间背景、空间记忆及其文化表征的描述,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空间化写作构成阿来文学文本生产空间的多元性和文本自身的异质性,也给读者阅读和阐释民族文学提供了多重思考空间。     

诗意栖居的哀歌——以阿来的六部中短篇小说为例

在海德格尔的生态整体观中,人与自然、人与神（信仰）、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天、地、神、人＂四方关联体是人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前提与旨归。阿来虽不能解答如何实现诗意栖居的问题,但他从自然环境遭破坏,人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族性、神性已失落等方面,为诗意栖居的理想唱起了哀歌,不乏智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与追问。     

论杜威的实验主义对胡适文学批评的影响

胡适以科学为人生观的基础,以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来对待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究其原因,乃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对胡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杜威的实验主义对胡适的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独立,敢于质疑文学批评界的定论,并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二,尊重事实,小心求证,孜孜寻求文学活动中的真理。     

《苦闷的象征》思想渊源探析

《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的遗作,也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鲁迅的关注。由于鲁迅等人的积极译介,厨川白村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领域名声鹊起。他的文学观契合了鲁迅当时的文学思想,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学界关于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尚处于一般引述状态,而关于厨川学术思想的渊源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厨川白村文学思想的显性源头在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之中,而其隐性的渊源则在马克思学说中。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是厨川白村改造日本国民性的重要参照,这也是《苦闷的象征》超越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到生活中、到习俗中去寻找模型”——对贺拉斯《诗艺》的文艺民俗批评

文艺民俗批评以文艺人学观和文化民俗基因理论为基准,探讨文艺批评术语形成、批评空间构建、批评原理阐释和具体文艺批评实践等各个环节所受到的民俗沾溉。从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和行为社会民俗生活相等方面对贺拉斯《诗艺》的民俗予以梳理,可以生动展示其贵妍多姿的文艺民俗图。这些民俗意蕴的生成。取决于贺拉斯对其文艺民俗的文学批评观念表达。他不仅首次确立了“合式”、“合理”和“寓教于乐”的文学批评范式,还根据民俗承栽的民俗事理、民俗情趣与其批评观点之间的意义关联来随“俗”赋意：采掇民俗事理以直赋其意;化撷民俗理趣以类比推演;指摘民俗“馊”弊以皈依正意;激活民俗意象以转深其意。     

論陶淵明的人生觀

陶渊明属于第一流诗人,他的许多著名诗赋为人所欣赏,而他的文学作品不只在中国得到重视,在外国也很受重视,韩国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且屡见成果。可见陶渊明的文学作品对人类有着普遍性的内涵与价値,但对陶渊明人生观与自由思想的研究不多。从陶渊明的作品分析出＂珍惜生命的人生观＂＂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行善为乐的人生观＂和＂追求自由的人生观＂等思想,并阐述了陶渊明人生观的核心——＂自由＂。     

政治无意识下乡土抒情的迂回———以苏金伞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现代时期始，许多诗人都纠结在文学与政治如何平衡的冒险中，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充满博弈色彩的文学特色，最终影响了创作所可能达到的高度。本文以苏金伞的诗歌创作为例，通过对他早期在乡土精神展开抒情与描绘时总是不自觉地掺入革命话语，在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写作一体化时又力图呈现生活与情感的真实，在晚期重获写作自由时却不再介入现实等现象的分析，察看一个诗人在文学与政治的不平衡中找寻新的艺术支点时诸种微妙且具有冲突性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其文学成就的影响。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