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待士与洪武年间的文人政策

从起事之初到明王朝建立之前,朱元璋为了争取士人的支持,更为了争夺天下,一意广揽豪杰,礼遇文士,所谓"明祖重儒".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的待士态度悄然发生变化,改"重"为"驭",立"士不为君用"之法,所谓"明祖驭儒".从"重"到"驭"表明了洪武年间一系列的文人政策已基本形成.     

贾谊骚体赋对屈原“悲世之风”的解读

贾谊因赴湘在空间上开始了中国大一统政治局面贬谪士人精神苦境的历程,与屈原的不期相遇,开启了士人吊屈、悲屈之风。他对屈原的解读,不仅是儒道思想的交锋、融合,更是他对屈原“悲世之风”继承之后的解脱。同时,楚文化在沉寂百年之后因贾谊而再度兴起,并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渊源与文化传统。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试从仲长统的"乐志"诗文看汉末士人的理想栖居

仲长统在<乐志文>、<乐志诗>中为汉末士人描绘了一幅物质富裕、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画卷,并透露出此期士人在思想、经济、政治立场及文学上的新动向.这种理想栖居与先秦儒家之"乱世则隐"理念一脉相承.同时,因士阶层自身经济地位的局限性,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     

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业与商人

文章利用方志与墓志中的商业与商人史料,分析了明清时代鄱阳县本地商业状况与外来商帮构成,以及鄱阳商人的经营行业和商贸地域.透过商人的传记资料,可以看到士人为商人写传,大力肯定商人的志业,商人则高度认同士人所代表的儒学主流价值观;方志为商人立传,商人为桑梓与国家效力,体现的是士商之间、商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相得益彰、"美美与共"的良性互动.     

北魏时期山西士人地方任职分析

北魏在推行汉化政策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汉族士人。汉族士人掌握中原文化,地方根基深,在参与北魏政权的过程中,多数人都在地方各级政权中任职。山西士人是汉族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职分布于州郡、军镇、地方官府等,从地方一级长官到地方佐僚均能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些士人通过自己的才能在地方民生建设、禁盗、文化教育方面作出了成绩,并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百姓的认同,为北魏的地方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汉族士人与北魏合作关系的建立

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合作关系的建立经历了四个阶段：北魏建立之前汉族士人与鲜卑拓跋部的合作为其最初阶段，北魏建立之初汉族士人正式登上北魏的政治舞台，道武帝平定河北之后汉族士人与北魏的合作关系初步建立，而太武帝神[鹿加]四年征士则标志着汉族士人与北魏全面合作关系的建立。在鲜卑、汉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北魏王朝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西汉政论散文的衰落与东汉文体的创新

政论散文经历了西汉的繁荣,出现了贾谊、晁错、刘向等众多政论大家,至东汉后期政论呈现衰弱,而多种文体得以创新.其中原因主要有二:士人政治热情的减退、才情转移和私人著述文体的兴盛,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从《世说新语·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德行》篇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文章以此为基础抓住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及理想人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一时期士人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格特征——真情孝悌、逍遥放达、智慧机敏,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光辉人格砥砺后世的巨大意义.     

陈寿祺生平及著述考

陈寿祺是清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学通汉、宋,世称“通儒”,因其早年学历、交游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辑佚方面尤为突出。考证陈寿祺生平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学风衍变的基本过程,并且简略地考释了《尚书大传》、《五经异义》、《三家诗遗说考》等其在辑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陈寿祺生平及著述考

陈寿祺是清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学通汉、宋,世称“通儒”,因其早年学历、交游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辑佚方面尤为突出。考证陈寿祺生平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学风衍变的基本过程,并且简略地考释了《尚书大传》、《五经异义》、《三家诗遗说考》等其在辑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从《楚辞章句》看王逸的文学本质观

《楚辞章句》在注解《楚辞》的过程中体现了王逸本人的一些思想,其中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尤为突出和鲜明。具体来说,王逸的文学本质观包括:文学的本质在于"言志"、"述志";"志"中含有"情"的成分;"舒泻忧思"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楚辞章句》中提到的"情"大都指一己感情,只要内心的感情激荡欲出,就可以形诸文字。而且王逸指出,感情可以尽情地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只要感情抒发得足够动人,足够悲,就是好文。这就超越了汉代《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刘向使外戚上变事始末

[]?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文化舞台上,刘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精忠不渝,历事宣、元、成三朝,三度被废,三度复起,一生捍卫刘氏宗族,与宦党、外戚坚持斗争.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初元二年的使外戚上变事是决定刘向一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与宦官石显、外戚许、史围绕灾异展开交锋,最终经生集团落得大败.刘向的变事既体现了他捍卫宗族的忠心,也反映出早期刘向在政治斗争中的不成熟.而历西汉元帝朝,围绕刘向的这次上书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实际是经生集团与宦官、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的缩影.本文通过记述刘向使外戚上变事的始末,并分析刘向在变事写作上的得失,试图勾画出西汉元帝朝初年的政治格局与变动,以及揭示刘更生前期的奏议写作的政治背景.     

苏轼葬郏之选：事件、观念与哲学意蕴

“志在行其所学”的苏轼,其葬郏之选中也隐含着人生思考。首先作为事件的葬郏之选。苏轼葬郏之选经由苏辙提议、苏轼首肯,因苏轼去世未果,最终由苏轼之子遵照苏轼遗嘱,在亲友帮助下相地卜兆而定,客观上是由于政治形势不利、经济状况拮据等原因所迫。其次作为观念的葬郏之选。苏轼葬郏之选主观上是由其诸多政治、社会与历史观念等原因所致。最后葬郏之选的哲学意蕴。结合苏轼的哲学思想,可知其葬郏之选过程中的诸多观念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哲学意蕴。     

试论四灵诗歌的艺术渊源及特色

后人评论四灵的诗歌创作,多聚焦于他们师宗姚合、贾岛,此论虽道出了四灵诗歌的主要艺术渊源,但并不全面。除了师宗姚、贾之外,唐代的大历诗人、晚唐诗人及宋初的晚唐体诗人、南宋的杨万里、叶适等人都是四灵学习的对象。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学习,他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诗风。     

两汉诗学考——以“前三史”为例

《诗经》在汉代的经学地位早已被学界公认,但是对于其在汉代的文学地位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从《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史传中搜集大量例证,旨在归纳汉人的诗学观点——言志说、讽喻说、发愤说,从而探讨《诗经》文学精神在两汉时期的影响。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八贤王”的历史原型是谁

在杨家将故事中,有一位“八贤王”。关于他的原型,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大体说来,有人认为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第四子赵德芳,也有认为是其第二子赵德昭,还有认为是太宗赵光义的儿子赵元俨。笔者对上述说法经过考证,以为“八贤王”的形象是古代剧作家和小说家结合宋初宗室轶闻而虚构出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