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仪式、再生之祈祷——《诗经·豳风·鸱鸮》之意义新释及其被误读的意义

从神话学的角度可以看出《诗经·豳风·鸱鸮》接受史上的被误读,它本应是原始祝祷仪式上的歌舞吟唱,诗意应是再生之祈祷;而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史看,误读却是文学形式嬗变的一个契机,从而成就了禽言诗、寓言诗、拟物诗等诗歌新理解。     

“驺虞”思辨

《召南.驺虞》是《诗经》中在词义训释、创作主旨等方面争论颇多的诗歌之一。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诗作主旨争议的正是＂驺虞＂一词具体所指的不确定性。结合各类辞书、文献,以及有关《诗经.周南》与《诗经.召南》体例编排等因素,＂驺虞＂当解为一种＂仁兽＂,进而《召南.驺虞》一诗宜解读为带有对＂驺虞＂这种＂仁兽＂带有图腾性质的、反映先民畜牧养殖生活的谣谚。     

评《<诗经>郑、卫诗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正>201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诗经》国风诗歌研究的新著《<诗经>郑、卫诗歌研究》,是潍坊学院教师杨洁潜心研究《诗经》的学术结晶,也是地域义化研究和当代《诗经》研究相结合的新成果。正如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尼山学者丁鼎先生在该书序文中所评价的,"是新近完成的一部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诗经》中的郑、卫诗歌进行系统探讨的新著,本选题对于丰富《诗经》研究很有学术价值,值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其中的郑、卫诗     

儒家经学研究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影响

经学研究是影响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汉大赋的写作,建立在经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唐代古文家的古文写作,受到当时以《春秋学》为代表的经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后世儒家学者《诗经》研究对汉语诗歌的发展的影响,远比《诗经》文本本身更大,文人诗歌中爱情诗的缺失,与经学家将《诗经》中大量爱情诗故意进行曲解,掩盖有关;古体诗、格律诗、词、曲等文体的价值,则是根据它们与《诗经》相似相近的程度进行判断的。宋代理学家喜谈性理、以白话说经的传统,与说理诗的大量出现以及白话小说的兴起之间,存在相互呼应的关系。经学研究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发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文体的发明,＂传体＂这一在后世十分重要与活跃的文体,与＂经传＂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从《诗经》语气词的运用看先秦语气词的发展及其特色

从《诗经》语气词的运用看先秦语气词的发展及其特色朱明珠《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国文学史就是从《诗经》开讲的；同样，研究汉语发展史，也是从《诗经》开始的。汉语古音的研究，主要的材料是《诗经》和谐声字。在语言方面，《诗经》创造的写景状物、抒情、颂...     

《诗经·国风》诗旨阐述差异比较——以《毛诗序》《诗集传》和《诗经原始》为例

历代学者对《诗经·国风》主旨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阐述,汉代《毛诗序》从政治观念出发,对《国风》的解读与政治事件紧密结合,宋代《诗集传》从情感方面解读,将《国风》中涉及到男女爱情的诗歌评为"淫奔之诗".《诗经原始》通过"反复涵咏"的方式对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力图推究诗人原意.三者虽各有偏颇,但都为解读《国风》提供了新角度,都...     

由采诗活动看《诗经》的新闻性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有关先民生活的百科全书。两千年来,有关它的文学、史学、礼学乃至地理学研究层出不穷,但鲜有人由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对《诗经》进行研究。如果从新闻学视角来观照《诗经》作品的采集与传播过程,就会发现先秦采诗活动和现代新闻活动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如采诗人和乐官充当着类似记者和编辑的角色,《诗经》作品承担着反映公众舆论和传播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等。因此,可以说,《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新闻性。     

20世纪《诗经》大雅研究回顾及展望

在对20世纪《诗经》大雅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今后研究思考的方向。即重新认识大雅在《诗经》中的审美价值和意义,转变观念,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大雅文学形式的研究。     

歌舞、仪式、再生之祈祷——《诗经·豳风·鸱鸮》之意义新释及其被误读的意义

从神话学的角度可以看出<诗经·豳风·鸱鸮>接受史上的被误读,它本应是原始祝祷仪式上的歌舞吟唱,诗意应是再生之祈祷;而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史看,误读却是文学形式嬗变的一个契机,从而成就了禽言诗、寓言诗、拟物诗等诗歌新理解.     

论《诗经》成语的文化价值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中国文学起始阶段的最高成就。《诗经》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诗经》衍生出来的成语经过两千多年的使用和流传,已深深植入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成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论“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理论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献诗陈志",帝王公卿收集诗以观民风、查民情,考得失,这些诗经整理后成为《诗经》。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从春秋始,在《左传》中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三,"教诗明志",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此时《诗》成为政教工具,孔子、孟子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其四,"作诗言志",这时把文献《诗》还原为了文体诗,诗人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荀子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尝试者,而屈原则正式开始作诗以言志。     

古诗词和音乐相融的历史沿袭

我国的古诗词,远从上古的讴歌吟呼,历经《诗经》、《楚辞》、汉魏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均为合乐之诗。可见,音乐和诗词之间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古典诗词吟诵在我国古代诗词创作和传播中生生不息地传承繁衍。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与唐宋诗画功能的互补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包含的诗画在功能上的互补性是它们不可或缺的美学内涵,然而两者在功能方面的意义一直未引起学界重视。从功能上讲,“诗中有画”主张诗歌应发挥绘画的愉悦情性的娱乐作用,它改变了诗唯雅正是尊的历史传统,避免了诗歌主题过于严肃、缺乏生活情味的弊端,体现了孔子“游于艺”的文艺功能思想。“画中有诗”则强调给绘画注入诗性特征,使绘画诗化、雅化,进而改善绘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利于更好地发挥绘画的社会作用。     

宋初“晚唐体”诗人辨析

最早提出宋初＂晚唐体＂一说,并对其成员进行勾勒的是宋元之际的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今人多从此说,然学界也有异议。笔者将现有文献史料和诗人诗歌创作实践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将＂九僧＂、寇准、林逋、魏野、潘阆、赵湘归属于＂晚唐体＂应属无疑。宋初还有很多诗人受＂晚唐体＂影响,其诗具有＂晚唐＂风味,但这些诗人作品大多散佚,仅凭几首佚诗残句以及古人的评论,难以考征其诗风归属。     

北宋梅尧臣的咏梅诗探析

宋代是咏梅诗的高峰期,梅花自宋以后,文人对其认识发生了变化,审美意趣得到深度的开拓发展。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写作了大量的咏梅诗,对其咏梅诗的分析,能窥视北宋初期咏梅诗的发展情形及趋势。对梅氏的咏梅诗进行分类,并将他的咏梅诗置于其整体诗歌的创作中和咏梅诗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来阐释其咏梅诗的创作特点。     

论王维诗歌中“松”意象之禅韵简

“松”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象征君子坚贞不屈、高洁孤直的品性,在陈铁民先生的《王维集校注》中提到,王维诗作中“松”意象有46处之多,王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君子喻”的传统,而更多的是将禅宗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王维受禅宗影响深远,他的诗不论是写松之本体、写松的特殊含义,或是以松来烘托人物、环境,都体现出一种禅趣,透露出一丝禅机,特别是他诗中那些和松连用的“松鹤”、“松月”、“松风”、“松琴”等意象,营造了一种清幽空寂的禅境,给人以禅思,这些共同构建了王维独具特色的山水禅诗.     

徐玉诺与《诗》月刊

徐玉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从题材内容方面概括了徐玉诺在《诗》月刊上所发表的三类诗作。《诗》月刊进一步成就了徐玉诺诗歌创作的先锋姿态,徐玉诺与《诗》月刊的结合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论郭绍虞的《诗话丛话》

郭绍虞的《诗话丛话》是我国第一部以诗话形式论述诗话之体的著述。《诗话丛话》对数以千计的中国诗话进行了系统的总体研究，以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零散杂芜的中国诗话之话予以梳理，使之体系化、类别化，不愧是诗话研究的拓荒之作，对诗话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论词曲体译法的适用性

英诗风格的多样性、读者的多层次性和审美标准的多元化意味着任何一种体式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在白话体译诗的一统天下里,词曲体也应有一席之地。基于这种思想,通过英汉抒情诗对比分析,指出了白话体译法的局限性、词曲体译法的适用范围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关于曹丕、曹植二人诗歌高下的问题,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者大都认为曹植诗歌胜于曹丕。船山先生却认为二人诗歌有着＂仙凡之隔＂,曹丕有着＂独至之清＂,所以他的诗歌属于＂仙＂品,他本人则被推许为＂诗圣＂;而曹植诗歌＂建立门庭＂,因而属于＂凡＂品,其本人也被贬为＂驵才＂。船山先生立论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他以《诗三百》作为后世诗歌趋赴的理想,追求一种天然本真的诗歌境界;其次,他采取正反相形的方式评诗,其肯定性评述常有精微之论,但否定性评述有时则失于偏颇。二曹诗歌的个案体证了船山诗学的这种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