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道人诗说》与姜夔诗词之关系

《白石道人诗说》为姜夔的诗法著作,但也可看成是其词论之作。从布置、精思、创新、对偶、用典、措辞和格意七个方面来看,《白石道人诗说》对白石词创作有很大影响。这种以“诗法入词”的创作方法塑造了姜夔词的独特风貌。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锦瑟》诗解

《锦瑟》难解，关键在用典的复杂和多义。从原典出发，结合李商隐的生世和诗作，大致可以推知此诗的核心意涵：一生中“可寄托”的想念，到头来都是虚妄。此了悟人生之语，见证出唐世的衰败。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钟嵘“直寻”说排斥用典吗？

六朝时期,诗人一味追求用典,导致诗歌内容空洞、文脉滞涩.鉴于此,钟嵘提出诗歌创作“直寻”说,认为诗歌贵在吟咏性情,抒发诗人切身体验.但从钟嵘选诗评诗的情况来看,其“直寻”说并不排斥用典,而是要求用典合理适当、贴切自然.     

陆游研究的新收获

张福勋先生的《陆游散论》，是近些年国内学术界研究陆游的一项可喜收获，《散论》以“四个结合”概括了陆游爱国诗的丰富内涵和鲜明风格，简明确切；《散论》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咏物诗、农村诗、诗论诗，都道前人之所未道；《散论》显示了著者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力。     

读《文选》札记

文字由生僻趋简明 ,《西京赋》从薛综注到李善注、五臣注 ,体现了此通俗化过程。班固《两都赋》引用“五经”“今文家”说 ,张衡《二京赋》宣扬老庄思想 ,东汉中叶又重视《老子》、《庄子》。《毛诗序》流传至少在汉宣帝前 ,河间献王好《毛诗》之说不误。颜延之《赭白马赋》,写作年代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 ,五臣注较胜。     

论郁达夫《毁家诗纪》中自传体诗文的书写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发表前为组诗添上注文,诗作抒情、注文叙事,诗文合璧,相得益彰;同时,国难与婚变的内容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组凄恻动人的自传体诗篇。郁达夫用旧体诗创作《毁家诗纪》,并用注文记录“毁家”的诸多细节,既是其“袒露自怜”性格的体现,也是郁达夫作为一个“骸骨迷恋者”以诗为舌、以诗为伴的本能选择。《毁家诗纪》是了解“郁王婚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重要文献。《毁家诗纪》中的自传体诗文书写推动了旧体诗自传体诗文的发展。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双合莲》、《孔雀东南飞》：文学史上两部长篇叙事诗之比较

《孔雀东南飞》作为成熟叙事诗的确立，作为一个“源”，对后世的作品具有典范和启示的作用。鄂南民间长篇叙事诗《双合莲》作为这一“源”上的“流”，对其优良传统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本文从背景、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几个方面对这两首诗进行比较，期望借《孔雀东南飞》这一诗歌史上的坐标，确定《双合莲》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挖掘鄂南民间文学的价值。     

经学思想史视域中的先秦《诗》学文献——对《诗》学思想表现形式的反思

以往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论《诗》、解《诗》材料为基本素材。而有关《诗》的编纂、传习、应用情况的记述,由于其主旨都不在于思想的阐发,因而多被作为辅助性材料来使用。在这种认识下,先秦时期可供思想研究的《诗》学材料十分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赋《诗》、引《诗》的记载中分析、把握用《诗》者对《诗》的理解。此外,《诗》学思想的表达也并不局限于对《诗》的理解。引《诗》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纽带,将引《诗》所佐证的思想观念联结在一起,并由此组织起一个自由的《诗》学义理空间。引《诗》条目的组织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独立的篇章中自由地表达其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见解。这构成了《诗》学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对诗歌内容的诠释，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昭明文选》与骚

《昭明选》作为一部按体选录各类字佳作的总集，不论从体分类角度还是选录作录、作品方面，都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选》于“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是有其科学性和开创意义的；《选》把“骚”居于“赋”与“诗”之后是与《选》的性质及作编纂目的相关的；从《选》所录“骚”类作家、作品情况可以看出萧统既重“”又重“质”的学观。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有出处

文天祥《过零丁洋》诗收篇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联，是为千古不朽的壮歌绝唱，历来被人们争相传诵。但其是否有何出处，人们却迄今似乎仍毫无所知。笔者近来在检阅《全宋诗》时，发现胡梦昱《步王卢溪韵》诗二首，其中第一首第三句“存取丹心照碧汉”一句，就正是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全句的出处。     

《诗品》“汉都尉李陵诗”考辨

从史书材料、五言诗在汉代创作情况、对锺嵘和刘勰相关观点的辨析、与《古诗十九首》比较等六方面对《文选》所收李陵诗逐一考证，可以得出结论，《文选》所收三首“李陵诗”应当是李陵作。     

《长恨歌》悼亡主题之我见

《长恨歌》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感伤诗代表作，也是千古传颂的名篇，白居易因此而有“《长恨歌》主”之称。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一直存有较大争议。笔者从“情与中国文化”的哲学视野出发，认为《长恨歌》在形式上属于代笔悼亡诗，在主题上则带有明显的追思与怀念性质。     

《孝经》：承接伟大的文化传统

《孝经》一书，正文仅1800余字，但地位极为特殊。有学者认为《孝经》之称为“经”尚在汉代立太学讲《五经》之前，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有“大本”、“总会”之称，可谓经中之经。“学”、“教”、“孝”三字形、音、义均有其相同的形态，即均与“爻”字相关，解为上行下效之“效”。父祖行，子孙效；圣人行，贤人效。凡我华夏子孙，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殿以《孝经》，其意欲以绍述三代文明为期许，以承接神州固有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则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