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记体文研究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记体文颇富特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记体文或用白描手法真实反映江南山水的奇姿异态，或在叙述亭台堂榭的建造经过时融人触目兴怀，抚今追昔之情，于再现泉山形胜之际，贯注人世沧桑之慨。晁补之记体文以议论和思辨见长，叙议结合、文脉通畅、韵致高雅，其佳构名篇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历久不衰。     

论“意”在传统造园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荆浩在《山水赋》中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这句话无疑是多少年来中外名家绘画必然遵循的规律。苏轼在《文与可画贯笃谷偃竹记》中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又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竹三首》诗中，赞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晁补之在《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中，也有“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之句。画家创作形象，构图布局，一定先有成熟构思，然后才能“一发而得其妙解”。     

论记体文文体观念的演进

从六朝、唐代、宋明3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概况探讨记体文文体观念的演进,表明不同的社会阶段,文人对记体文的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别:六朝时期,虽有记体文作品存世,却没有创作的自觉;唐代出现了记体文创作的自觉,但尚未建立相应的文体理论;有宋以降,人们在继续写作记体文的同时,还表现出理论认识的自觉。     

试论欧阳修的记体文

欧阳修作为有宋一代的文章宗师,他的记体文是写得极其出色的。但历来对于他文章成就的评价,比较多的是注意到他的书信体杂文或传记文,对记终文却评述较少,即使评述,也多注意《醉翁亭记》一篇,实在是不合理的。本文不揣浅陋,希望能对他记体文的思想和艺术作一些评价,很不成熟,有待于方家指正。     

晁补之题跋文研究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其题跋文内容丰富,或谈文说艺,或论古言今,或感怀人事,都见解深刻、思致绵长;在形式上又自由灵活,随机生发,长短不拘。晁补之的题跋文议论英锐,鞭辟入里,语言洗练,情致深婉,含英咀华,颇具艺术表现力。晁补之的题跋以浑厚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在繁花似锦、璀璨夺目的宋文百花园中独标风韵,芳馨远播。     

论元遗民戴良的散文创作

元遗民戴良,与宋濂同乡、同派、同门,散文成就颇高其文内容或阐述诗学思想,或以文存史,或叙写山川名胜,价值不容忽略就文体而言,戴良散文可分序体文、记体文、题跋文及其它诸体文等类,均有着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散文史上,戴良应该有他的位置。     

北宋党争中的晁补之考论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在党同伐异、勾心斗角的新旧党争中，虽身历不虞之祸，贬黜迭起、厄运踵至，但他都是涅而不缁，绝不慕势希荣、屈意颂扬，谄媚权贵以干进。由于极度异化的政治生态，晁补之尽管满腹经纶，为政有方，然终其一生都未能施展雄才，最终只落得个赍志以没的悲剧命运。晁补之在北宋党争的污泥浊水之中临大节而不夺，耿介刚直，爱国忧民，为当时腐朽黑暗的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的士大夫的崇高形象。     

关于白居易的《五亭记》

《五亭记》全名为《白蘋洲五亭记》,是白居易六十八岁“得风痹之疾”那年,在洛阳应友人湖州刺史杨汉公之请,根据杨汉公送去的五亭图而写的一篇记文。全文刊载在明《万历湖州府志》卷四第十三、十四页。     

晁补之文章刍议

晁补之不仅以词名世,而且也善于著文,所著《鸡肋集》现存文章六百九十三篇,其中多有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名篇佳构.晁文对军国政事的精辟见解和对文化艺术的深刻阐述常使人击节赞叹、拍案称奇,晁补之转益多师的治学态度和不袭蹈因循的创新精神使其文章立意新颖、别具一格.晁补之充沛的感情、超逸的气度和非凡的笔力使其文章呈现出波澜壮阔、雄健豪放的特点,丰厚的学养和深邃的识见赋予文章浑厚的思想内涵和迷人的艺术魅力.     

晁补之羁旅行役诗研究

晁补之的羁旅行役诗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诗人旅途中的见闻,诗作绘旅途千姿百态之景,抒思乡念远之情,言感物伤怀之志,展现了诗人艰辛坎坷的人生历程。晁补之的羁旅行役诗写景状物细致,刻画描写传神,抒情表意深挚,诗中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寄寓诗人流转迁徙的感伤,表现了迭遭贬黜的悲情,蕴含了深重的人生感喟,诗作文辞洗练、意蕴丰厚,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晁补之诗歌研究

晁补之文采风流,诗名卓著,其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诗人将宦海失意的哀怨、亲友深挚的情谊、匡时济世的壮志、爱国忧民的热情、仕途淹蹇的无奈、人生易老的感喟都融入诗中,表达了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注和个人命途际遇的忧伤慨叹。晁补之的诗歌既有典雅奇丽、疏朗洒脱的风味,也有空灵隽秀、清静幽远的韵致,还具顿挫怨抑、悲凉凄婉的格调。晁补之的诗歌以厚重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别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享誉于时,流芳后世。     

《考工记》“锺氏染羽”新解

对《考工记》所载“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溃之．三入为缣,五入为鲰,七入为缁”这段记文,古代和今天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既有可取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根据所收集文献材料并参考现代染色相关原理,对原有诸多解释进行辨析,其中重点对于记文中的“钟”、“羽”、“朱”、“秫”进行了新的诠释,指出“钟”为“锺”之假借字;“羽”不是特指羽毛,而为多彩之意;“朱”为植物红豆杉;“秫”为谷物红高粱,并据此以新的观点阐述了这段记文所述从撩色至缁色的染色过程．     

《康熙字典》三体叠文的构形部件与字义关系

前人对叠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说文解字》中的叠文字,鲜少针对“三体叠文”这一特殊的文字形式展开研究。和《说文解字》所收录的35个三体叠文相比,《康熙字典》比《说文解字》多收录了82个三体叠文。通过比较《康熙字典》与《说文》中三体叠文的收录情况,集中对《康熙字典》所收录的三体叠文进行研究,三体叠文的结构多为品字形、横纵并列式,其表意方式与构形部件间有密切关系,构形部件不同的意义、引申义使得三体叠文在表义上体现出典型的分类特征。     

鲁迅室名“西湖之避暑吟诗堂”的由来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鲁迅在写《〈肥料〉译后附记》一文时,下署“洛文记于西湖之避暑吟诗堂”。查《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记有“夜译短篇《肥料》讫”。四天后写“译后附记”,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可是,在这几天里,鲁迅并没有离开过上海,也就没有到过杭州西湖。为此,这“西湖之避暑吟诗堂”,一直来被人认为是不知所指。     

《水浒传》中赋体文的运用

赋与小说两种文体在互渗中不断发展。在明清通俗文学繁荣的背景下,赋体文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的运用更趋丰富多样。《水浒传》中的赋体文多达208篇,在小说褒贬人物、烘托气氛、渲染场面、抒情言志等方面发挥了艺术功能,既为读者营造了审美休憩空间,又彰显了亦俗亦雅的美学特色和表现手法的丰富化。《水浒传》中的赋体文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学价值,但部分借用留文或套语改编而来的赋体文亦呈现程式化之弊端。     

当代中国抒情散文创作综论——兼论大陆、台湾抒情散文的特色

中国,是诗的王国,也是散文的王国。散文有着几乎和诗一样悠远的历史。在《诗经》、《离骚》的音响激荡文坛的同时,《左传》、《国策》、诸子百家散文也雄步文坛。比之唐宋元明清时期才渐次成熟的戏剧和小说,散文无愧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由于散文在历史进程中的充分发展与完善,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和技艺。谈天说地,记事记人,论理言志,状物抒情,世界之巨,万物之微,在散文中道来则无所不能。散文不仅包罗万象,而且灵活多变,深入浅出,既有文的铺张,又具诗的意趣,兼     

试论谢惠连的《祭古冢文》

《文选》所收录的谢惠连的《祭古冢文》是一篇祭悼古冢的典范的祭文,它之前有序言、后有正文的结构模式显示出南北朝祭文的趋于定型和成熟,已具备了祭文的基本要素,完全合乎萧统选文须"事归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原则、标准.它创造性地给两具无名古尸假托以"冥漠君"之号,开了后世祭悼失名古冢的祭文的先河,对后世同类祭文及碑铭的写作、尤其是对唐代薛稷的《唐杳冥君铭》和陈子昂的《窅冥君古坟记铭序》以及任孝恭的《祭杂坟文》和苏轼的《祭古塚文》的影响至为明显.而谢惠连的为人有瑕疵,但不害《祭古冢文》之在古代祭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张耒诗歌特点及优劣之我见

北宋张耒从学于苏轼兄弟，与黄庭坚，晁补之，秦观一起“以文彩风流为一时冠”。［１］张耒的成就主要在文艺理论与诗文创作两方面。理论上，他提倡“文以明理”，［２］主张作家遵循“天理之自然”和“情性之道”［３］进行创作，倡导充实自然的文风；创作上，他努力实践...     

汉语文学的文体意识及文体互渗

对于把文章统绪问题看得高于一切的中国古代作家而言,"文各有体",是进行文学创作时需要遵循的一条最为基本的原则,这与汉语书面表达对语言形式的特别关注有直接关系。然而,"文各有体"只是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一个方面,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其形式包括作为核心文本的诗与文之间的平行互渗,核心文体与边缘文体之间的互渗与影响,以及新文体对旧文体形式的吸纳与包容。     

欧阳修的台阁名胜记略论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其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欧阳修台阁名胜记文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分类、特征及其重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对苏轼等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