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从《玩偶之家》看易卜生戏剧的传播与接受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各种戏剧流派传入中国,其中现实主义戏剧思潮蓬勃兴起,在这种背景之下,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迅速传播开来,掀起了一场"易卜生热",使易卜生这位"现代戏剧之父"被中国人熟知,而其中《玩偶之家》的影响尤其之大,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文学大家都对娜拉这一形象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进而又对易卜生思想进行了解构与重塑。     

论《玩偶之家》中“玩偶”的双重性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社会戏剧＂中最早的一部讨论家庭关系的戏剧作品,以往对玩偶的身份界定都是定格在娜拉这一人物形象之上。本文试图重新解读《玩偶之家》,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谁是玩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在反观娜拉家庭玩偶这一形象时,海尔茂却成了男权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也是玩偶的另类表现,从而揭示出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所独有的批判社会现实的意义。     

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娜拉离家出走而提出了妇女的社会问题.娜拉走后到底怎样?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深深思考.为此,鲁迅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娜拉走后怎能样?》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在尚未取得独立的经济权的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回来",二是"堕落".但实质上娜拉出走前已潜藏着独立意识和具有战胜生活困难的坚强意志,因而娜拉走后既不会"回来",也不会"堕落";而将以一个独立的人的形象傲立于社会之中.     

中国“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人灵魂的冷峻剖析和人的命运、价值、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中国妇女问题也给予了深切关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提出了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问题,因其与中国当时“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妇女问题的契合,而倍受注目。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文中提出了娜拉走后的两条出路:堕落或回来。但在其后出版的小说集《彷徨》中对祥林嫂、子君、爱姑等“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的悲剧命运的描述,却让人们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娜拉的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略论《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

易卜生在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中塑造了娜拉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她从一个完全依附于丈夫的传统女性转变为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踏上寻求自我旅程的新女性。在细读文本后,发现娜拉的这种转变不是无迹可寻的,她在彻底觉醒,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个体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很多新女性才具有的特性。因此娜拉最后摔门离家并不是在认识到自己婚姻的虚伪本质后的无奈之举,而是自我觉醒后的必然结果。     

论中国“娜拉”形象系列的构建

“娜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中，作为被书写的叛逆者，与易卜生的“娜拉”原型产生了疏离，形成了中国化的“娜拉”系列。中国特有的土壤孕育了“娜拉”形象．形成了中国经典性类型。“娜拉”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中发生着嬗变，并在男女作家笔下有着明显的不同。     

浅谈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以《玩偶之家》为视角

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文学界乃至中国社会曾有过广泛影响。《玩偶之家》这部作品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得到了较多接受和关注。女主公"娜拉"挣脱枷锁、为争取自己权益离家出走的行为对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穆斯林兄弟会崛起:进步还是倒退

中东: “娜拉出走以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遗留给世人的经久未衰的这个命题,如今放在剧变狂潮后的中东同样适用.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说更改甚至抛弃原有制度和秩序的变革,毫无疑问都是令人热血沸腾、意气昂扬的,给予人无穷希望,同时又使人抱持焦虑问号,但只有革命之后的安排抑或选择,才能够将持续了近两年的“阿拉伯之春”推向高潮.     

中东:“娜拉出走以后”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遗留给世人的经久未衰的这个命题,如今放在剧变狂潮后的中东同样适用。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说更改甚至抛弃原有制度和秩序的变革,毫无疑问都是令人热血沸腾、意气昂扬的,给予人无穷希望,同时又使人抱持焦虑问号,但只有革命之后的安排抑或选择,才能够将持续了近两年的"阿拉伯之春"推向高潮。     

阿瑟·米勒与现代悲剧

阿瑟·米勒是20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他以易卜生为榜样,在戏剧中注重探讨重大社会问题。米勒在戏剧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主张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让普通人作为主人公登上悲剧的舞台。《推销员之死》是米勒的代表剧作,奠定了米勒在美国戏剧界的不朽地位。此外,米勒创作的《全是我的儿子》、《桥头眺望》等都是美国戏剧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其中渗透着深刻的现代悲剧思想。     

岛崎藤村与郭沫若诗歌之比较

郭沫若和岛崎藤村是中日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提起郭氏的《女神》，谁也无法回避作者的泛神论问题，奇怪的是藤村也认为“基督是神，流水式理想之神，西行、芭蕉、但丁、莎士比亚都属同列”。这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的泛神论有相似之处。然而，两位诗人的浪漫主义诗歌形态不仅不同，而且格调迥异，关学风貌截然不同。郭诗中精神无限地溢出了物质，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多不协调；而藤村的诗没有奇人奇事奇境，只是运用传统诗歌的象征和比兴，     

论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和变化的原因

文章阐述了1936年鲁迅逝世以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既有辱骂和攻击的一面,也有佩服和尊重的一面,既有仇鲁的一面,也有联鲁的一面,并非完全否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世界观的转变、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派主义的克服,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已清楚地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因而多次著文,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处处对鲁迅表现出真诚的崇敬。     

基督教文化对郭沫若诗歌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基督教文化的层面对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及其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的理解。     

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和态度,不少人认为是扬李抑杜。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可以说,他一生对李白始终是偏爱和崇拜的;虽然不甚喜欢杜甫,但对杜甫也是尊敬、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作《李白与杜甫》,强烈地表现出扬李抑杜的倾向,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     

论郭沫若早期史剧形式的诗学传承

郭沫若在早期史剧形式的探索中,主张向西方借鉴,进行＂崭新的移植＂。但在实际创作中,基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素养,他的史剧形式＂移植＂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就诗学传承而言,除了近现代西洋戏剧形式的继承,他的早期史剧实际上还继承了四川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元杂剧形式等中国传统文艺形式。在中西方文艺形式的继承中,郭沫若早期戏剧形式探索取得了相当的实绩,对中国新文学话剧形式的探索与开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郭沫若是一位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家。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特别是诗歌翻译与戏剧翻译的成就,不但影响着创造社,也影响着一个时代的译坛和文坛。对郭沫若翻译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五四“新文学及“五四“翻译文学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及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梳理。     

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综述

郭沫若与郁达夫恰如其自比的"孤竹君之二子"携手而立,在20世纪中国文坛留下了深远的足迹.数十年来,研究者们既对两人引人瞩目的友谊怀有不减的兴趣,更将研究的目光转向探考两位文豪文学创作和艺术个性的异同和互动.现对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作一个梳理,透视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挖掘此项研究的价值和可持续的学术空间.     

冰与火的交融

<南诏野史>是保存元末历史资料较多的书籍,书中保留了许多当事人写的诗歌.结合历史分析这些诗歌,同时把历史人物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对比,从而展现现实中段功以及他的两位妻子的性格与命运.     

郭沫若与英国文学

郭沫若是我国五四诗坛的一位巨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庞杂，本文从少时与英国文学的最初接触，浪漫主义美学观的形成，文艺批评思想的形成。对英国作品的翻译活动及在英国文学影响下的戏剧创作这五方面探讨和系统梳理郭沫若先生与英国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说明其接受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及作家的主体选择性，并指出西方浪漫主义概念在中国的误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其实是抒情主义。     

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在武汉、重庆、上海等地，多次参加鲁迅逝世和郭沫若诞辰的纪念活动，同时结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形势特点，发表重要演说和文章，对鲁迅与郭沫若的思想和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认为二位伟人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战友，“各人自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