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针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GDP)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根据我国1983～2004年FDI与GDP等数据,应用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发现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估计了FDI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前提下,用GDP作为衡量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将FDI和辽宁沿海经济带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虽然辽宁沿海经济带FDI和GDP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是FDI却不一定能直接带来GDP的稳定增长,因此,引资过程产生的负作用也是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政策制定者应全面衡量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调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引资策略。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江苏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苏GDP对FDI的弹性,随着FDI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FDI并不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原因,江苏的经济增长则带动了FDI的提升,对此,江苏省应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并提高利用外资效率,拓宽外资投资领域,同时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政策扶持,吸引更多的外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引力模型的FDI流入对美国对外贸易影响分析

选取美国及其44个FDI来源国（同时也是贸易伙伴国）作为样本,基于引力模型和1992-2011年的数据,检验了FDI流入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FDI流入对美国进口、出口均具有正效应。同时,FDI流入对美国出口的正效应要大于对进口的正效应,即FDI流入不仅有利于扩大进出口贸易,更有助于减小贸易逆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美国的进出口还受到与相关国家的GDP乘积、人均GDP乘积、地理距离、美元汇率、语言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与FDI流入一起构成了对美国进出口贸易的综合影响体系。因此,要充分发挥FDI流入对美国贸易的促进作用,还应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两税合一”对苏州利用外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苏州市FDI与GDP关系研究

介绍了苏州利用外资的现状,通过阐述苏州市1990-2006年的FDI与GD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两税合一”对利用外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长三角经济增长与FDI的空间关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已经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利用耦合协调度和动态计量经济学模型,对1986—2019年长三角FDI和GDP空间关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各省(市)FDI和GDP增长趋势相似,二者耦合度显著升高并最终达到高度耦合,但二者协调度及变化幅度均较低,其总体呈现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江浙沪FDI相对发展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而安徽FDI相对发展度则呈稳步上升的态势;上海和安徽的FDI与GDP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江苏和浙江仅存在由FDI对GDP的单向因果关系;各省(市)FDI对GDP均具有正向波动式的冲击效应,其中江苏和浙江的冲击效果更明显;上海GDP对FDI的冲击始终保持正效应,安徽则呈现“先负后正”的冲击,最后呈下降趋势.该结果可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山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三次产业效应实证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FDI与山西省GDP,FDI以及山西省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利用外资优化山西省产业结构的对策。     

FDI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及存在问题研究

2005年FDI在长三角地区呈现了下降的势头，我国2005年实际吸收和利用FDI为603亿美元（商务部统计资料），创下2004年突破600亿美元大关后的又一纪录。2005年，长三角地区GDP达33859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38230元人民币，实际吸收和利用FDI达262．47亿美元，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基于混频模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预测研究

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和“三驾马车”,基于混频数据抽样模型预测中国季度GDP增长率，考察新冠疫情背景下FDI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单变量混频模型的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小于基准模型，预测精准度更高；多元混频模型引入FDI后，模型的实时预报RMSE比值为0.13,低于未引入的0.16,预测季度GDP增长率更精准；基于FDI预测的季度GDP增长率较“三驾马车”更高，表明FDI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FDI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放宽投资准入,推进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人民币汇率与FDI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以侧重GDP为主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有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的视角,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FDI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FDI均存在长期均衡发展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第三产业的FDI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一产业,再次是第二产业。     

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它们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分析

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关城市的数据,应用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与城市特征的相关性．引入了空间变量,根据新近的数据,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33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该地区33个城市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道路交通条件及教育水平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主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与上海的空间距离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促进之处,亦有负面影响。本文通过选取1983--2005年间我国FDI与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测算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发现,虽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但从1994年以来,这种贡献度却在不断下降。     

FDI流入我国省市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FDI对东道国经济的直接效应,是指FDI的流入直接形成了生产能力,对GDP增长有直接贡献;FDI间接效应体现为伴随着FDI的流入,技术或生产率的非自愿扩散来促进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由于FDI的效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较大的不同效果。想通过实证分析来搞清FDI的流入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以及与经济环境之间的联系,来为我国的引资政策提出建议。     

实证分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

选取1984-2007年间我国GDP和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针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采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滞后6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并通过ADF检验,利用协整检验技术,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而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相同的,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