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20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31 毫秒
1.
“非典型肺炎”的命名问题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非典型肺炎这一名称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30年代末 ,原指起病隐匿 ,肺部体征较少 ,预后较好的区别于普通细菌性肺炎的一组疾病。到了 6 0年代首先发现肺炎支原体是这组疾病的主要病原体 ,随后又有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嗜肺军团菌、伯氏立克次体等病原体被包括进来。但直到 2 0 0 2年美国国立卫生院仍然只将由嗜肺军团菌、肺炎支原体与肺炎衣原体引起的肺炎称为非典型肺炎。这些肺炎的致病原都在细胞内繁殖 ,只有在胞内浓度较高的抗生素 ,如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等才有效。这种概念与我国大多数临床医生所理解的非典型… 相似文献
2.
非典型肺炎这一名称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末,原指起病隐匿,肺部体征较少,预后较好的区别于普通细菌性肺炎的一组疾病。到了60年代首先发现肺炎支原体是这组疾病的主要病原体,随后又有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嗜肺军团菌、伯氏立克次体等病原体被包括进来。但直到2002年美国国立卫生院仍然只将由嗜肺军团菌、肺炎支原体与肺炎衣原体引起的肺炎称为非典型肺炎。这些肺炎的致病原都在细胞内繁殖,只有在胞内浓度较高的抗生素,如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等才有效。这种概念与我国大多数临床医生所理解的非典型肺炎是一致的,是否有公认的更广义的非典型肺炎概念？似乎值得进一步商榷。在病因明确之前暂且称为“非典型肺炎”、“非典型性肺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也未尝不可,但可能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也不利于治疗。另一方面,笔者也不赞成将该病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顾名思义,SARS是指严重的呼吸病症,是国外学者在对该病认识很肤浅时的权宜称呼,而该病并不是所有病例都表现得很严重。SARS的称呼也令人觉得有些神秘感,且多少有些恐怖,西方人也将SARS视为“神秘的致死性肺炎”的同义语。如果病因已明确可称为“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综合征”,似乎更符合该病的实质。 (2003年6月) 相似文献
3.
沈阳市民政局对沈阳市婚姻集中登记实施十年来的婚姻登记和离婚状况调查表明:人们离婚的理由更多样化;女性提出离婚者日渐增多。近10年间,前5年因“经济纠纷”、“子女纠纷”等原因离婚的夫妻只占总数的4％,到了后5年猛增为19％。 相似文献
4.
5.
《中国科技成果》2004,(19):58-58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是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项目编号为971060119,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绿化、美化、生态、科研、医药、保健品及食品加工业.该成果运用植物学、经济林栽培学、森林生态学、数理统计学、医药化学、食品加工工艺学等原理,一是通过对银杏资源调查、良种选育与引进、快速繁殖嫁接育苗试验、苗木生长规律测定、营建丰产林、整形修剪、计划密植、人工辅助授粉、病虫害综合防治等项技术研究,摸索出一套银杏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措施;二是通过对银杏叶、果的加工技术研究,研制出了银杏胶囊、银杏神茶、条茶、清水银杏罐头、银杏饮料等医药保健品.选育、引进适于栽培的核用银杏良种12个、叶用银杏良种2个,建立良种采穗圃100hm2. 相似文献
6.
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相似文献
7.
本文探讨了在血吸虫病传播阻断地区建立敏感有效的防控监测体系,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防止疫情反复,最终消灭血吸虫病.采用前瞻、横断面和回顾性调查研究相结合,现场和实验室结合,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和社会医学相结合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阻断地区残存传染源、钉螺和流动人口输入性传染源的发布特征及防控技术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制定系列防控监测措施方案,并对其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评价.广东省于1 985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1986～1988年历史病人和高危人群的血吸虫病原检出率分别0.40%(5/1260)和12人(2.4%);至2006年,来自疫区流动人口血吸虫病原检出率为0.05%(6/13076).残存钉螺主要分布在荒地、水沟及竹林等,占88.37%;湖区输入的钉螺在广东的可疑孳生环境生长繁殖状况良好.根据各阶段研究成果,率先建立省级防控监测体系,首次提出了传播阻断之后的近期采取选择性主动监测、清理历史遗留病人和高危人群为重点的策略,远期采取被动监测输入性传染源为重点的策略;创建了钉螺监测和质量控制体系,针对高危环境和可疑环境采取不同的综合治理措施.应用效果显示,1 992年发现1个复发疫点并及时、有效处理,防止了疫情扩散;复治历史病人1 9688人,有效清除大批残存传染源,监测查获输入性血吸虫病人41 0例并予及时治疗处理;指导改造大量适合钉螺孳生的高危环境,实施查螺质量控制,防止可疑环境漏查,保证查螺质量,及时、有效消除隐患.迄今,广东省已连续1 9年未查获钉螺和本地新感染人、畜.广东省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危险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和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有效防止疫情复燃,以省级为单位,率先在全国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宏伟目标. 相似文献
8.
在对大学生字母词使用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出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的规律、特点、影响因素,为了解字母词的分层使用情况和规范提供依据。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必然带来词语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网络的高速发展与计算机的普及,带来了许多新词语,其中包括大量使用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字母词,如UFO、TV、卡拉OK、PC、R粒子等等。目前在校大学生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成长正经历字母词的涌入及发展,字母词在他们的生活中使用很典型。笔者对大连市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字母词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归纳出了字母词在大学生中使用情况的规律、特点和影响因素,为了解字母词的社会分层使用情况和规范提供依据。调查形式采用的是对在校大学生的随机性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从大一至大四的都有,调查院校是辽宁师范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水产学院6所高校。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个人背景材料,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对字母词的使用情况。本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率为100%,但由于采取随机发放式调查,在问卷中有35份问卷因背景资料不全(被调查者或性别或学校或专业等不详,无法进行统计,作为废卷处理)。这样所有可用问卷总数为165份,有效问卷率为87.5%。本问卷始于2007年3月27日,2007年3月29日结束,历时3天。最终获得的样本结构如下表：笔者通过让被调查者“写出你最常用的10个字母词”的方法,来了解大学生对字母词使用情况的一些规律。结果共得到大学生最常使用字母词282个,字母词出现次数为1072次。一 大学生常用字母词的语义类型从调查结果看,字母词表达的语义内容领域非常广泛,如下表所示：(一)专业术语类由于大学中设置了不同的专业,学生在1～4年的专业学习中,会接触使用不同专业的术语,如：计算机与电子信息专业多使用ATM(异步传送模式)、ASP(动态服务器网页)、DSP(数字信号处理器)、GB(十亿字节,指计算机存储容量单位)、GPRS(通分分组无线服务)、USB(通用串行总线)。金融、会计、外贸专业多使用经济类词语,如：GDP(国民生产总值)、CIF(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的缩写,指成本、保险费加运费)、CPI(消费品物价指数)、MBO(目标管理)。新闻广告专业多使用与大众传媒相关的术语,如：4P：place(地点)、price(价格)、produce(产品)、promotion(促销)。4C：consumer(消费品)、cost(价格)、communidjcation(沟通)、customer satisfaction(顾客满意)。5W：when(什么时候)、what(什么)、who(谁)、why(为什么)、where(什么地点)。机械、力学相关专业多使用X射线、α粒子、γ射线等。化学专业多使用CO(一氧化碳)、PP(聚丙烯)、pH值(氢离子浓度指数)。(二)专门名称类从表中数据可以显示,这类字母词的数量比例是最大的。其中包括：1.企业公司名称：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PICC(中国人民保险公司)、GE(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产品名称：BMW(宝马)、Haier(海尔)、NIKE(耐克)、CDMA手机。3.机构组织名称：WWF(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NHK(日本广播协会)、OPEC(欧佩克)、FIP(国际集邮联合会)、FBI(美国联邦调查局)、CAAC(中国民航)、ISO(国际标准化组织)。4.职务名称：CEO(首席执行官)、CIO(首席信息官)。(三)医疗健康类大学生对这类字母词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电视、广播、网络及日常的医疗术语。如AIDS(艾滋病)、BSE(疯牛病)、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此外,还有常见的医疗术语：B超、CT等。(四)文化教育类这类字母词主要集中在各种类型的考试资格认证以及与各类学科专业、学术论文相关的内容上,如：ACCA(注册会计师协会)、CET(大学英语考试)、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MBA(工商管理硕士)、MPA(公共管理学硕士)。(五)娱乐时尚类现代大学生崇尚个性、另类,对新生事物感兴趣,因此对时尚的东西更不例外,主要包括：1.网络语言主要体现在网站名词或上网聊天语中,如WWW(万维网)、Internet(因特网)、Baidu(百度网站)、Google(谷歌网)、Yahoo(雅虎网站)、BBS(公告牌系统)、E－mail(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语言：AE(任何情况下)、GG(哥哥)、MM(妹妹)、DIY(Do It Yourself的首字母缩写,“自己动手做”)。2.娱乐方式或场所KTV包房、卡拉OK、DISCO。3.新生事物MP3(便携式播放机)、KFC(肯德基)、BP机、S0H0一族(指在家办公的人)、IC(集成电路卡)、IP电话(网络电话)。4.专有名词大学生对已存的中文事物喜欢用字母词来表示,如：DJ(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VIP(贵宾、主要人物)、fans(仰慕者)。(六)日常口语类从调查问卷中,许多大学生认为自己说字母词是不经意、不自觉地溜出口,这与学习外语有很大关系,经常出现的字母词有Bye(再见)、0K(好的)、Sorry(对不起)、Yes(是的)、Sir(先生)、WC(厕所)、Cool(酷)等。二 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的特点(一)结构特点1.纯字母词的使用由于当代大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调查问卷中被调查者的英语水平达到四级以上者约占70%),因此大学生对纯字母,也就是英语词汇的缩略语的使用次数是最多的,约占90.9%。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对于纯字母词中的网络字母词使用频率较高。自诩为“新新人类”的大学生,追求个性、张扬自我、反叛传统,而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自我个性的平台,网络语言正迎合了他们这种心理,因此,网络字母词(即在网上交际中使用的外来字母或字母的组合)也涌入了大学生的口中。2.数字字母词的使用为了专业学习的方便,许多专业术语的组合被缩写成数字字母词的形式,一个词往往表示几项内容,如4P：place(地点)、price(价格)、produce(产品)、promotion(促销)即为广告专业术语,被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中使用,其所占比例为1.4%。(二)语义特点字母词表达的语义内容领域非常广泛,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专门名称类,在165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其出现次数为333次,占总数的31.1%;其次是专业术语类,这主要与调查对象有关,因为大学中专业分类比较明确,各专业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在165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其出现次数为160次,占总数的14.9%;此外,娱乐时尚类在165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其出现次数为161次,占总数的15.0%,这也与大学生追求前卫、时尚的个性有关。(三)词频特点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系统,一个字母词的使用频率与其被一个系统的接纳程度密切相关。在165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词前15位依次是：WTO(87次)、CCTV(65次)、WC(37次)、PK(26次)、OK(22次)、UFO(21次)、MBA(20次)、IBM(17次)、E－mail(16次)、NMD(15次)、VIP(14次)、GDP(14次)、DVD(14次)、CET(13次)、卡拉OK(13次)。从这些字母词的排列顺序可见,WTO是2002年关注的焦点;电视节目、电子设备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如CCTV、DVD;2005年,随着“超级女生”的热播,PK开始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在大学生的口中更成为了一种时尚语言,是大学生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字母词;各种资格认证、等级考试充满在大学生脑中,如CEN、CET、MBA;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影响大学生使用字母词情况,如E－mail、IBM;大学生对科技、国防的话题也比较感兴趣,如UFO、NMD;还有,大学生对字母词的熟悉大多来自于课堂学习,共有102份调查问卷中这样回答,占总数的60%以上,是所占比率中最高的,如GDP、VIP;另外,日常口语中大学生也经常使用字母词,如卡拉OK、OK、WC等。三 影响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的主要因素一些字母词在社会语言中能够流行开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大学生所以接受它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这是字母词在社会上得以流传的最主要原因。当今社会,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更加强烈。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再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也更加受社会的影响。在设计的165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有96名同学回答他们了解字母词的途径之一是电视。打开电视,电视屏幕上角总是CCTV、CETV、BTV、TJTV等等,电视节目中更是MTV、DJ等词语反复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有65名同学回答他们了解字母词的途径之一是阅读中英文报刊。报刊文章体现的是最新资讯、最新潮流,翻开报刊,不难发现目前大量的字母词出现在报刊文章中,这些无疑会对经常阅读报刊的大学生产生影响。95名同学回答他们了解字母词的途径之一是网络。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计算机的普及,迎合了大学生求新立异的心理。网络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之一,网络中的字母词也随之被大学生接受。此外,我们生活中一些被大众熟知的品牌也同样被大学生接受,如BMW(宝马)、Haier(海尔)、NIKE(耐克)、CDMA手机等。人们长期耳濡目染,即使不是有心去学,记住反复接触的几个字母词也是可能的。这实际是种有意或无意的语言渗透,或者说是有意或无意的“语言强迫”,并非完全是什么人民大众“乐于”使用。我们不能把这些看起来热热闹闹近乎商业性的炒作看成正常的语言发展趋势,但也不可低估了这种导向的效果。第二,字母词使用简便。在调查问卷中涉及的“你为什么使用字母词”,大多数同学都认为是为了使用简便。例如多说“FIP”,而少说“国际集邮联合会”;多说“GE”,而少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多说“MBA”,而少说“工商管理硕士”;多说“ACCA”,而少说“注册企业会计师协会”。显而易见,用字母词比用汉字简便得多,它使得我们在工作、学习的沟通交流中,变得更方便。这适用于实用的要求,凡是方便的、适用人们需求的东西便会自然沉淀下来,被广大人们群众接受,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也是字母词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现在提及的WTO,人人都知道,但说世界贸易组织未必人人知晓;说DNA大多数人也知道,但如果说脱氧核糖核酸就不一定了。因此,像WTO、DNA这样的字母词已经逐渐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了。第三,大学生追求时尚新潮的心理。字母词的流行,不可否认代表一种时尚,满足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猎新求异的心理。他们嘴上笔下充满着字母词,凸显了个性与潜能,体现着自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以字母为载体的字母词,往往成为青年文化圈的象征,这与青年勇于标新立异,追求脱俗时髦,酷爱偏离常规的做派有一定的关系。第四,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是影响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有效调查问卷中,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四级以上者约占70%,这一方面与当前许多高校要求大学生在本科期间必须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并且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英语也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英语使用越来越广泛有关。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就不自觉地接受了字母词。此外,《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全民教育素质的提高,使人们不再以字母为怪。这些都为大学生接受使用字母词提供了一个校园环境。 相似文献
9.
编者按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而且来势汹涌,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缩写为SARS),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2002年11月在广东省首先发生一种突发的传染性极强的严重的肺部疾病。已知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在临床初始实践中暂称此病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当时病因不明的情况下,这个暂时命名还是合理的。后来因为名字太长,为了简化,就称之为“非典型肺炎”。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医学上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类名,它包括了已经知道的十多种病,将一个原本较为泛指的名词用于这次突如其来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不够科学的。以后由新闻媒介把“非典型肺炎”简称为“非典”。由于“非典”一词不断广泛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老百姓不知道,媒体宣传多了就接受了,已成为约定俗成,以讹传讹而不考虑此名的科学性。我认为,这个不适当的名词应该及早地抛弃,加以纠正。对于疾病的命名方法通常是：1.以病原体或原因的方法命名。以肺炎为例,譬如各种细菌引起的肺炎,就把各种细菌的名字放前边,像军团菌肺炎、链球菌肺炎(还有病毒、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肺炎等)。我想这种命名最好,它对诊断、治疗上有指导意义。2.以病因命名,如吸入性肺炎、放射性肺炎、通气机肺炎等。3.以解剖部位命名,如大叶性、支气管性、间质性肺炎。4.以发生地点命名,如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5.以症状来命名,如休克型肺炎、SARS……上述五种命名以病原病因性命名对治疗帮助最大,应作为规范化命名的首选。有的病用描述性命名,这是因为对病不大了解,病因不太清楚,所以根据症状的表现来命名。“SARS”的命名就是这样由来的。将本病称为SARS,是根据WHO派到越南工作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Carlo Urbani医生,他将所见的第1例本病患者首先上报WHO,并根据其临床表现称之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译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以其英文缩写简称SARS。Urbani医师本人在研究本病时被感染而病故。WHO在2003年3月为纪念Urbani医生的贡献,正式将其命名为SARS,后来为国际上广泛应用。由此可以看出SARS是本病初发时期提出的命名。由于当时对病的本质还不了解,SARS有不合理的地方：SARS只是症状描述性的,既未突出其传染性,未说明它是一种肺炎,也未包括可能的病因;而且称为综合征,而非独立的一种新的疾病。“综合征”与“独立疾病”在医学上是有区别的。综合征是各种原因引起的相同的一组症状,不是一个病。病原定了就应转为用独立疾病命名;SARS意思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严重”的说法一开始是严重的(也有的病例开始就不很严重),以后时间长了,人们有了免疫力了,就会变为不很严重了;这个名字也没有体现出传染性来;也没有说明原因是什么。总之这个名字只是纪念性的,现在看来就不太理想。在没有决定更好的新名词前,我们可以暂时先用SARS或萨斯。随着SARS研究的迅速进展,现在WHO已肯定了它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制定科学术语的时机了。关于命名,我赞成还是病因式的。香港已建议将其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没有反映出它有强烈的感染性。故我建议命名为“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感染性,又提出病因是冠状病毒引起的,所以治疗方面,病毒方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对症治疗。以后有效防治方法就会出来了。适当的时候是否可简称“传冠肺”、“冠肺病”。英文名communicable coronavirus pneumonia(CCP)。我建议在WHO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出推荐用这种更好的科学术语来统一国际上的名词。 (2003年5月底) ①翁心植院士是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名词委员会主任。 相似文献
10.
1.SARS病毒目前引起SARS病的病原体为变异的冠状病毒。冠状病毒(Coronaviridae)为RNA病毒,在电镜下的典型特征为：囊膜上有大的棍棒形突起的球形病毒体,大小约100(60～220)纳米,多为多形性,内有螺旋状核糖核蛋白。病毒基因组由单一线形正股ssRNA分子所组成,相对分子质量600万道尔顿,有帽和多聚腺苷尾,具有传染性。NCBI的GenBank已发布两条完整的SARS病毒基因组,NC_004718(29736bp),AY278554(29206bp)-SARS coronavirus CUHK-W1。(发布日期均为4月18日)。目前美国(CDC,USA)和加拿大(BCCA Genome Sciences Centre,British Columbia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Canada)的实验室完成SARS病毒的基因组测序。初步的基因组注释在NCBI完成,预测得到的主要蛋白质有RNA聚合酶蛋白(聚合酶1a,1b),S蛋白(spike protein),E蛋白(small membrane protein),N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等。已知冠状病毒只感染脊椎动物,与人和动物的许多疾病有关。自1980年在德国召开第一届国际冠状病毒讨论会以来,日益受到医学、兽医学和分子生物学家的广泛重视。这类病毒具有胃肠道、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的嗜性,特别是类似于鼠肝炎病毒的JHM病毒可以引起小鼠的脱髓鞘性脑脊髓炎,它是研究人类多发性硬化病的良好模型。冠状病毒mRNA的转录机制又为分子病毒学家提供了另一种RNA拼接机制。可见冠状病毒科在分子病毒学中也有相当的重要地位。1965年,Tyrrell等用人胚气管培养方法,从普通感冒病人鼻洗液中分离出一株病毒,命名为B814病毒。随后,Hamre等用人胚肾细胞分离到类似病毒,代表株命名为229E病毒。1967年,Mclntosh等用人胚气管培养从感冒病人中分离到一批病毒,其代表株是OC43株。1968年,Almeida等对这些病毒进行了形态学研究,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这些病毒的包膜上有形状类似日冕的棘突,故提出命名这类病毒为冠状病毒。1975年国家病毒命名委员会正式命名了冠状病毒科。根据病毒的血清学特点和核苷酸序列的差异,目前冠状病毒分为冠状病毒和环曲病毒两个属。人类的冠状病毒分别属于OC43和229E两个抗原型,它是引起人类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常引起成人的普通感冒,儿童的冠状病毒感染并不常见。但是,5～9岁儿童有50%可检出中和抗体,成人中70%中和抗体阳性。冠状病毒感染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我国以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芬兰、印度等国均已发现本病毒的存在。主要发生在冬季和早春。在美国华盛顿D.C.地区,连续4年的血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冠状病毒占成人上呼吸道感染的10%～24%。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次家庭检查中,证明冠状病毒可以感染各个年龄组,0～4岁占29.2%,40岁以上占22%,在15～19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这与其他上呼吸道病毒的流行情况不尽相同,例如呼吸道合胞病毒,大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发病率降低。另外,当冠状病毒流行时鼻病毒却不常见。冠状病毒也是成人慢性气管炎患者急性加重的重要病原。病毒分离可用人胚肾细胞,分离阴性者可用人胚气管或鼻粘膜的器官培养。双份血清补体结合试验比病毒分离要敏感。由于冠状病毒类似流感病毒均属于RNA病毒,突变很频繁,易于变异,给诊断和防治带来了困难。2.潜伏期(incubation period)潜伏期是指病原体侵入机体至临床症状出现的这段时间。不同传染病潜伏期长短不一,短至数小时,长至数月,甚至数年。即使是同一种传染病,其潜伏期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局限于一定范围。潜伏期长短受很多因素影响,如病原体侵入的数量、毒力、侵入途径、机体状态以及宿主环境条件的影响。主要与病原体在机体内繁殖时间和宿主的免疫能力有关。SARS潜伏期约为2～21天,通常在3～10天。目前认为SARS病在潜伏期暂无传染性。3.人群对SARS的易感性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对传染病易感程度称为人群易感性(herd susceptibility)。人群易感性与群体免疫力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群体免疫力水平高,则人群易感性低。从目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来看,人群普遍易感SARS,医护人员由于是和患者密切接触,因而是本病的高危人群。4.病死率(fatality rate)病死率表示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患某病的全部病人中因该病死亡者的比例。病死率表示确诊疾病的死亡概率,它可表明疾病的严重程度,也可反映医疗水平和诊断能力,通常用于急性传染病,较少用于慢性病。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目前全球SARS病的预期病死率在4%～50%左右,其中老年病死率为50%,青壮年病死率为10～15%,儿童病死率为4～6%。5.疫苗根据病原生物抗原可激发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免疫的原理,将疫苗注入机体,使机体主动产生特异性免疫力。用细菌、螺旋体制备的生物制剂称为菌苗;用病毒、立克氏次体制备的称为疫苗(vaccine),亦将上述二种生物制品称为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活疫苗是通过毒力变异而获得的减毒或无毒株,或从自然界直接选择出来的弱毒或无毒株,经培养后制成的疫苗,如卡介苗。死疫苗是用物理、化学方法杀死病原微生物,但仍保持其抗原性的一种生物制剂,如脊髓灰质炎Salk疫苗。另还有多肽疫苗、核酸疫苗等。当前SARS疫苗尚在研制中。6.SARS诊断试剂(1)核酸检测(PCR方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PCR)能够在不同的样品中测定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物质(包括血液、粪便、呼吸道分泌物或身体组织等样品)。引物是PCR测试方法中的主要片段,已经由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网络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已经研制出了包括引物、阳性和阴性对照的PCR检测试剂盒。总的来说,现有的PCR测试方法有非常好的特异性,但是缺乏灵敏性。这就意味着阴性的测试结果并不能排除病人中有SARS病毒的存在。而且,由于缺乏实验室质量控制而导致的实验室样品的污染,能够导致假阳性结果的出现。对于存在有必要的质量控制程序的PCR测试的阳性结果,推荐用于SARS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测试是有非常好的特异性的,阳性结果意味着在样品中有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物质(即RNA)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有活病毒的存在或者是存在着大量的病毒足够感染其他人。PCR测试的阴性结果也不能够排除SARS病毒的存在。用PCR方法对SARS冠状病毒进行测试,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结果可能出现阴性：病人没有被SARS冠状病毒所感染;病例是由其它的病原体(病毒、细菌和真菌)感染引起的,或者是由于非感染性的原因引起的;测试结果是不正确的(假阴性),目前的测试方法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以提高其灵敏性;样品并不是在有病毒或基因物质存在的时候收集到的;病毒和基因物质有可能仅仅存在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取决于用于测试的样品的种类。(2)抗体测试这些测试方法用于由于SARS冠状病毒感染所引起的抗体应答的测试。不同类型的抗体(IgM and IgG)是在不同的感染过程中出现的并且抗体水平会发生改变。在感染的早期这些抗体有可能是测不到的。IgG通常在病例恢复后仍然可以测到。以下的测试方法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但尚未用作商业用途：ELISA(酶联免疫吸咐反应)：用于SARS病例的血清中的IgM和IgG抗体的混合物的测定,大约在疾病开始后的21天出现可靠的阳性结果。IFA(荧光免疫检验法)：用于SARS病例的血清中的IgM抗体的测定,大约在疾病开始后的10天出现阳性结果。这种测试方法也可用于IgG抗体的测定。这也是一种可靠的测定方法,需要借助于荧光免疫显微镜进行测定。阳性的抗体测试结果：显示以前曾有过SARS冠状病毒的感染。从急性期到恢复期发生了从阴性到阳性的血清转化,或者是抗体滴定增长了四倍,显示近期有感染。阴性的抗体测试结果：在疾病发生的21天后没有检查到抗体,表明没有受到SARS冠状病毒的感染。(3)细胞培养来自SARS病例的样品中的病毒(例如呼吸道分泌物、血液或者粪便),通过接种细胞培养和病毒增殖也能测到。一旦分离到了病毒,将做进一步的鉴别以证实是否是SARS病毒。细胞培养是条件非常苛刻的测试,但目前(除了动物测试外)仅仅表明了有活病毒的存在。阳性的细胞培养结果表明在所测试的样品中有活的SARS冠状病毒的存在。阴性的细胞培养结果并不能排除SARS冠状病毒的存在(见阴性的PCR结果)。7.传染源(source of infection或reservoir of infection)传染源是指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能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非典病人是重要传染源。因为病人体内存在大量SARS病毒,而且具有某些症状有利于向外扩散,如咳嗽、腹泻等。据公共卫生专家介绍,病人一口痰中至少有几十万个细菌,并有可能含有肺结核、肺炎、流感、SARS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病菌。此外尚未发现动物携带SARS病毒。8.冠状病毒的增殖病毒是体积微小,结构简单,只含一种类型核酸,必须生长在活细胞中,以复制方式进行增殖的非细胞型微生物。病毒与其他细胞型微生物不同之处在于：当它们处于细胞外时并不表现出生命活性,既无自主代谢,也没有呼吸或生物合成功能;但当其核酸进入易感细胞后,便很快显示其生物活性,包括病毒物质的合成以及对宿主细胞的改变。冠状病毒基因组的表达是较独特的。病毒RNA分子可直接进行翻译,产物之一是一种RNA多聚酶。然后这种RNA多聚酶被用于转录出一条等长的互补RNA,从此互补再转录出一套共3'末端的亚基因组mRNA。这套正股mRNA由6个重叠的片段组成,从共同的3'末端伸展出来,但伸展的长度不同。只有靠近5'末端的独特序列可被翻译。而与其相近的套中最小的mRNA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产物是一种独特的蛋白质。冠状病毒的复制周期限于胞浆。通过芽生方式从含病毒糖蛋白的膜,即内质网池和高尔基池获得囊膜,然后病毒体在小泡中被转输到质膜而从细胞释放。 相似文献
11.
摘要 本文基于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生物恐怖威胁的关注,围绕生物武器和生物战剂的概念、类型、特点、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以及如何进行预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生物武器的严正立场。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遗传工程已被用于研制新型生物武器。生物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其杀伤和毁灭效能将远远超过现有的各种武器。它不仅可以被冲突中的军队使用,也可以被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组织所利用。生物武器不仅仅针对人,它还可以针对植物或牲畜,以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并间接地损害一个国家的民众。生物武器能破坏社会稳定,使民众陷入恐慌,从而扰乱国家的正常秩序,大大削弱对方的战斗力,破坏和瓦解其战争潜力。所谓生物武器(旧称细菌武器),是指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毁坏植物的武器,包括装有生物战剂的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弹头和航空布洒器、喷雾器等。而生物战剂(旧称细菌战剂),则是指用以杀伤人、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它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威力的决定性因素。生物战剂中的致病微生物是有生命的物质,一旦进入机体,即能大量繁殖,其代谢产物能破坏机体的正常功能,导致发病或死亡。毒素是细菌或真菌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有毒蛋白质,没有生命,很小量即能引起人、畜中毒或死亡。生物活性物质是正常机体自身产生的调节生理和心理功能的物质,如过量或比例失调,即能使人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失常。按照生物战剂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细菌类,如鼠疫杆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布氏杆菌等;病毒类,如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等;立克次体类,如Q热立克次体、流行性斑疹性伤寒立克次体等;衣原体类,如鸟疫衣原体;毒素类,如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真菌类,如球孢子菌、组织包浆菌等。按照生物战剂对人、畜危害作用的大小来划分,可以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致死性战剂造成人或牲畜病死的概率很高,通常可以达到50%以上,有些高达90%以上,如炭疽杆菌、肉毒杆菌毒素等。失能性战剂是指对人畜造成危害,使其暂时失掉战斗力的生物战剂。这类战剂也会致人死亡,但病死率不到10%,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和布氏杆菌就属于这一类。按病毒有无传染性划分,可划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战剂两大类。传染性战剂的传播速度很快,会对流行区域内的居民构成很大的威胁,如鼠疫杆菌、天花病毒等。非传染性战剂只对染毒者起作用而不会传染给他人,肉毒杆菌毒素就属于非传染性战剂。概括起来,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1.杀伤力强。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同属于非常规武器,但生物武器比化学武器杀伤力更大。化学武器是通过载体(导弹、飞机、炮弹等)播散毒药,人体接触或吸入这些毒药后,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生理功能紊乱,严重者会致命,但化学毒剂自身不能复制。而生物武器传播的则是各种致命的微生物,它们侵入人体后,以几何级数繁殖。因此,生物武器远比化学武器可怕。2.作用范围广。在核、化学、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生物武器的单位重量的面积效应最大。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在1架战略轰炸机对毫无防护的人群所进行的袭击中,飞机所载核、化学、生物武器的杀伤面积分别是：1枚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核武器为300平方公里,15吨神经性毒剂为60平方公里,10吨生物战剂则高达数千平方公里。3.具有潜伏性。由于病毒或细菌难以发现,生物武器的伤害并不是马上就显现的,它可能会在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发作,从而使被攻击者停止战斗行动。4.造价低廉。相对其他传统武器与非常规武器,生物武器造成同等伤害所需要的成本最低。以1969年为例,当时每平方公里内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分别为：传统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1美元。因此,有人将生物武器形容为“穷国的原子弹”、“富国的省钱武器”。5.易于生产。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不同的是,生物武器可以在任何地方研制和生产,农场、医学研究机构,甚至在家里都可以进行。联合国在波斯湾战争后对伊拉克进行了多次武器检查,便在6个民用场所发现了生物武器。6.传播途径多。生物武器可以通过气溶胶、牲畜、植物、信件等释放传播。只要把100公斤的炭疽芽孢通过飞机、航弹、老鼠携带等方式释放散播在一个大城市,300万市民就会感染毙命。7.危害时间长。生物战剂一旦释放后,可在该地区存活数十年。例如炭疽芽孢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数十年不死,即使已经死亡多年的朽尸,也可成为传染源。其孢子可以在土壤中存活40年之久,并且极难根除。生物武器给对方造成危害的程度,与对方的防护能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应对“生物恐怖”,首先要有大量的疫苗储备,配以充足的药物和手段,以对付一系列突发事件。其次,要完善生物武器防御体系,建立完整快捷的预防、报告、检测、治疗系统。如：收集、分析生物技术新进展和生物武器的研究动向,研究防护对策;在军队和居民中普及生物武器知识,进行防护训练;建立、健全监测系统,测量大气中微生物的数量,做到早期发现和报警;加强各级卫生防疫机构的建设,提高对微生物检验的能力,增加防疫药械的储备,等等。为防止遭受生物武器攻击地区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可以采取封锁,医学观察与留验,隔离与治疗,免疫接种与药物预防,消毒、杀虫与灭鼠等措施。生物武器由于其巨大的杀伤力,和核武器、化学武器一样属于非常规武器,其开发与使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与严格控制。1972年4月10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得以签署,并宣布于1975年正式执行。然而,由于这一公约中仍留有“允许少量生产防御物质”的内容,给某些蓄意研究各种新型生物武器的国家留下了“合法”的借口。截止目前为止,拥有生物武器的国家有17个,一些恐怖组织也逐步掌握了生物武器技术。中国曾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贯反对使用生物武器,是《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并于1984年11月15日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国支持该公约的宗旨和目标,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相似文献
12.
基因治疗是一种主要用于修正疾病相关的缺陷基因的技术。截至2005年1月,全球共有1020个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基因治疗由于尚存在药物生命周期短、给药途径、多基因病和免疫反应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还基本处于实验阶段,在临床试验还不是很成功。虽然如此,基因治疗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优点。在科学家未来的不断努力下,前景十分光明。一、基因治疗的概念人类疾病都是环境因素(如化学物质、辐射、病毒、细菌、营养等)与体内因素(如精神因素、激素、代谢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与体内因素的相互关系,相当于外因和内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基因是生物功能的可遗传的单位,是内因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对于非传染性的人体自发性的疾病,主要是人自身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出了问题。对于传染性疾病,则是外源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通过他们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作用于人体而致病。因此,人类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体自身基因出问题,或外源病原体基因及其产物作用的结果。我们刚才提到了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现在更具体地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在分子生物学中有一个中心法则,图1表示的是中心法则的示意图。图1 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对人类而言,基因是人体染色体上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一段序列,是遗传信息的载体。DNA本身可以复制达到新陈代谢和遗传繁殖的目的。基因通过转录过程,产生RNA,即核糖核酸,并进一步通过翻译,生产出蛋白质,即功能作用的具体实现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基因表达产物。前面说到的基因出了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自身基因的异常或缺失,二是外源基因的攻击。相应的对策有：对于基因异常或缺失,就是设法加入正常的基因或产物,或补充缺失的基因或其产物,使其发挥应有的正常功能,例如直接加入最终表达物蛋白质。对于外源致病基因或自身病变基因,可以想办法使其不起作用,例如用化学药物阻止这些基因的复制、转录或翻译,或阻断其下游作用通路。可以想像,这些方法可以在中心法则遗传信息传递的任何一个环节使用。基因治疗就是从遗传物质本身,即基因入手,不必产生或纯化基因的最终产物,而是将基因,通常是通过一个载体直接导入人体,再利用人体自身就具有的基因复制、转录与翻译功能来产生这些产物,达到补充正常基因产物或对抗异常基因的目的(参见图2)。图2 基因治疗示意图二、基因治疗的主要特点：从基因治疗的原理可以推断出其主要特点：1.更加经济、方便。因为它利用了人体自身的表达系统和功能,毋需进行产物的分离纯化。2.理论上更加安全。因为它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异常或缺失基因,不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3.技术上要求更高。因为它必须将基因直接导入人体,并有效调控其表达,因而在操作技术上,特别在有效性与安全性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三、基因治疗涉及到的关键步骤1.基因的识别。识别DNA序列的哪些部分是基因,哪些不是,以及基因的功能为何。对人类自身基因而言,于2003年4月全面完成,中国也参与了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识别了3万多个基因。2.疾病的基因基础,就是发现疾病是哪些基因引起的,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国际上的OMIM数据库,即人类孟德尔遗传在线数据库,已经收录了一万多条与疾病相关的条目。3.基因的导入系统。找到了致病基因后,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高效、靶向性地导入正常的基因。目前开发了多种导入系统,主要包括逆转录病毒、腺病毒、裸DNA、脂质体等。然而如何针对不同基因不同的目的区,构建高效的导入系统,仍然是科学家们正在不断探索的难题。4.基因表达的可调控性。基因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调控关系,如图3表示的是老年痴呆症相关的基因调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相互牵制与协同关系。人体本身的基因,是处在整个基因组的大环境下,因而能够进行自身复杂的调控。而导入的基因是装在一个载体上,不具备这些复杂条件,而且我们对这些调控还不十分清楚,因而在什么时候基因该表达,什么时候不应该,以及该表达多少,仍然是巨大的难题。四、基因治疗的现状截至2005年1月,目前全球正在进行1020例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其中约2/3处于临床一期,1.7%处于临床三期。图3 基因调控网络一例(选自KEGG数据库)从所治疗的疾病来看,66%的药物用于肿瘤,其次分别为单基因病(9.4%)、心血管病(8.1%)、传染性疾病(6.6%)等。从所使用的目的基因类型来看,细胞因子最多,占24%,抗原基因14%,肿瘤抑制基因12%,其他还包括自杀基因、缺陷基因、药物抗性基因、受体基因、复制抑制基因等。在地域分布上,美洲占67%,欧洲28%,亚洲、澳洲和非洲分别占1.9%、1.7%和0.1%。从所使用的载体系统来看,27%用的是反转录病毒,26%为腺病毒,裸DNA/质粒为15%。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基因治疗药物被批准上市,就是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商标名：今又生/Gendicine),于2004年1月20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准字号生产批文上市。p53是一个肿瘤抑制基因,所以该药主要用于治疗肿瘤。五、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1999年美国一位18岁男孩因为接受基因治疗导致多个器官衰竭,而这据信是因为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而造成的。2002年8月和2003年1月初法国一位小孩和美国一位小孩分别出现了白血病类似的症状,因此美国FDA(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在2003年1月暂停了所有在血干细胞上使用反转录病毒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实验。全球对于基因治疗也因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反映在最近几年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案有所减少：在1999～2004年间,全世界新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方案从117个减少到58个,今年到一月份的数字为1个。总结起来,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1.基因效应时间较短。2.免疫反应：过分反应,特别是重复治疗时。3.病毒载体的问题：病毒虽然经过灭活,但可能会再获得功能而致病。4.多基因病的问题：一个基因不能解决问题,转入基因未必是真正的缺失或异常基因。六、总结基因治疗是从最根本的遗传物质,即基因入手来修正人体功能的缺失或异常,具有经济、直接、高效的巨大优点。虽然在技术上要求很高,以至目前只有一个上市产品,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些挑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终究是暂时的,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必将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基因治疗的前景十分光明。 相似文献
13.
在审定煤炭科技术语过程中,对腐植煤(humic coal,humulite,humulith)、腐植腐泥煤(humicsapropelic coal)、腐泥腐植煤(sapropelichumic coal)、腐植组(humunite)、腐植酸(humic acid)等术语中应该用“腐植”还是“腐殖”、或两者是否可以各有所指的问题颇费了一番考虑。相同的问题还有腐植质(humus)、腐植土(humus soil,humus)等,事关其它学科,三十余年来在科技界很不一致,故愿将此问题加以论述,以共同讨论。“腐植”最早何时开始使用？已说不清。可参考的是至迟在本世纪初期的日本文献中即使用了“腐植质”等一系列用汉字表示的名词,并且沿用至今日,从未改变。1948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就有humus：腐植土、物化土、肥土的词条。1956年科学出版社和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有关腐植质研究的译著中,其正文和书名中都用的是“腐植”。据老科技工作者回忆,5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献中一系列的术语使用的都是“腐植”。“腐殖”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后期,见到较早的有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林学院编订的《德汉林业名词》,其中humus为腐殖质;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订的《英汉林业词汇》中humic acid为腐殖酸,humus为腐殖质。60年代以来用“腐殖”代替“腐植”者日益普遍,一批双语词典[7-11]先后采用了“腐殖”,以后一批影响较大的工具书[1－6、12]完全采用了“腐殖”。其中辞海[5]将1979年版的“腐植”改为1989年版的“腐殖”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如此等等,使得今天“腐殖”的使用逐渐占了多数。然而,即使经过近四十年的选择,仍未能完全统一,说明存在不同看法。70年代出版过一大批腐植酸类肥料的书[14-16],80年代科学出版社出过《腐植酸化学文摘》[17]。1994年的《农业文摘(土壤与化肥)》中可查到多篇有关腐植酸的文章,并有名为《腐植酸》的杂志。《化工词典》[18]中一概用“腐植”,只是在腐植酸和腐植质之后分别注明：即“腐殖酸”和即“腐殖质”。在煤炭界一直使用“腐植”(如腐植煤、腐植腐泥煤、腐泥腐植煤、腐植组、腐植酸等词[19－21]至今仍无改变。在一些科普文章和著作中,也常有“腐植”的用法。如199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11版上即可见到腐植酸一词的出现。有的工具书把“腐植”和“腐殖”各用在不同术语中,主要是“腐植酸”和“腐殖质”[13,22];而有的工具书[23]将“腐植×”和“腐殖×”并列为二个词条,成为不同事物,可见“植”与“殖”虽仅部首之别,却带来某些混乱。台湾的文献一贯采用“腐植”[24－27]。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可能是受大陆的影响,个别出版社的书采用了“腐殖”[38－42]。然而,同一出版社的书也有采用“腐植”[37]的。至于有的工具书也采用“腐殖”[43]则是由于该书采用了大陆的译文,不足为准。以上说明台湾目前仍以使用“腐植”为主。将“腐植”改为“腐殖”明显的原因在于：腐植质形成的来源不仅有植物,而且还有动物,这在国际权威的工具书[45－47]中说得很清楚。然而同样也是权威的工具书[48-49]中则说得较为灵活,是用有机物质(organic matter)代替植物(plants)和动物(animals)。更有一些工具书[28,34,50－51]只说腐植质来源于植物。结合有关专著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腐植质(或腐植酸)最主要的来源是植物,或者多数腐植质的来源只是植物。这就是当初定名为“腐植×”的原因,如今看来,虽在某些情况下有欠全面,然而远非错误。煤炭(包括泥炭)是古代高等植物遗体堆积、腐败、分解、并经成煤作用后形成的。在煤中可以找到植物的形态,在煤化程度低的煤中甚至可以看到植物的结构。至于其中是否有动物(如昆虫)遗体混于其中,这里无需细究,因为即使有,也微不足道。至于由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遗体形成的煤,已称为腐泥煤(sapropelic coal)。可见称humic coal为腐植煤很恰当,完全合乎定名的科学性原则。并且腐植煤、腐泥煤、残植煤等名词相互对应,合乎定名的系统性原则。腐植煤沿用了腐植质、腐植土、腐植酸的命名,合乎定名的习惯性(约定俗成)原则。反之,如称腐殖煤,则不能表明煤的来源,使人不知所云。此外,“腐殖”与“腐泥”、“残植”等不相对应,缺乏系统性。因此我们认为以采用“腐植”为好。然而,这关系到由拉丁文humus(泥土)派生出的一系列词(见前)的译名问题。我们认为,同一外文不宜有两种译法。“腐殖”虽避免了“腐植”的片面性,却语义含糊,不合乎中文构词习惯,不能表达概念的本质或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本身会引申出与这里要表达的相差甚远的含义,带来新的片面性。综合各种字典有关内容,殖字可有两种读音[3－4]：zhí和shì,约6种含义,其中和“腐殖”有关的只有3种：1.骨殖(音gǔ shì古匙),意为尸骨。因而“腐殖”自然会使人理解为“腐烂的尸骨”。“腐殖质”则为：由腐烂动物尸骨产生的物质。这比之“腐植质”具有更大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殖,脂膏久,殖也”。意为脂膏放久而腐败。可见殖与腐的内涵近似,而外延更窄,专指脂肪的腐败。腐殖连用也会带来新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殖字的这一含义在汉语中早已废弃不用。以致大如《辞海》《辞源》这样的工具书都不加收录。在现代汉语中有“腐败”、“腐烂”、“腐朽”等词组,而没有“腐殖”的用法。3.作繁殖、孳生解。腐殖的意思是因细菌繁殖而腐败。如果这样的话,首先,按汉语习惯及逻辑关系,因在前,果在后,应为“殖腐”而非“腐殖”。其次,有机物的腐败必为细菌繁殖所致,已曰腐,再言殖,似乎有蛇足之嫌。再者,一个术语很难、也没有必要表达事物的“生成原因或条件”这样复杂问题,因为它们不是该概念区别于类似概念的本质或特征。如果要表达的话,则温度、湿度,有氧、无氧等因素同样重要。从术语的构词原则和习惯来说,“腐殖”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前面2、3中,殖字是动词,所以腐也只能理解为动词,因为腐没有副词的词性[44],不能用来形容后面的殖字,构成像易拉罐、缓冲器、偏振光、多用表等副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在汉语里,动词词组＋名词式的术语很多,如：腐蚀剂、沉积物、扫描器、操纵阀等。其中的腐蚀、沉积、扫描、操纵都是可独立使用的动词词组。即使像收放机、截装机、弛张筛等这样的动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其收、放、截、装、弛、张一定是后面主体的功能或动作。而“腐殖”既不构成独立的动词词组,殖也不是后面的主体(质或酸)的动作,而是一个没提到的主体——细菌的动作,这种构词方式很使人费解。至于“腐植×”这类术语属于形容词＋名词＋名词式的结构,语义明确,合乎习惯,类似的术语很多,如：黑钙土、臭氧层、丹顶鹤、热力学等。由上所述,“腐殖”与“腐植”的优劣已很清楚。至于“腐植”的片面性问题,并不足为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某些术语不够完善的情况会不断出现,如果要求术语完全科学、确切,将不胜其改,反而会造成混乱。有如蛋白质,原以发现于鸡蛋清中命名,后发现这种物质普遍存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体中,但并未因此改名,致以后有“植物蛋白”这一看似荒谬的说法。人们已习以为常,并不深究植物何以会有蛋？再如胡萝卜素和柠檬酸,实际在很多瓜果蔬菜中都存在。如果求绝对正确,都要改名才成。在审定术语时,应该首先考虑科学性,这是对的。习惯性虽然往往和科学性相矛盾,却也是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原则,这是语言规律所决定的。难在掌握恰当的“度”。我们认为,对新出现的、有争议的、使用混乱的、未定型的或影响面较小的术语应首先考虑科学性;而对历史久远的、影响面较大或已通行的术语,要首先考虑习惯性原则。特别是当替代词并不优于原词时更应如此。基于上述原因,地质学和煤炭科技的名词审定已决定将“腐殖煤”等一系列术语中的“腐殖”恢复为“腐植”。 相似文献
14.
一、科技术语审定的重要性为了发展科学技术,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规范并统一我国科技术语,全面开展广义范畴的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一项支撑性系统工程。没有这样一个系统、规范化的支撑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遇到极大的困难[1]。科技术语浩如烟海,必须有计划,按步骤,分门别类,依照学科的相关概念体系,采用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定方法,开展科技术语审定工作,对原有的术语审议修订;对新的科学概念准确订名。做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和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的传递等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用,建立全国的综合性术语数据库,对科技术语的审定统一提出迫切的要求。科技术语的规范化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才能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二、术语的修订表达概念内涵体现科学性科技术语是表明科学概念的专业词语。我国现有的科技术语,部分需要修订,才能表达概念内涵。原有的部分术语,有的是历史原因,受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订名不确切,未能体现所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有的以讹传讹,沿用下来。对广为流传的物种名称,例如猫熊(Ailuropodo melanoleuca)俗称熊猫,黄羚(Procapra gutturosa)俗称黄羊,牛羚(Connochaetes)误称角马[2],这些物种名称的审定,是依其科学性,还是按照约定俗成,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对属于物质性的科技术语,即我国习惯称之为物质性名词的审定,笔者认为,首先考虑的是术语的科学性,是否名符其实,词涵其义,是否体现概念内涵的本质特征。对讹误流传的科技术语,按照科学概念,根据其内涵给予修订正名,达到完善,实现统一。1.“河豚毒素”修订为“河鲀毒素”我国生理学界、医药学界称tetrodotoxin(或teraodontoxin)为“河豚毒素”,如《英汉生理学词汇》、《英汉医学词汇》、《汉英医学大词典》、《英汉药学词汇》、《英汉医学词典》等订其汉文名为“河豚毒素”。水产学界称它为“河鲀毒素”,如《英汉水产词汇》、《简明水产词典》和《水产科学叙词表》等专业工具书订其名为“河鲀毒素”,两者订名不同,孰是孰非？长期不能统一。《拉汉英鱼类名称》中,鲀科的学名为Tetraodontidae,英文名为puffers,东方鲀属的学名为Fugu[3]。《汉英医学大词典》中,河豚的英文名与《拉汉英鱼类名称》中鲀科的英文名同为Puffers[4]。国际上较有权威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 Dictionary)标明tetrodotox－in与tetraodontoxin是同义词,其构词分为：tetrodo－+toxin,或teeraodon－+toxin。tetraodon－与鲀科的学名主干词相一致。韦氏英语大词典注释tetrodotoxin是由日本东方鲀获得的一种毒性化合物;《英汉辞海》说明Tetraodontidae为鲀科,系热带海鱼的一个科,包括各种鲀(Puffers,俗名河豚)。从上述国内外有关的主要工具书查证得知,生理学界、医药学界所说的“河豚毒素”,实为水产学界所指的源自鲀科鱼类的“河鲀毒素”,两者汉文订名的分歧是毒素来自何种动物而产生差异。“河豚”与“河鲀”进化阶元悬殊,分别隶属于不同纲、目的两类动物。前者为水生哺乳类,属鲸目(Cetacea)、河豚科(Platanistidae),后者属鱼纲,为鲀形目鲀科鱼类的统称。这些鲀科鱼类的内脏、肌肉和血液中含有这种毒素(tetrodotoxin),若误食未经特殊处理的鲀科鱼类,会发生中毒,轻则恶心呕吐、吞咽困难,重则共济失调、惊厥昏迷,严重者休克、瞳孔散大、呼吸中枢麻痹,直至死亡。河鲀为何被误称河豚呢？是因其体形似豚,常在我国沿海或江河下游、河口处捕到,江、浙一带称它为河豚或河鲀[6]。“豚”、“鲀”两字读音相同,因而将差异甚大,迥然不同的两类动物混称,混淆了动物的分类界限。河豚的进化分类阶元较河鲀鱼层次高,被人们混称而讹传下来,tetrodotoxin是源自河鲀鱼的神经毒素。为了表明术语的概念内涵,经审定的《生理学名词》,将以前被误称的“河豚毒素”修订为“河鲀毒素”[7]。2.“泻湖”正名为“潟湖”地理学术语“潟湖”(lagoon),长期被误称错写为“泻湖”,其原因是原来的繁体“瀉”(音xie)与“潟”(音xi)字,形同音近,产生歧义,造成讹误而沿用下来[8]。更有甚者,一些教科书也以讹传讹[11]。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均称之为“泻湖”(lagoon),释义分别为：“浅的海湾、水塘或湖泊,一般靠近外海,但又与外海隔开或与之相通”。[5]“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的沙所封闭而形成的湖泊,高潮时可与海相通”。[9]众所周知,汉语文字是方块形表意文字。汉文词语,言简意赅,蓄意深切。每一单词,每个汉字有其单独的含义。经查我国汉语解文释义较权威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潟”是咸水浸渍的土地,或为盐咸地[10]。近海地区,海水浸漫之湖泊,湖水是咸的,湖底及湖岸被咸水浸渍,有一定的盐碱性,这样的湖泊理所当然应称之为“潟湖”;而“泻”是液体快速流动,形声交融,如“河水奔腾,一泻千里”。“泻”的含义与“潟”的含义风马牛不相及,怎能称之为“泻湖”呢。1988年,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坚持去讹从正,并在地学各学科名词协调会议上一致通过,将误称的“泻湖”,正名为“潟湖”(lagoon)。[11]3.“拮抗作用”还是“颉颃作用”生理学、生物化学、医药学和微生物学等学科中常用的术语antagonism,其汉文订名以往分为两种：生理学订名“颉颃作用”。生物化学两种订名皆有,《英汉生物化学词典》订名“拮抗作用”;《英汉生物化学词汇》订名“颉颃作用”。在医学、药物学和微生物学中均订名“拮抗作用”。上述几种专业工具书对antagonism一词的汉文订名不同,但其概念内涵是一致的。审定科技术语,必须根据术语的概念内涵来统一订名。antagonism的内涵是什么？是对抗作用,是一种物质的作用被另一种物质所阻抑,因而削弱了前者作用的效果,起到中和或抵消作用。拮抗作用的效应在药理学、方剂学中广泛应用。例如对癌症进行化疗,就是将某些具有一定毒性的抗癌药物口服或注射到体内,发挥其药理毒性作用,杀死癌细胞或抑制癌细胞分裂增殖。在传统医学中药方剂中,可利用一些药物的拮抗作用抵消主药的副作用,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药效。中毒急救时,利用药物拮抗作用的特性,破坏毒物的毒性,或与毒物的活性基团结合形成无毒的化合物,随机体代谢排出体外,达到解毒治疗目的。抗生素用于疾病治疗是通过某些微生物的生理活动产物,破坏菌体的结构,或干扰细菌代谢的某些环节,从而杀死细菌或阻抑细菌生长繁殖[12,13],如青霉菌产生的青霉素,灰色链霉菌产生的链霉素,分别杀死或抑制其抗菌谱内细菌的生长繁殖,其作用实质是拮抗作用。在生理学中,某一生理过程制约另一生理过程,如高级神经活动中的屈肌反射抑制伸肌反射。机体完整的活动,基本上是反射活动,通过互相拮抗、相互抑制来实现。在躯体运动中,任何一个关节的屈伸,不是由一块肌肉或一组肉完成,必须得到拮抗肌的配合。以屈肌为例,支配屈肌的中枢兴奋时,引起支配伸肌的中枢发生抑制,结果使屈肌收缩,伸肌舒张[14]。喉头的吞咽反射,瞬间抑制呼吸作用,使喉部上提,由会厌软骨和粘膜组成的“会厌”向下,盖住气管,呼吸暂停,使水或食物不至于进入气管;呼吸或说话时,“会厌”向上,喉腔开放,呼吸畅通。颉颃(音xie hang)的概念内涵是什么？查阅我国现代语词学较权威的大型工具书《辞海》,其释义是：①鸟飞上下貌。《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颉之颃之”。引申为不相上下或相抗衡的意思。《晋书·文苑传序》：“潘夏连辉,颉颃名辈”。②傲慢貌,犹言倔强。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故颉颃以傲世”[15]。从上述“拮抗作用”及“颉颃”的释义可以看出,“拮抗作用”的实质是对抗作用。在生理学、医药学和微生物学中,antagonism统一审定为“拮抗作用”,其含义确切,能正确表达对抗作用的内涵,而“颉颃”一词的概念内涵之一为鸟飞上下貌,只是被引申为不相上下或相抗衡;其二是表现傲慢之形态。两字读音晦涩,词义难懂,中等文化水平者难于理解,因此,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将“颉颃作用”修订为“拮抗作用”,与医药学、微生物学订名相一致。4.医学术语“心肌梗塞”改订为“心肌梗死”全国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对一些共性的问题制订了共同遵循的原则：当“科学性”和“约定俗成”发生矛盾时,以“科学性”为主,修改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名词,例如将“剖腹产”改为“剖宫产”,“围产医学”改为“围生医学”,“梗塞”改为“梗死”[16]……《医学名词》第一分册公布出版后,部分医务工作者认为将“梗塞”改为“梗死”,会给患者造成思想负担,不利于病人乐观就医。五十年代,infarction原订名“梗死”,1959年推广保护性医疗,为了安抚病人,使患者解除思想顾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将“梗死”改名为“梗塞”,一直沿用下来。医学工具书将infarction订名“梗塞,梗死”。名词并列时,前者是推荐用名,因此多数医学著作,如《实用内科学》、《实用医学大词典》等称之为“梗塞”。研究疾病机理的病理学者认为,infarction应订名为“梗死”。部分医务工作者认为“梗塞”修改为“梗死”,还其本来面目,表明了疾病的本质,体现科学性,与概念更贴切。1991年1月,全国医学名词审定工作扩大会议,审议心血管疾病等12个科的医学名词,对“心肌梗塞”还是“心肌梗死”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专家们认为,肠道内含食糜或粪便,有可能发生梗阻,血管充盈血液,血栓形成后会发生闭塞,肌肉组织本身没有空腔和管道,若严重损害、坏死,失去功能就是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是因冠状动脉闭塞,供应心壁肌肉的血流中断,引起部分心肌严重缺血、坏死所致的综合征[17]。其发病机理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基础上,并发血管腔内血栓形成、动脉内膜下出血或动脉持续性痉挛,使管腔闭塞时,导致部分心肌严重缺血,引起不可逆转的组织损害而致心肌坏死。在粥样硬化的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的基础上,出血、休克或严重的心律失常,发生心排血量骤降;或因重度体力活动、情绪过分激动或血压剧升造成左心室负荷剧增,也可导致心肌严重持久缺血,引起心肌坏死,这与餐后血脂含量增高,血液黏稠度增大,造成局部血流缓慢,血小板易于凝集而致血栓形成有关。在安静或睡眠中发病者,可能与迷走神经张力增高,使冠状动脉痉挛,因而加重心肌缺血有关。心肌梗死既可发生于频发心绞痛的病人,也可发生在原来并无症状的病人中[18]。从上述发病机理分析,看出myocardial infarction的病因是冠状动脉闭塞,造成心肌严重缺血,引起不可逆转的组织损害,而致心肌坏死,产生一系列严重症状,如合并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乃至死亡。专家们认为医学术语应能表达术语概念内涵,阐明疾病的性质,体现订名的科学性。从病理学、发病机理考虑,myocardial infarction订名为“心肌梗死”是正确的,为了照顾临床应用的习惯,注明又称“心肌梗塞”,便于逐渐过渡,统一使用经审定的推荐用名。全国医学名词审定工作扩大会议决定“心肌梗塞”修订为“心肌梗死”。5.几个生理学术语的修订“蛙皮素”(bombesin)最早是在一种形似蛙的动物皮肤中提取的一种激素,后经分类学鉴定,那种蛙实为铃蟾,这种激素经分析测定是一种肽类物质。因此,将“蛙皮素”正名为“铃蟾肽”。循环系统的生理学术语“心钠素”、“心房肽”和“心房钠尿肽”(atrial natriuretie)三个名词的沿革,初时只发现心房分泌某种因素起利尿钠作用,进一步发现该因素是一种激素。后来确定这种激素系由心房分泌的一种肽类物质,它随血液循环,促使肾脏排出尿钠增多。为使术语精炼简明,又体现内涵的本质特征,订名“心房钠尿肽”。内分泌学术语“神经降压素”(neurotensin),首先在脑内发现,以为是激素类物质,后来证实它是具有明显降压作用的13肽,故改名为“神经降压肽”。三、结语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新永无止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转为自由王国,由直观反映客观事物,进而逐步揭示其内在联系的奥秘,不仅能认识自然,而且能改造自然。科学认识的成果是通过探讨各种概念加以总结和概括,由定性的逻辑推理到定量的分析,加以验证。任何新学科的开拓或新理论的建立,都是在对原有的科技成果和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消化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观察、实验和科学抽象而产生的。当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正处于知识激增时期。据统计,现代物理学百分之九十的知识是五十年代以后新发展的。人类知识在十九世纪是每50年翻一番;二十世纪中叶,每10年翻一番。目前,有的专家估计,每5年左右知识就将翻一番。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学科、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相应地产生大量科技术语需要审定。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知识的开拓更新成为必然。事物在变化发展,科学是在探索中前进,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对科技术语概念内涵的钻研越来越深入,对其理解越来越精确,每间隔一段时间,对原有的部分术语需要进行修订,具体确定新旧术语更替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观点,根据最新的科研成果,确定符合概念内涵本质特征的科技术语。 相似文献
15.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的健康水平大为提高,消灭了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纪元。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医学的治疗范畴和研究领域日益扩大,新学科、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相应产生新的医学术语。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医学书刊大量出版,术语使用存在一些混乱现象,为了适应医学科学发展,统一医学术语十分必要。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对医学知识的传播,教材、文献的编纂、检索,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均有重要意义。我国医学界历来重视这项工作,老一辈医学家不辞艰辛,为创立医学术语规范化作出巨大贡献。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嗣后十年,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定会议,厘订医学术语。建国初期,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进行汇集和审定医学名词工作,1957年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其后,因十年动乱和其它原因,名词审定工作中断了。1986年7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吴阶平教授为主任的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开展医学术语审定工作。一、术语审定的程序与方法医学术语浩如烟海,审定工作从何做起？根据医学系多科性综合应用学科的特点,审定工作大致按临床、预防和医技基础三大部类,由专科学会组成专业术语审定组,负责本专业术语的收集、审议、征集意见以及与有关学科的协调工作。各专业的术语均需经过几次会议审议讨论才能定稿。术语的规范化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必须先经广泛的民主讨论,然后才能集中统一。目前我国尚无医学术语专业队伍,部分医学家将是医学术语学家。他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医学术语的使用者和审定者主要是同一专业的工作者。充分利用学会横向联系,人才荟萃的优势,聘请临床知识渊博,科研、教学经验丰富,热心从事术语审定工作的专家担负审定工作。审定组成员按业务专长,负责某一领域术语的收集和初选工作。为避免交叉重复,划分收词范围,明确审定医学术语不同于编写《词汇》、《词典》工具书,审定的内容包含本专业的疾病名称、症状体征和诊疗技术等方面。术语的顺序按专业的概念体系排列,汉文名和英文名对照。包涵新概念,易混淆产生歧义和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术语,加以简明定义性注释。术语初选主要参考《医学百科全书》和《国际疾病分类》(ICD－9),保证术语初选质量,利于国际交流和国内规范统一。专业审定组整理的初审稿,寄发全国有关专家,广泛征询意见。有关单位的学者对审定工作热心支持,大部分反馈回书面意见,有的建议修改汉文订名,增加术语系列;有的填补疏漏,纠正外文拼写错误;有的阐述改订的理由。通常百分七十左右返回意见,审定组归纳整理成第二稿。实践证明,利用学科年会或学术会议,召开专科学会常委扩大会议,并邀请关心术语审定工作的专家对术语进行复审,既节省时间和经费,又直接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有利于提高审定会议质量。这样做既有群众基础,又有权威性,也便于推广使用。专科学会常委对术语进行复审后,审定组对第二稿进行整理,提出与相关学科协调订名的名词,进行订名协调,其原则是“副科服从主科,临床服从基础;基础学科订名也要认真考虑临床各科的意见”。协调的目的在于统一,各方互相谦让,相互照应,尽量一致,确有不能统一者,注明又称名,或注明相关学科的叫法。妇产科术语“绝经期综合征”(menopausal syndrome)协调后改为“更年期综合征”(c1imacteric syndrome);“盆腔脏器切除术”改为“盆腔廓清术”(pelvic exenteration);口腔医学术语“智牙”(wisdom tooth)改订为“第三磨牙”(third molar)。经过三个程序的审议,专业术语基本确定后,报请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医学名词审定委员由各科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大多是各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贯彻执行术语审定的原则和方法,审定术语,解决共性问题,拟订遵循的原则,经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术语,由医学名词办公室整理上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请专家复审,解决复审提出的问题后批准公布,即为医学专业规范术语。二、审定医学术语遵循的原则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其术语订名应遵循术语学原则,体现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通俗性。现代医学术语多数由国外翻译引进。术语订名受医学发展历史条件,译者水平和名词沿革的影响,部分医学术语订名不确切,未能体现所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术语的主旨是概念内涵,审定医学术语是给医学各专业的科学概念确定规范的中文名。坚持术语的单义性是术语学的基本原则,一个概念确定一个术语,只订一个推荐用名,不能将一个概念订为几个术语。如thalassemia病首先在地中海沿岸发现,因此称为“地中海贫血”,后来在其他地方继续发现同一症状的疾病。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证实此病的机制是珠蛋白生成障碍所致,故审定名为“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注明又称“地中海贫血”。又如“花粉症”(pollinosis)注明又称“枯草热”(hay fever)、“季节性变应性鼻炎”(seasonal allergic rhinitis)。再如口腔医学的“急性坏死溃疡性龈炎”又称“奋森龈炎”,曾用名“文森龈炎”。前者为推荐用名,是审定的规范术语;又称名为仍可使用的同义词,是异名;曾用名为已废弃,不再使用的旧名。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先行各科术语审定工作中遇到的共性问题,经过研究,确定了下列遵循的原则：(1)术语订名要符合科学性,当它与约定俗成矛盾时,首先考虑的是科学性。妇产科术语cesarean section,原意为剖开腹腔,胎儿娩出的手术。俗称“剖腹产术”,其实要进一步剖开腹腔内的子宫,胎儿才能不经产道而降生,故订名“剖宫产术”,注明曾用名“剖腹产术”。心血管病学术语infarction,1959年以前订名“梗死”,1959年推广保护性医疗,为了安抚病人,使患者解除思想顾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将“梗死”改名“梗塞”。《英汉医学词汇》等工具书将infarction订名“梗塞、梗死”,一直沿用下来。病理学者认为infarction订名“梗死”才表明疾病本质,体现科学性。众所周知,肠道内含食糜或粪便,有可能梗阻;血管充盈血液,血栓形成后会发生闭塞。肌肉组织本身没有空腔和管道,若严重损害、坏死,失却功能就是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是因供应心壁肌肉的血流中断,部分心肌严重缺血,产生一系列严重症状,如合并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乃至死亡。专家们认为医学术语应能表达术语的概念内涵,阐明疾病的本质。从病理学和发病机制考虑,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决定将myocardial infarction订名“心肌梗死”,注明又称“心肌梗塞”,便于逐渐过渡,统一使用经审定的推荐用名。(2)以外国科学家姓氏命名的术语,有人主张照写原文,不必汉译。我们审定的是汉文医学术语,外国科学家的姓氏应有规范的汉文译名,因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下设译名协调委员会,由精通外文,擅长人名地名翻译并熟悉专业的专家组成,负责译名协调工作。译名协调的原则是“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人名译名过去多按英语发音翻译,容易因发音不同产生差误,致使同一人名在不同学科称谓不同,或在同一学科有不同叫法,应按科学家所属国的语音进行审定,如将“何杰金病”(Hodgkin disease)改为“霍奇金病”;“美尼尔病”(Meniere disease)改为“梅尼埃病”;奋森氏咽峡炎”(Vincent angina)改为“樊尚咽峡炎”……按照协调原则译出汉文名,有所遵循,利于规范统一。(3)术语订名力求简明通俗,便于推广使用。如耳鼻咽喉科,因中耳的镫骨底板缺损造成的外淋巴喷溢症,订名“镫井喷”(stapedial gusher)。对已有的简明意译名,在国内又普遍使用的术语,就肯定其意译名。如将Takayasu arteritis订名“大动脉炎”,Kaschin－Beck disease订名“大骨节病”,Trousseau sign订名“低钙束臂征”,Chvostek sign订名“低钙击面征”,托伦瓦尔特氏病(Thornwald disease)订名“咽囊炎”。(4)现代医学术语多从国外翻译而来,构成术语辅助成分的英语往往译法不一,产生称谓不同,审定医学术语,统一将artificial译为“人工的”,allergic译为“变应性”,primary译为“原发性”,idiopathic译为“特发性”,septic译为“脓毒性”,auto－译为“自身”,－genic译为“源性”,mechanism译为“机制”,作为词素规范术语。(5)把握术语审定稿的质量是做好审定工作的关键。审定医学名词,是确定规范的专业基本术语,为了避免收词冗长累赘,对一些具有共性的系列术语,可举一反三,归类订名。由各种细菌、病毒或真菌引起的肺炎,不必细列各种肺炎的具体名称,仅归纳为“细菌性肺炎”(bacterial pneumonia)、“病毒性肺炎”(viral pneumonia)和“肺真菌病”(pulmonary mycosis)。具体订名时,在“肺炎”之前冠以病源微生物的名称,如“链球菌肺炎”等。三、成绩、问题及展望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有关部门协助和各专科学会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组建了45个医学专业术语审定组,审定了妇产科学、耳鼻咽喉科学、风湿病学、血液病学、呼吸病学、内分泌病学、口腔医学等7个科的第一批规范术语约4000条,经审定委员会审议原则通过了传染病、心血管病,胃肠病、肾脏病、神经病、精神病、结核病等11个科的术语6000余条,其余27个专业术语审定组继续审议协调工作,近期将陆续完成上报,经复审批准后公布。通过几年工作实践,总结一些成功经验,探讨一些问题：医学本身是一个大系统,是多科性综合应用学科。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彼此又密切相关。几十个医学专科宛如枝繁叶茂的大树,枝干交叉,网络纵横,各专业使用的术语互相渗透,相关学科协调订名的任务比较繁重,同一概念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在医学各专科之间有不同的称谓。如perinatology在妇产科原称“围产医学”,在儿科却称“围生医学”。前者对孕产妇而言,后者为胎儿、新生儿而论。“产”与“生”密切相关,孕产妇健康是为了胎儿顺产、新生儿健康成长。妇产科习惯叫“围产医学”,在儿科则称之“围生医学”,强调习惯,各执己见,经过几次协商,最后在终审会上决定订名“围生医学”又称“围产医学”,前者为推荐用名,后者为还可使用的同义词。传染病学和免疫学术语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缩写为AIDS,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流行性免疫缺陷病。此病系接触传染,在世界各地蔓延,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新闻媒体以AIDS的近似音译“艾滋病”(曾译爱兹病)宣传报道,产生快速新闻效应,广为人知。传染病学术语审定组以通俗、简明为由,订名“艾滋病”;免疫学术语审定组则认为订名要表明疾病的本质,体现科学性,订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两个审定组经过几次协商,取得共识,统一订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艾滋病”。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各科的术语互有交叉,部分订名不一致,如“牙本质”与“牙质”两词,前者在口腔医学中,专指牙体某一层的牙质;后者在组织学中泛指牙质,概念不明确,经过协调,统一订为“牙本质”(dentin)。“前磨牙”(permolar)与“双尖牙”(bicuspid),统一订名为“前磨牙”又称“双尖牙”。呼吸病学的“生理死区”与呼吸生理术语“无效腔”(dead space)协调后统一订名“生理无效腔(physiologic dead space)。医学本身几十个分支学科的名词互相渗透生理学、生物化学、组织学、胚胎学、解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等是医学的基础学科,与医学关系密切,使用的术语有所交叉。审定医学术语,有大量的协调工作要做,医学名词办公室肩负繁重的任务,需要加强力量,系统安排才能如期完成任务。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审定7个科的术语,其余各科均不同程度开展工作,面已铺开,基础较好。今后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切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各方面给予支持,拨给足量经费,增速术语审定速度,相对集中,大力协调,引进激励机制,群策群力,加强成熟报批工作,经过努力,名词审定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就能跃上新台阶,完成第一批医学术语审定任务指日可待。 相似文献
16.
蛋白质是细胞内极其重要的生物大分子。细胞的许多重要功能,包括酶和激素的功能、运动、运输、免疫反应等都是通过蛋白质来实现的。正是由于其重要性,所以长期以来蛋白质一直是生物化学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领域。人们关注蛋白质在细胞内是如何合成的,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5个诺贝尔奖授予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但对于相反的过程,即蛋白质在细胞内是如何降解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很少有人关注。而以色列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和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Irwin Rose)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发现了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机制,因而共同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一、泛素：蛋白质降解的标记者实验证明,标记被降解蛋白质的分子是一个由7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最早于1975年从小牛组织中分离得到。因为随后发现在所有真核生物的不同组织中都有它的存在,所以将其称之为泛素(ubiquitin,源于拉丁字ubique,意指到处存在的)。二、ATP：细胞内蛋白质降解的供能者一般而言,生物体内的合成代谢需要提供能量,而分解代谢则释放能量。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体内蛋白质的降解是不需要提供能量的。一些蛋白水解酶发挥功能时就是这样,如胰蛋白酶在小肠内将食物中的蛋白质降解成氨基酸。类似地,在溶酶体中对从其外部进入的蛋白质的降解也不需要能量。然而,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实验就已表明,细胞内蛋白质的降解确实需要能量。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即细胞内蛋白质的降解需要能量而细胞外蛋白质降解不需要附加能量,长期以来使研究者感到迷惑。切哈诺沃、赫什科和罗斯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使用网织红细胞的无细胞系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功地证明细胞内蛋白质的降解需要以多步骤的反应导致泛素标记被降解的蛋白质。这个过程使细胞以高度的特异性降解不需要的蛋白质,而正是这种精确的调节需要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腺苷三磷酸)提供能量。三、机制：死亡之吻切哈诺沃和赫什科在1977年开始使用网织红细胞抽提物进行依赖于能量的蛋白质降解研究,发现这种抽提物可以被分为两个组分。两个组分单独存在时都不具有活性,但当两者重新组合时,就启动了依赖ATP的蛋白质降解。1978年,他们报道了其中1个组分的活性成分是一种分子量约为9 000的热稳定的多肽APF-1 (active principle in fraction 1),即后来证明的泛素,并证明APF-1能与各种蛋白质以共价键结合。1980年他们和罗斯共同报道APF-1 可以多个分子同时结合于同一蛋白质,这一现象被称为多泛素化。目前已知,蛋白质的多泛素化是一种控制信号,其导致被标记蛋白质在蛋白酶体中的降解。正是多泛素化的反应对被降解的蛋白质进行了标记,所以将其戏称为“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因为泛素在真核生物中普遍存在,所以研究者很快明白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在真核细胞中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也猜测到ATP形式的能量需要可能对细胞控制降解过程的特异性具有意义。因而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要鉴定使泛素结合于其靶蛋白的酶系统。在1981年到1983年之间,切哈诺沃、赫什科和罗斯在细胞中发现了3种新的酶——泛素激活酶E1、泛素结合酶E2和泛素连接酶E3,提出了“多步骤泛素标记假说”(见图1)。至今的研究表明,一个典型的哺乳动物细胞含有1个或少数几个不同的E1酶、几十个E2酶和几百个E3酶。细胞能使用泛素系统降解有缺陷或不再需要的蛋白质。实际上,细胞中多至30%新合成的蛋白质因为不能通过细胞严格的质量控制,而由泛素标记转运到蛋白酶体被降解。 步骤①：E1酶催化的依赖ATP供能的泛素(UB)活化; 步骤②：泛素分子转移到E2酶; 步骤③：E3酶识别要降解的靶蛋白(TARGET),E2酶-泛素复合物与靶蛋白结合并使泛素分子标记从E2酶转移到靶蛋白; 步骤④：E3酶释出泛素标记的蛋白质; 步骤⑤：重复步骤④,使靶蛋白与多个泛素结合,即所谓的靶蛋白的多泛素化; 步骤⑥：蛋白酶体识别多泛素化的靶蛋白,泛素分子脱落而靶蛋白进入蛋白酶体被降解为小肽。四、蛋白酶体：蛋白质降解的执行者很多蛋白酶体,如人的一个细胞含有大约30 000个蛋白酶体。蛋白酶体是呈桶型结构的多亚基蛋白酶复合体,它能将蛋白质降解成7～9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小肽。蛋白酶体的活性表面在桶内而与细胞的其余部分相隔离,进入活性表面的惟一关卡能识别多泛素化标记的蛋白质,在移去泛素标记的同时接纳它们进入蛋白酶体而进行降解,形成的小肽从蛋白酶体的另一端释出。蛋白酶体本身不能选择被降解的蛋白质,是E3酶的特异性决定了细胞中哪个蛋白质要被标记而送到蛋白酶体进行降解。五、泛素系统：多种细胞功能的调节者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涉及细胞的多种重要生理功能,参与对细胞周期、DNA复制和染色体结构等的调控。这种系统的缺陷能导致各种疾病,包括一些癌症。1.细胞周期细胞周期是指一个细胞经生长、分裂而增殖成两个细胞所经历的全过程,细胞周期的调控对生物的生存、繁殖、发育和遗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细胞周期调控中,细胞周期蛋白是一个关键蛋白质。泛素连接酶E3作为“细胞分裂后期促进复合物”的主要组分,通过对细胞周期蛋白N末端进行标记使其降解,而在控制细胞周期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该复合物在细胞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期间染色体分离中也具有关键的作用。减数分裂或有丝分裂中染色体的错误分离会导致细胞染色体数的改变,而这正是怀孕后自然流产的主要原因。一个额外的21号染色体的形成则导致唐氏综合征。因为在有丝分裂中重复地进行染色体的错误分离,许多恶性肿瘤细胞也会具有数目改变了的染色体。泛素调节系统的其他酶也参与细胞周期的调节,如调节酵母细胞周期的细胞因子Cdc34实际上就是一种泛素结合酶E2。2.DNA修复DNA修复是生物为保持其复制精确性而具有的一种特殊功能。p53蛋白作为重要的转录因子,通过调节DNA修复相关基因的表达而实现对DNA修复的调控。p53蛋白在细胞内的降解也是通过特定的E3酶标记的。正常细胞中p53蛋白不断地合成,又不断地降解,在细胞中含量低。但在DNA受损后,触发了p53蛋白的磷酸化而不再与E3酶结合,使其在细胞中含量很快增加,造成细胞周期的停顿并促使对损伤DNA进行修复。但是如果DNA损伤程度太广,则不再进行修复而触发细胞程序性死亡。p53蛋白对肿瘤具有抑制作用,被称为“基因组的卫士”。但病毒可以通过特定的蛋白质活化相关的E3酶对p53蛋白进行泛素化而将其降解,其结果是病毒感染的细胞不能再对DNA损伤进行修复,也不触发细胞程序性死亡,造成DNA突变大量增加而导致癌症。3.免疫和炎症反应转录因子NF-κB可以调节细胞的许多对免疫和炎症反应重要的基因。正常情况下,细胞中的NF-κB与其抑制蛋白结合形成没有活性的复合物。但是当细胞暴露于感染的细菌或某种信号物质时,抑制蛋白的磷酸化导致其泛素化而在蛋白酶体内降解。释出的活性NF-κB被转运到细胞核,在那儿结合并激活特定基因表达而发挥其在免疫和炎症反应中的功能。4.囊性纤维化遗传病囊性纤维化是由细胞膜上称之为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蛋白(CFTR)的氯离子通道功能性地缺失所引起。这种缺失是由于囊性纤维化病人细胞中合成的CFTR蛋白缺失苯丙氨酸,不能进行正确的折叠而被转运,而是通过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降解。没有功能性氯离子通道的细胞不能通过其细胞膜转运氯离子而导致病变。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与细胞功能关系的了解也促使了其在药物研究上的应用。可以针对泛素介导降解系统的组分设计药物以防止特定蛋白质的降解,也可设计药物激发该系统去摧毁不想要的蛋白质。一种称为Velcade的蛋白酶体抑制物已被用于多发性骨髓瘤作为临床试验药物。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都会使人类在从必然到自然的进程中迈出一大步。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系统的发现使人们有可能在分子水平上了解细胞如何控制许多非常重要的生物化学过程。我们可以期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定会有更多的细胞过程发现与这一系统密切相关。 *明镇寰教授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17.
(一)术语与教材在内蒙古,物理概念的蒙文命名、规范、统一的工作与蒙文物理教材建设息息相关、紧密相联,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前,没有一所中学用蒙语讲授物理学。1953年首次铅印出版了初级中学蒙文物理教材;1955年有了第一本高级中学蒙文物理教材,从此后一直使用全国统一教材的蒙译本;1980年铅印出版了第一本蒙文大学物理教材(1952年内蒙古第一所高校成立之后,一直使用油印讲义),现在大学物理系一二年级均使用正式出版的蒙文物理教材。1953～1956年使用的中学蒙文物理教材是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斯拉夫文版本转写的。由于原教材是俄文教材的译本,再加上历史条件所限,教材中大量使用了俄文音译术语。针对这种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做了调查并发布公文指出：“中学理科教材中外来词过多,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加重了学生的负担……”。1956年以后,使用了初高中汉文物理教材的蒙译本。物理概念用蒙文固有词汇命名成为主要趋势,外来词随之减少。包括物理学在内的中小学教材中使用术语向规范统一迈了一大步。1966年后的十年内,蒙文术语工作受政治影响,遭到严重挫折。同其他学科术语一样,中学物理教材中已稳定使用多年的基础术语,人为地成批地大量地改为汉文音译名称。物理教学和物理术语工作受到严重干扰。1976年后,对蒙文术语进行了整理,术语工作进入了发展的道路。术语工作的落后及术语严重混乱的状况,促使人们不仅从方法上,而且从理论方面进行术语研究。从此术语工作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命名概念,主要用蒙文固有词汇和构词法,同时适当吸收外来词,这种方法被社会各界普遍采纳(①国际通用术语,如物理学单位名称、基本粒子名称、大部分化学元素名称等都音译并采用相应的符号;②当用蒙文命名显得冗长或不清楚时也采用音译方法吸收外来词)。体现上述特点的《汉蒙对照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词典》于1976年出版,该词典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使用广泛,对蒙文自然科学术语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二)词典编纂在内蒙古,物理概念的蒙文命名及规范统一工作推动了物理学词典的编纂工作,同时物理学词典的出版,对术语的规范、统一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据教学和科学文化、出版、广播等社会需要,由大、中学教师和编辑人员组成的蒙文物理术语编写组1964、1976年分别编辑出版了《汉蒙对照物理名词汇编》(有3千条词目)和《汉蒙对照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词典》。《汉蒙对照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词典》主要收集了近30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科中学教材中的术语。其中物理学及相关的科技术语有4千余条。在编纂过程中,注意到物理概念与术语的一一对应关系,命名的简明性,在概念体系中术语的协调以及术语的相对稳定等。可以说,这部词典对蒙文物理术语的规范统一和标准化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完成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物理学名词》(初稿)的蒙文定名工作,待汉文书正式出版后,蒙文定名再行修定,报请内蒙古蒙文名词委员会批准公布。(三)术语工作组织1982年内蒙古蒙文名词术语委员会恢复工作(该会成立于1956年,1966年后停止工作)。该委员会主任特木尔巴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副主任拉西东日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前副总编辑副社长兼),另外还有三名工作人员。内蒙古蒙文名词术语委员会下设专业学科名词小组。其中物理学术语小组的组长豪斯巴雅尔(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教授兼),副组长兼秘书哈斯巴根(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系,副译审),该组由副教授、副译审、副编审等11人组成。为了推动蒙文术语工作的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系积极筹备,即将成立内蒙古师范大学术语学研究会。(四)术语学研究工作自1980年以来召开了6次物理学术语学术讨论会。前二次会由内蒙古高等学校蒙文教材编译委员会物理分委员会主持,该委员会主要成员后来成为物理名词组的主要成员。在自治区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篇术语学论文,占40多年来同级刊物上发表这类文章总数的近1/3。其中有一篇发表于《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内蒙古蒙文名词术语委员会还出了一期物理名词组的术语论文集。(五)术语学的教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系86级研究生班开设了术语学课程,以《术语学概论》(G.隆多著)为主要教材讲授。并请几位蒙文术语学学者作了专题讲座。研究生每人写了一篇课程论文,其中两篇已发表。研究生们还参加了上文中提到的《物理学名词》的订名审定工作。(六)物理概念的蒙文命名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术语不断出现,科学技术术语数量之多远远超过社会科学。面对这繁重任务,我们重新学习了蒙文和其他语种的语法,特别是构词法。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在蒙文构词法方面进行了如下探索*。1.使用特定后缀完成了大批术语的规范化系列化工作。2.阴阳合写亦可构成术语。在蒙古文译法书中规定阳性音节与阴性音节一般不能合写,只有人名地名的拼写才允许阴阳合写。我们将阴阳合写用于专业术语之中,致使术语既简明又贴切。3.准确处理蒙文术语中的所属格及其他诸格。在不引起概念歧义的情况下不使用“格”,若引起歧义,采用相应的后缀构词。这样做,原来由两个或几个单词构成的术语可用一个或两个词表示。致使术语既简明又准确,同时术语特征更明显,构词能力更强。4.采用缩略法。蒙古文有缩写词,过去使用不广泛,也没有什么规律。我们探索、总结出缩写的规律,并逐步推广。以上四点,经过十多年的实践,逐步被人们接受和使用,尤其科技界人士广泛使用。5.蒙文构词中使用前缀。据不完全统计,蒙文有263个后缀,所以蒙文是一种构词能力很强的文字。而很多语法书中从未提到蒙文字有前缀。我们在物理学术语论文中提出这种构词法。现在逐渐使用着。6.吸收外来词。随着各民族及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语言相互渗透是司空见惯的。我们认为吸收其他民族语言中的术语应是自愿的,从不经那个民族许可的。需要吸收外来语时,蒙文物理中尽量吸收国际通用词,并遵循国际通用音译规则。(七)学习使用ISO704“术语原则与方法”我们的术语研究工作始于五十年代,很长时间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和没有理论指导。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系统地大量地成批地直接采用汉文名词。如“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长期使用的蒙文名词也必须改用汉文名词。再如关于确立术语原则,蒙文刊物上发表的就有六七种。诸如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原则;大众化原则;群众路线原则;“挖创借”原则等等。不少搞术语的人自己还不大清楚术语学原则与方法。把术语工作看作简单的翻译工作,认为蒙汉兼通的人都会搞术语。讨论定名时很少考虑概念、概念体系与定义,而是盲目地弧立地想当然地定名。这样就很难做到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也是我们的术语不稳定,改动频繁的主要原因。很长时间内,我们没有理论指导,没有文献资料。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之后,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也给予大力支持。通过他们及加林斯基先生,我们得到很多宝贵资料。通过学习这些资料,尤其是ISO 704后,我们有了术语理论指导,有了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所以近年来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大。我们深信物理概念的蒙文命名工作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限于印刷条件,1－5中的蒙文例略。——编者注 相似文献
18.
由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联合组织的预测小组日前预测出“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科技发展趋势”。这十大科技发展趋势分别是：一、物质科学领域新世纪里,大至宇宙,小至粒子,物质科学的进展,将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对世界复杂性和宇宙起源等问题的认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研究物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为基本任务的物质科学,在21世纪将在3个方面继续深入发展并将获得新的认识：向微观领域深处探索的粒子物理学将继续致力于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统一理论,并期望有新的进展;向宏观领域原点追踪的宇宙学将继续致力于宇宙起源的理论,并期望有新的突破;向宏观领域广度扩展的物性研究将继续致力于非线性和复杂性的理论,并期望有根本性的突破。物质科学基础研究的上述进展对社会的影响首先将提高人类的认识水平。宇宙起源问题的进展将进一步加深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粒子物理学的进展将进一步加深人类对世界复杂性的认识。物质科学基础研究的进展也将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技术原理。物性研究方面的进展无疑会为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开发提供科学基础,甚至可以渴望通过中微子和引力波研究的进展获得新的通讯手段。二、生命科学领域21世纪,生命科学将发展成为新一轮自然科学革命的中心,并将跨越物理世界与生命世界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之统一起来。21世纪,生命科学仍将向最基本的、最复杂的微观和宏观两极发展：一方面,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生物学将广泛地向其分支学科领域渗透;另一方面,生态学又向研究具有复杂功能的生态系统乃至生物圈方向发展。最后,必将把微观与宏观整体地联系起来,即把分子、细胞、个体、群体、群落等生命不同结构层次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进行深入研究。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内,人类认识自身和生命起源与演化的知识将产生革命性的进步。脑科学的进展将进一步揭示人类思维智慧的本质,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巨大作用。在人类获得基因组的全部序列后,人类遗传密码的破译将进入全新的信息提取阶段。重大疾病基因将被发现,一些危害生命的疾病会得到治疗,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能得以解释,人的生理素质等能得到改善,以致引起生物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和整合生物学的发展将使人类从分子水平认识遗传、发育与进化、生长与衰老、代谢与免疫等重大生命现象的机制,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演替规律,从而将宏观生物学与微观生物学连接和统一起来。极端环境条件下的生命形式和现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生命信息的解读、生命奥秘的揭示有赖于数学理论、信息科学和技术科学等的进展。方法与技术的革命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三、地球系统科学领域21世纪,地球系统科学将以全球性、统一性的整体观、系统观和多时空尺度,研究地球系统的整体行为。地球系统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将使人类更好地认识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有效地防止和控制可能突发的灾变对人类造成的损害。计算机、GPS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在继续深化对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同时,更加重视地球系统整体行为的集成研究,地球系统各圈层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人类活动诱发的重大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全球变化中最活跃的物质——碳和水,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物圈紧紧联系在一起,围绕全球碳循环、全球水资源与水循环、食物与纤维三大主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综合集成研究,必将极大地推动地球科学及其新生长点——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近年来,对资源、环境、灾害的认识深度、广度和研究重点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资源找寻的视野越来越大,逐步从地球表层走向深部,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单纯地注重矿产资源的找寻逐步转移到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从局部走向全球;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也从单一灾害走向群发灾害的研究,从单纯的监测、预报走向集监测、预警、预报、灾情评估于一体的综合研究上。技术科学的进步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数学、化学、物质科学的发展为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主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基础;地球系统科学内部学科的交叉以及与其他科学的交叉为生命和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地球的形成与演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大陆动力学、短期气候预测、地球系统的非线性研究、可持续管理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数字地球将成为新世纪地球科学的重要特征,推动地球系统科学从对自然现象的定性描述向定量化方向发展。四、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揭示人脑奥秘,探索意识、思维活动的本质,这是人类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21世纪,人类将在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了解脑的组织构造原理,通过实验来研究与分析导致意识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思想,掌握认知和智力活动等机理,攻克脑的疾病,利用人脑原理研制智能计算机,制造脑型器件和结构以及仿脑的信息产生和处理系统,开发出能识别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计算机以及能理解人的希望和意图,像人一样思维和动作的机器人。认知神经科学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领域,不仅仅是神经生理学界的事,还需要具备数、理、化、计算机、信息科学方面的知识,能带动一大批学科和半导体产业、计算机产业、机器人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为解决信息社会和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问题作出贡献。五、能源科学与技术领域目前,人类所消耗能源的70%来自矿石燃料。21世纪,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观的改变,人类将不断追求与自然更加协调的生活方式。生产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将是21世纪能源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能源供给将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核能的研究与利用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可控核聚变能将成为现实;氢能和太阳能是最理想的取之不尽的能源,甚至可以设想仿造太阳,运用核聚变研究开发一种同环境兼容、持久、不含二氧化碳的能源形式;地球本身到处都存在着的温差,科学家称由此产生的能源为“自然冷能”,并设法开发利用。从人类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水能等再生能源的过程预测未来,21世纪,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满足世界未来能源供给的50%。此外,储量超过已知的石油、煤、天然气总和的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六、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材料科学已从对成分、结构、性能关系的研究演变为对材料的成分、制备、结构、加工、性能等的综合系统研究,其显著特点是材料科学与材料技术密不可分。21世纪材料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新型先进材料的发现和发展。21世纪材料科学与技术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重大突破：超导机理的发现为超导体新材料带来真正的突破;利用DNA技术制备的高性能聚合物纤维具有钢材等金属材料无法比拟的优良机械性能;纳米材料及纳米技术将创造出最小的机器——分子机器,可解决目前无法解决的生物工程问题,它将开创生物学与技术的一个崭新时代;智能材料将会具有更强的仿生功能。可以预见,发现新材料的新方法与新技术在21世纪也将会有革命性的突破。21世纪材料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将为信息、通讯、医疗、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及军事等领域和产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七、生物技术领域生物技术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技术平台的宽度和高度。预计未来将形成几个新的生物技术平台,这些平台的建立,将使生物技术的发展令人难以预料。生物技术已有三个平台,即DNA重组、细胞培养和DNA芯片,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培育出了新的生物技术产业。预计在新世纪还会形成几个新的平台。第一是基因组平台,目前已有数十种微生物和四种模式生物的基因组全序列已进入数据库,人类基因全序列草图也刚完成,这意味着有数十万计的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质可供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的操作,从而大大扩展生物技术的产业范围。第二个平台是生物芯片,它是分子生物学与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多种高新技术的交叉和融合。从DNA芯片延伸到含各种生物大分子的硅片最终将与纳米技术相结合,使离体操作的芯片发展成为可在活体内执行某种功能的组件。第三个平台是干细胞生物学,它是克隆动物和克隆组织器官的基础。正在发展的技术关键是控制有全能性或多能性的干细胞的分化发育,如神经干细胞可发育成神经系统各种类型的细胞。这一平台的完善将为医学上的器官移植,农业上优良家畜的繁殖带来革命性的进展。第四个平台是生物信息学,目前生物信息学已经广泛用于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研究,但是随着大多数基因和蛋白质功能的阐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在计算机上模拟细胞内和机体内的生化代谢过程,甚至模拟进化的历程,这将使生物学真正进入理论生物学的新时期。用计算机设计生物新类型的高技术也将会在21世纪变成现实。第五个平台是神经科学,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神经生物学的大科学计划。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如感觉、认知和思维终将在分子水平和细胞水平上被解析。在不太久的将来,就会在这个平台上出现新的生物技术,一方面为人类自身的精神疾患带来福音,另一方面也会由此产生高度智能化的计算机和机器人。除了可以预计的上述五个平台外,还会有新的平台出现,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是难以估量的。八、信息技术领域21世纪,信息技术将会出现微电子向高集成度、高速度、低功耗、低成本方向发展,计算机向超高速、小型化、并行处理、智能化方向发展,通信技术向光纤化、数字化、综合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计算机存储器和处理器将集中在一个芯片内,使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等功能集成在一起;利用大规模并行处理技术的超级计算机将被普遍使用;量子效应集成电路制造术的突破使量子计算机逐步进入实用阶段。DNA计算机在21世纪初将有所突破,其运行速度快、存储量大、能耗低,还可实现现有计算机所无法真正实现的模糊推理功能和神经网络运算功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创造了条件。以光子技术为支撑的三维全息存储将成为21世纪最主要的存储技术。未来的网络技术将向超高速和多功能发展,使信息的传输、处理和交换更加快捷、方便和经济。它将实现高速公共传输平台上的计算机网络、电信网络和电视网络的结合,将向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和多媒体化方向发展。新一代通信和网络的实现技术以及信息网应用支撑技术将飞速发展,使之具有极大的总体容量,可以适应新世纪信息流量的爆发式增长而不受时间、地点或媒体方式的任何限制,有线与无线将使任何地点的实时通信得以实现。网络的管理将高度智能化,网络的安全也将有相应的智能化技术予以监管、处理和保证。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从事商务活动、阅读、交流、娱乐、学习、甚至是工作的基本方式,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密切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信息革命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使得他们有机会抛开年龄、性别、地域、文化、种族的限制性因素,过一种与他们的祖辈完全不同的、依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开拓和创造的生活。九、太空科学技术领域20世纪人类登月、火星探测等迈出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21世纪,人类对地球以外的世界的兴趣、认识以及利用太空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步伐必将越来越快,也将持久地推动着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将继续大规模地、深入研究太阳系,将以新的目标重返月球、深入考察火星,并主要在火星、土卫六和木卫二等天体上探索地外生命现象,人类将到达太阳系的边缘进行探测和研究活动。同时也不断地把目光伸向宇宙的最深处,以探明活动星系核的能源机制、宇宙中的暗物质、反物质、黑洞的证认、宇宙结构的形成、星系起源、宇宙的起源等,并仍将继续艰难地探索地外文明。运载系统将发展新的动力源(核能等),耐久的、多发射方式的运载器,建立天体间可靠的往返运输系统;发展新的飞行器系统,包括卫星、行星探测器、恒星系探测器、太空站等;建立大型发射场、太空港、月球基地、火星基地等。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可以更为快捷、更为经济、更加充分地利用太空中无尽的资源和极端环境,进行特殊材料加工、生物育种、实现太空旅行等宏愿。十、环境保护技术领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愈来愈关注自身及后代的生存环境。21世纪,生态环境领域将从分子到生物个体、从种群到景观、从局部时空到区域,甚至到更大尺度的大陆板块和全球,着重进行解决几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长期和大尺度的定位研究,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预警系统建立,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和持续生态系统的建立,复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外来物种的生态安全对策,环境污染整治和清洁水质管理等。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将越来越变得区域化和全球化。 相似文献
19.
钱三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许多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1985－1992年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他近年来亲自主持的实体机构之一。在他领导下,委员会短短几年已从创立(1984年)走向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员会现已组建了43个学科的术语审定委员会,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球科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以及医学等;形成了一支有千余人科学家、教授、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科技术语审定队伍。近几年来,他们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审定出一批概念清晰,反映科学内涵精确的术语,诸如：《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地理学名词》、《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地球物理学名词》、《土壤学名词》、《医学名词》等,共20余种。这批术语在学术上,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权威性,在国务院授权下,以委员会名义相继公布,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批各学科术语的问世,繁荣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了自然科学术语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进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委员会在钱老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初步建立起以适应自身工作需要的术语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为建立以汉字为特点的科技术语体系——科技应用术语学,奠定了基础。钱老的不幸逝世,对日趋发展的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是个莫大的损失,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追忆他在主持领导这项工作的动人事迹,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一、在制定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的方针方面他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并引用了郭沫若院长50年代初提出的论断,来说明这项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郭老曾是建国初期,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曾着重指出：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这说明,我国对科技名词工作十分重视。在建国初期,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崇高的境界,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重温这个论断,就更具有其深远意义。钱老在《报告》中还根据当代术语学的发展,认为：“当代术语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提出自然科学术语是进行学术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论断,并认为,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引进、学术交流、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以及计算机技术在科技信息的应用等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属于自然科学广意范畴,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更要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学科,在他的倡导下,委员会初建时,就建立了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计算机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后,集中相当的力量,又相继建立起一批工程技术以及能源、交通等学科领域的名词审定委员会,诸如电工、化工、土木、建筑、煤炭、冶金、水利等,显示出钱老重视与贯彻我国当前提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强调告诫我们：“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为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早日实现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和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二、钱老以严肃、认真、朴实、科学的工作指导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钱三强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在他主持的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更是兢兢业业,他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但他又强调指出：学术权威性不是自封的,它是要通过我们艰苦工作逐步被承认的,国务院的委托,正是对委员会工作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他首先以科学民主的作风发挥了主任、副主任领导核心作用,他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末缺席过一次常委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讨论,做出具体部署与安排;他坚定倚靠广大科学家智慧的正确方向,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及全体委员的积极作用,同时以他高尚的品德和社会威望,特别是他那种严肃、严格的态度和谦逊、朴实的作风,深得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得到学术界的有力协作,仅仅三五年就使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经常告诫我们,科技术语是个复杂而又严肃的问题,既要坚持真理,恪守科学的内涵,又要尊重历史事实,就是“约定俗成”的原则,绝不能草率确定,更不能屈从于哪个学派,一定要组织本学科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反复协商而定,列举几个实例,显示他恪守上述原则的典范作用。1.1985年在公布《天文学名词》时,关于天文界长期争议的“格林尼治”和“格林威治”两词,译名上既有确切和不确切一面,也有“约定俗成”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责成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书面论证,由天文学名词委员会作出更改“格林威治”为“格林尼治”的决定,由钱老又委托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龚树模等评审天文学名词委员会的决定和论证,最后钱老主持部分主任、副主任会议根据评审意见做出最后决定,正式改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充分反映出钱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2.1987年在审定数学、物理学名词过程中两个专业委员会对长期不统一的“矢量”、“向量”,之争,在他亲自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认为“矢量”与“向量”这两个术语虽然科学概念基本相近,但两词在各自学科领域使用范畴和频率不一,钱老根据两词的归属,以及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得到了两个专业委员会的理解,各自列入主科词外,另列入又称词,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显示出钱老作为科学家的组织才华,也表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3.钱老一贯重视科学家对科技术语定名的意见和建议,凡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他都严肃认真的处理。如钱学森提出细观、介观术语概念及科学内涵,他责成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理,并亲自致函钱学森同志表示谢意。4.钱老经常盛赞从事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学者、专家、教授们的艰苦劳动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多次教导我们要特别尊重这些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并力争在可能范畴内,为他们创造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照顾。三、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关心祖国统一大业钱老在科技术语审定中,十分重视加强对港澳台、华语地区以及海外侨胞华裔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他常说：汉字、汉语是世界上约四分之一人口的语言工具,是一个众多的群体,我们应该提到一个高度来认识。根据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1992年3月10日)资料统计,世界15种主要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汉语的人口为9亿,使用英语的人口为4.5亿。早在1990年,著名学者钱伟长、知名人士袁晓园、安子介等就提出：下世纪是汉语发挥威力的时代。正像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之科学研究时所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新术语的提出,往往具有本学科或超学科的革命意义。“概率”、“耗散结构”、“协同学”、“人择原理”、“中性突变”等都显示出这个论断。汉语及其术语不仅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而且是最悠久光辉历史的象征,更显示着中华民族跨入廿一世纪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就。这就不难理解当今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的道理。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汉语的学生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余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德国约有2000－3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美国设有中文课的大学则有近500所。从上述资料表明,钱老的嘱托蕴藏着多么深远的意义！最近以张存浩为首的大陆7位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大陆,开创了近40余年来两岸学术交流的新篇章。在参观、交流过程中,两岸学者都提及“学术对话”的术语媒介问题,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道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他们最共通的语言”。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所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表示,两岸电子学的中文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叫作“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台湾“文建会”1992年7月2通过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台《联合报》)。由此可见,钱老生前对加强港澳台科技名词术语交流的倡导,不仅是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已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这正反映了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远见卓识。四、重视交叉学科术语的命名与审定首届交叉学科学术讨论会后,国家领导人对软科学的战略意义及其决策性论证,作了精辟而系统的论述,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钱三强同志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主席,对当前交叉科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以探索物质、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而在方法论上,既不同于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纯社会科学,而应建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涌现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以及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学科群,像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以及协同学等,这些新学科群不仅具有深遂的自然科学内涵,在应用上对国家重大科学论题的决策起着论证作用,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鉴于此,钱老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以资推动交叉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下,委员会建立了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在初建阶段,曾多次邀请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未来学研究会、人才学研究会、系统工程学会、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情报学会、思维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学者,共同讨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并成立了专门协调组,做了大量工作,对上述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及学科体系完善起了积极作用。他明确地告诫我们：交叉学科的纵深发展,必然涌现出反映一批新理论、新概念、新思维的新术语,这批新术语中有许多还涉及命名、译名问题,要以当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科学概念出发,构成概念体系,精确地反映出新兴学科所指概念的科学内涵。诸如协同学(synergetics),紊乱学(chaos),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等,都还有不同的争议,委员会应组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从概念的专属性给出反映科学内涵的概念性定义,发挥委员会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作用,为繁荣学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传递递科技信息,培训科技人才起着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把术语规范化与统一工作,做在新术语广泛流传之前,以防止新的混乱,这项工作才是委员会的中心工作。虽难度颇大,但在当代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下,结合我国科技术语传统特点和优势,特别是以汉字为特征的文字学、语音学、语言学以及现代汉语学的规律,为建立自己的应用科技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在钱老的授意下,首先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协会以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支持,成立了自然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通过两年的反复讨论,各自初步完成约两千条术语审定革案,值得提及的是,通过这两部分术语的审定实践,扩展了委员会审定工作的范围,丰富了科技术语工作的科学内容。1.这两个学科的术语历史上都是未经审定过的“空白区”,其中有许多术语,在表达科学内涵上,尚不能确切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定概念,叫做名不符其义,要依照概念特征,导出事物专属性的内涵,重新予以命名,或译名。2.两个学科术语审定过程中,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较多,像科学技术史术语中反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术语,大部分是比较确切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其特点是正确标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内涵,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有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和方法,其结构体现了汉字、汉语表意性语言文字的特征。汇集的古代科技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优先地位,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也是标志着五千年光辉的历史象征;自然辩证法在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宣传学习与运用研究,已使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自然观和方法论上,取得丰硕的成就。许多科学领域的成就,赋存有丰富的哲学内涵,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自然也就涌现出一套反映这些理论概念的术语,术语的形成与交流,将为建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起着桥梁与推动作用。3.鉴于这两个学科的术语都具有我国独特的含义,不仅要命名、译名、审定汉语术语,还要确定其相应的外文(英文)名词,以利国内外学术交流。从上述这两个学科试点工作的实践及取得的经验和进展,更显示了钱老做为科学家的高瞻远嘱和远见卓识。 相似文献
20.
社会的进展推动了科学新事物的出现,由于交流的需要,就出现了科学新名词。一般新名词之能顺利推行,必因它们能确切反映科学新事物的主要特征和实质,易于令使用者望文生义、循名责实,所以名符其义应是科学订名的首要原则。有些新事物仅出现于科学界,其名词也仅在科学界中交流,然后随着科学普及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交流到一般社会中去。这些名词往往订名较为严谨,定义较为严格,但在推广过程中,由于应用范围改变,产生了名词的引伸或假借等现象,其涵义也会走样。例如“气候”借用为政治“气候”、“资源”引伸为气候“资源”等。有些事物在不同学科间都会遇到,但因订名之初有随机性,以致发生同事同物而异其称呼的现象。各学科因久用成习,互难迁就,一旦产生学科间交流,或有中间性或综合性学科出现,对“同事物、异称呼”现象就会时此时彼,使用何词漫无定则,混乱不堪。例如地理学界称呼“亚热带”,而气象学界却称呼它为“副热带”,其实是一回事。不少名词出于异国发现的新科学事物。我国要选译其相应汉文名时,尚找不到对应之词,且无法见到实际事物,仅根据语词不详的外文描述,难以肯定外名所代表之事物的性质和实质,只得随初译者粗浅理解而姑赋一名。由于译者的水平不同、理解有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出现了一物数名、似是而非的现象。例如把高空气象上使用的“scale height”,不恰当地译为“标高”,并错误地解释它为“均质大气高度”,已有半个多世纪了,①把“水汽压”混同为“绝对湿度”,在50年代的观测簿中,尚留有痕迹。又如为表达与土壤中液水含量有关的一整套水土混合比特征量,国际上许多学科(如土壤学、水利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环境学等)由于最初定名的随意性,且缺乏整体考虑,不是用很笼统的名称(例如土壤湿度),就是用不能很确切表达各量特征的费解名称(如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分常数、凋萎或萎蔫系数、吸湿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命名混乱不成体系,各学科因循互用,已成问题。我国又按名词对名词的套译,以致对这一体系的名称同样混乱含浑,看不出各名词间的系统性。待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事物的涵义有更正确的理解,才能逐步理清头绪确定统一称呼体系。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7年2期《“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界线的探讨》一文中,已有具体的建议。还有一些科学新事物,由于实用性较强,出现后立刻或很快就普及到一般社会中去,其定名并未经过反复推敲,任意性较大。例如“Laser”一词,在台湾按音译,称为“镭射”,这种译法与“Radar”译为“雷达”相似,但“Laser”译为“镭射”是不可取的。因为“镭射”很易使人联想到“镭射气”,而且“镭”是放射性元素,其蜕变性气体“氢”即为“镭射气”,它也是有放射性的,可见“Laser”译为“镭射”,容易造成误解。最近社会上据此纷纷设立“镭射影视厅”更不足取。我们现在对“Laser”一词来用意译,名之日“激光”较为适宜,从而对上述影视厅称为“激光影视厅”,也名符其实。希望影视部门及商业登记部门对这类名词予以纠正。一般说来,大多数名词在社会科学水平逐步提高后,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也会有所改进,但社会对科学名词在应用中也有惯性。因为使用已久,积习难改,所以想对不合适的名词作些改进,并不容易。虽然改进的有不少,例如“德律风”和“麦克风”已改称“电话”和“扩音器”,“同温层”已改称“平流层”等,但还有不少名词,虽有更科学的名称可采用,却无法推广。例如将“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已为社会所习惯,目前非但无法扭转,使之正名为“大气保温效应”,更有甚者,由“温室效应”而孳生出“温室气体”的名称,而无法推广更科学的“大气保温气体”的名词。当前社会上对气候变暖及大气污染问题非常重视,无暇考虑名词改革,习惯使用的“温室效应”一词广泛而频繁地在口头及文字上出现,由于约定俗成,尚不致发生误解。诸如这种情况,说明老名词虽不很妥当,尚有一定生命力,不能要求短时间作名词改进,只能从科普工作上对新旧名词的利弊作些分析引导,惟有等待时日,始能水到渠成,出现改革成效。有时由于社会上某些变动,例如：社会流行的外语有语种的改变(如建国初由流行英语改为流行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不流行,改革开放后,英语较为流行),或各学科的后继者对名词理解水平因故产生断层等,使原有的名符其义的好名词,虽已使用多年,其中某些却很快被搁置废弃而湮没无闻,反使早已过时的不确切的名词,重新广泛流行,再次成为社会术语,并受到“约定俗成”的维护。例如在建国之初,物理学界认为在光学中,“衍射”一词比“绕射”更能反映实质过程,而大力提倡用“衍射”一词,把“绕射”仅作过渡性名词使用。在流体静力学中,“压力”与“压强”有不同意义,采用“压强”一词有利于解释流体中力的各向传递,“压力”与“压强”的量纲也不一样,虽然英文中两者均称为“pressure”,但其中文译名应按上下文分别适当地译为“压力”或“压强”,以便更利于读者理解原义,也有利于物理教学。在电学中,“偏振”与“极化”虽均对应于英文的“polarization”一词,但在译为中文时,由于对物质言,不可能产生偏振,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极化”,对电磁波及声波言,不可能产生“极化”,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偏振”。但通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原来已运用多年的业经创造性改进的物理名词,又有废弃可能,似又有强调起用“绕射”、取消“压强”、并把“polarization”一律译为“极化”的迹象。这样的反复,对科学进展是不利的,其所以有这种反复,固然是由于社会对原名词理解产生了断层,但如果我们有一本科学名词历次定名和修订理由的书供后人查阅,则这种断层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最近气象名词审定委员会曾提出一些较难统一的名词,其所以较难统一,我认为与社会原因有关,今将这些名词,试提出一些供参考的看法：1.“副热带”与“亚热带” 这两个名词,均源于英文“subtropical zone(belt)”。长期以来,地理学科一般把它译为“亚热带”,气象学科一般将它译为“副热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中的“气候区划图”内,就列有“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等名称(其实这三个名词,即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并不妥当,因为“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原分别指南北半球的亚热带,中国在北半球,其所属三个亚热带只是在北半球的南北位置略有差异,故应分别称之为“北亚热北带”、“北亚热中带”、“北亚热南带”或省略第一个“北”字,分别称“亚热北带”、“亚热中带”、“亚热南带”等为妥)。说明地理系统习惯用“亚”字系列的名词。又如《英汉大气科学词汇》(气象出版社,1987)的词目中列有“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气候、副热带西风带”等名称,说明气象系统习惯用“副”字系列的名称,其实“副、亚”之争,在“极地”等词头也有。例如“副极地”与“亚极地”等,因为这些词的英文词头,也有“sub－”这一形式。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现象是名词的混乱,应当统一。统一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舍“副”取“亚”,一种是舍“亚”取“副”。但这牵涉到地理学科和气象学科两方面的事,它们分别使用“亚”字系列及“副”字系列的名词都已有长期的历史,没有理由放弃本学科约定俗成名称而采用它学科的约定俗成的名称,除非它学科的名称有充分理由证明比本学科的名称为好。这就是统一名词论者认为长期解决不了统一“副、亚”的困难所在。因为迄今谁也还提不出究竟“副”比“亚”好,还是“亚”比“副”好。另一种看法是维持现在的情况。即既然“副”与“亚”之争无法解决,这种混乱的现象已维持了几十年,再让它维持一些时日也无所谓,而且所谓混乱仅是一些介乎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以外的学科。它们因要从主学科的规定,才在同一论文中时而用“副”字系列名词,时而用“亚”字系列名词。至于气象学科内部论文,都是仅用“副”字系列名词。而地理学科内部论文,则是仅用“亚”字系列名词。他们各自在名词使用上并不混乱。再一种意见是,地理学科用“亚”字系列名词和气象学科用“副”字系列名词,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应从它们的习惯使用中,归纳出“副、亚”使用原则,而决不应当做“副”吃掉“亚”或“亚”吃掉“副”的事。我们只要统一原则,既使“副、亚”仍并用,并不能算是混乱。地理学科重视的是地域的固定,气象学科重视的是天气系统或气压系统的变化。例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生态环境、亚热带植物、亚热带地方等,由于地域较为固定,所以应当用“亚”字系列名称,而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急流、副热带东风波、副热带锋面等等,这些天气或气压系统的名词,有的虽原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可以部分或全部移出该地域,有的则原来并不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部分或全部移入亚热带地域,因此亚热带地域不能束缚这些系统,它们也不固定于亚热带地域中,这就应当采用“副”字系列的名称。一旦这个原则确定了,并为地理学科及气象学科所共识,它们都采用这个原则,即使同一篇论文中“副、亚”并用,也不算混乱,而且按此原则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并没有一个吃掉一个的问题,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亚”与“副”的名词仍保留下来,仅作少量调整即可。这种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只追求统一于原则,与现在使用的名词变化不大,就易于为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双方所接受。我认为上述三种看法,都存在问题对于“追求统一于原则、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的意见”中,存在的问题是：“副热带”或“亚热带”之区别,并不在于地域是否固定,因为它们都是气候或气象名词,其地域都是由气候或气象条件而定。气候或气象条件变了,地域也必随之而变。例如按柯本(Kppen)1884年的定义,以全年中有4－11个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个月的月均温在10－20℃间作为亚热带的地域条件。在50年代,来中国参加自然区划工作的前苏联专家,主张我国华北、东北南部、新疆南部划归亚热带,以南岭为亚热带南界。竺可桢却认为冬月微寒,足使热带喜温作物不能生长,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其指标为：月均温大于10℃,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为2－16℃,无霜期240－365天,北界接近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直到东经104°;南界横贯台湾中部和雷州半岛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并指出南疆不属于亚热带。这是亚热带地域由亚热带的气候定义不同而变的例子。不能因为称“亚热带”的是地理学科,就主观认为他们是为了重视地域固定而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可见所谓“追求统一原则”其所提出的原则,本身就站不住脚。其次,即使这个原则成立,各学科都遵守,则在使用此原则时,人们将时时感到很多不自然。例如“副热带台风是热带进入亚热带的系统。它破坏了亚热带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但在副热带高压西边转向”。这一句话,交错地使用“副”与“亚”,看来非常别扭。对于主张“保持现有状况,不加改变”的看法,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来看,是不妥的。因为“副”与“亚”的问题,不仅是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的事,不能只看到这两个学科对“亚”和“副”各取所需,目前相安无事,就满足了。问题在于有许多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都要用到“subtropic”一词,他们如按名从主科的思想,必会产生“副”与“亚”在同一门学科中并用、造成混乱,并影响该学科的发展。例如《英汉环境科学词汇》(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英汉农业常用词汇》(商务1982)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它们对有些名词用“亚”字系列(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土壤”、“亚热带生态环境”等),对另一些名词用“副”字系列(如“副热带气旋”、“副热带急流”等)。这种现象,任其自然,必将使混乱延续。对于在“副”与“亚”中统一于其中之一,这应是最理想的主意。这样做,并不是“亚吃掉副”或“副吃掉亚”一个吃掉一个,应是哪一个更科学地符合实际,就统一于哪一个。但是主张这个意见的,认为“副”和“亚”都同样合理,因而处于难以统一于其中之一的尴尬局面。这是由于对称呼“亚热带”和“副热带”的历史沿革,没有调查,对“副”与“亚”只看它们同义的一面,没有细细分析它们异义的一面所致。另外,对于当前“subtropic”一词译法的趋势缺乏了解也有关系。从名词的历史沿革来看,在公元前约500年,希腊巴曼尼得斯(Parmenides)曾建议“太阳气候分区法”,把世界气候分为“寒带(frigid)”;(即太阳永不升到地平线以上区)“温带(temperate)”(即气候温和区);“热带(torrid)”(即太阳长年中午在天顶附近区)三区。到了公元前284年到公元前192年,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第一次绘制出一张包括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的“地球气候带”图。各带的界线为极圈及回归线。那时他们已认为地是球形的,有赤道分隔南北半球,他们将回归线称为“tropic”,意思是太阳运行方向转变回来的地方(希腊文为“τροπικοs”),即在“冬、夏至日”的太阳位置,他们将极点称为“pole”(希腊文为“πολοs”),极圈即太阳绕极而转的圈。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根据气流划分气候带。1858年茅雷(Maury)所绘“大气环流图”已画出南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注以巨蟹宫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南回归线注以摩羯宫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摩羯为半羊半鱼形怪物,巨蟹和摩羯均属黄道十二宫〕、信风带及赤道静风带,惜理论根据尚不足。且所标极圈内气流方向有误。1856年费拉尔(Ferrel)改进了极圈内气流,接着在1889年他又在其《风之通络教程(A Popular Treatice on the Wind)》一书中,进一步立体地描绘出全球大气环流。图中已注有赤道无风多雨带、回归线无风干燥带和极地无风带,在构造此环流图时,已考虑了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及热力作用。由于这张图中把回归线作为信风带与西风带的分界区,说明他尚未理解信风带与西风带的交界区与回归线的区别。风系的交界区是动力交界区,回归线是太阳运行回归的界线,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虽然费拉尔图有缺点,但显然他的图比之前人有很大进步。因为只要进一步认识风系交界区与回归线两者的不同点,“副热带”这个概念就能很快脱颖而出。在这方面他至少已发觉这个回归带的少风而干燥的特性,此特性是回归带所不一定具有的,它属于信风带与西风带风系交界区的特性。把少风而干燥的特性与回归线强扭合在一起,既是费拉尔的认识的局限性,又是费拉尔对前人认识的初步推进。在他以后,人们对信风带与西风带分界区的研究,就频繁起来。人们发现该区约在纬度30度附近,位置随信风带与西风带的进退而有变化,不象回归线始终位于23°27·的纬度线上。而且西风带与信风带的分界区,每伴同高压带,还常有下沉空气相伴,干热少风是气流下沉的结果。因此人们就把信风带与西风带交界区的高压带称为“subtropic high”。可见这里的“sub－”,目的在于把费拉尔称为的回归线(tropic)区别开来。既否定这个高压带是“回归线”,又说明这个高压带接近回归线位置。我国气象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为表达这种既否定它是回归线,又指出它位于靠近回归线的地方,就把“sub－”译为“副”字。又因为在古希腊,将热带视为被南北回归线所包围的区域。例如前面举出的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球气候带图》,就是这样画的。所以后人常将“热带”用“tropic”表示。这虽不确切,但已成习惯。这样,我国气象学界就把“subtropic”一词,译为“副热带”了。再如在1934年,李宪之《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中已用“副热带气团”一词。1938年涂长望《中国之气团》中,既用了“副极地气团”,也用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气压带”等名词,并说明了在副热带高气压带中,下沉空气对“大气环流之维持,关系其钜”。此后么枕生《中国中部的静止锋及其在两湖盆地发展的波动》(1939),张宝堃《四川气候区域》(1941)、卢鋈《中国气候概论》(1944)、涂长望、黄仕松《中国夏季风之进退》(1944),高由禧《东亚自由大气之运行》(1948)等文,均采用“副”字系列,以表达“副热带系统”。费拉尔的环流图,在进入20世纪后,其意义更为世界气象学界所深刻认识。1951年帕尔曼(E.Palmen)叶笃正等人研究了地球大气的经向环流,发现了低、中、高纬度有三个环流(在副热带上空有急流现象及空气下沉现象,而在纬度60°处有来自中纬及高纬空气辐合形成锋面),称为帕尔曼经向三环流模式。1957年贝茨(D.R.Bates)所编《行星地球》(The Planet Earth)》一书中,埃笛(E.T.Eady)绘出了“理想的经向三环流图”,称为“埃笛模式”。他将这三环流分别称哈得莱环流(0°－30°间)、费拉尔环流(30°－60°间)、副极地环流(60°－90°间)。高低纬两环流均属“热力环流”,中纬度环流为“动力性被动逆环流”。其中中纬度与低纬度两环流交界区有下沉干燥气流,“副热带高压带”即由此而成。而信风及西风气流之形成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在中纬及高纬两环流间,有辐合上升并在高空向南北流动的气流,“副极地低压带”即由此而成。由于空气上升,这里也就成为“副极地多风暴带”。这样,不论是副热带高压带或副极地低压带,其形成原因不仅与太阳热力或极地冷却有关,也与一些动力因子有关,从而“副”字的含义,更深化了。但是在费拉尔绘制环流图之前五年,即1884年,柯本(Kóppen)囿于古希腊把纬度低于回归线纬度的地方称为“热带”的概念,由于发现纬度稍高于回归线纬度处有一气温尚高的地带,在植物生长方面,有特殊意义,就把这个地带称为“subtropic zone(亚热带)”,意即“温度亚于热带的地方”。他用纯温度的高低来划分气候带。当时他把全年各月月均温都大于20℃的地方,称为“tropic”,又把全年中4－11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月的月均温在10℃－20℃之间的地方,称为“subtropic”。日本气象学界早年认为按照这种定义,“sub－”的意义意味着温度稍低于“tropic”,所以译为“亚”更合适些,因为“亚”表示程度稍次的意思。这样日文对“subtropic”就译为“亚热带”。其后,虽然他们知道了另外尚有考虑动力因子的“subtropic”,但为了保持名词的统一,仍一律译为“亚热带”。例如日本文部省《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日本气象学会,1975)及农业气象学会编的《农业气象学用语集》(养贤堂发行,1979),以及早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服部操《汉字索引日华大字典(增补)》(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发兑)均采用“亚热带”词条,以表示“subtropic”。我国早年在译述日文农业、地理、植物等书时,就把日本“亚”字系列的“亚热带”一词引入我国,使这些学科产生了“亚热带”与“亚极地”等词,但我国气象系统,则排斥了“亚热带”一词,而改用更合适的“副热带”一词。这就是“亚热带”及“副热带”名词的沿革,而我国科学名词中这种“亚、副”之争,也是这样产生的。根据上述沿革,可归纳“副热带”与“亚热带”两词的区别如下：(1)“副热带”是由研究大气环流而得出的名词,它是中纬度费拉尔环流与低纬度哈得莱环流间的下沉气流区,因而干热、少风、近地面气流辐散,位置随下沉气流区的变化而异,但一般约在30°度纬度带附近,比回归线纬度为高,其形成与动力因子和热力因子有关,是自转地球上的产物,它在地面是一个高压区,是大气中符合理论的实体系统。但“亚热带”是一个纯用温度为依据的经验气候带。所用的温度有的用一般月均温,有的再加积温条件,有的还考虑至少有几个月的月均温高于或低于若干温度,其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温度各有多大等,各家的看法,很有差异,从而亚热带的范围也可以有很大不同。例如在50年代,竺可桢与苏联专家对中国亚热带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出入,这说明“亚热带”缺乏世界可公认的客观定量标准,它事实上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又由于它没有考虑动力因子,也不考虑地球自转影响,未从大气环流角度研究问题,所以缺乏形成机制的理论依据,可随实用目的的不同而异其温度条件,有任意性。说明人们采用“副热带”一词,是由于对气候带的认识比用亚热带一词时,有很大的深化。(2)“亚热带”仅有温度亚(低)于热带的一种意义。它与“热带”仅有程度的区别、并无性质上的区别。而“副热带”与“热带”有形成机制上的区别,即性质上是不同的。因而不能认为“副热带”与“亚热带”意义相同,而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在日本,不论“副热带”与“亚热带”,一律称“亚热带”。这是他们为名词统一所作的规定,他们根本没有“副热带”这一名词。所以并无“副、亚”之争。在我国,“亚热带”之名来自日本,并非我国创造,而“副热带”之名,则是我国根据大气环流理论及大气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名词。日本将“subtropic”一词统一译为“亚热带”未闻产生什么争执。我国原有“副、亚”之争,如规定将“subtropic”统一译为“副热带”,则不仅可停息“副、亚”之争,统一称呼,符合科学上先进认识及国情,而且根据日本经验,统一称呼后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反而有利于有关各学科之发展。根据了解,我国地理学界及农业气象学界也已有把“亚热带”改称“副热带”的择善而从的趋向,以保证名词的统一。例如1976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称“subpolar”为“副极地”。称“subpolar low－pressure belt为“副极地低压带”,称“subtropical easterlies”、“subtropical high－pressare belt”分别为“副热带东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带”。其它尚有“副热带急流”、“副热带雨林”等名称。又1984年农业出版社《英汉农业词典·气象分册》中,也已全采用了“副”字系列的“副热带高压”、“副热带生态环境”等名词。此外,尚有不少辞书,如《地理学词典》(1983)及《气象学词典》(1985)等,已采用了以“副”字为主的思路,即虽指出“副”可称为“亚”,但在“亚”字系列名词后,都仅注明具体解释,参见“副”字系列的相应名词。这些现象,都说明社会上某些有关学科,已在主动弃“亚”从“副”,指出了采用“副”字系列的“副热带”、“副极地”等名词,已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虽然认为：将“subtropic”及“subpolar”等词,统一称为“副热带”及“副极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认识深化上,在客观方面、遣词方面、适应未来趋势方面、解决目前名词混乱方面,都是有理由的。但我们并不主张取消“亚热带”“亚极地”等名称,因为它们已有很长使用历史,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取消它们。而且日本的“亚热带”一词相当于我国的“副热带”,更无取消的理由。我们仅希望人们认识到：在我国,“亚热带”与“副热带”并非同义词,它是以温度高低作为气候带之一,属于的“寒、温、热”分气候带的原始性分带体系,仅稍加细密改进而已。由于其定义严密性不足,在社会上被采用的趋势已在逐渐减少中。2.“观测”与“探测” 有人说“探测可以包括观测”,因为“气象观测”仅属大气探测的一类。也有人说“探测所得仍需观测”,只是“先探后观”而已,所以广义的观测可包括探测。加之“高空探测”有时也称“高空观测”,雷达气象观测有时也称“雷达气象探测”,这不同的意见和情况,使“观测”和“探测”这两个概念,更加令人混淆不清了。我认为“观测”与“探测之区别,在于“探”字,而不在于“观”字。所谓“探”,即“对无法经常采集资料的领域进行探索”,因而可以认为：采集常规业务所需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观测”,而采集供科学研究所需的非常规、难以提供日常业务所需的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探测”。为什么说“观测”与“探测”之区别不在于“观”字呢？因为随着仪器设备的发展,有些采集资料的工具,已能自记或自动发报、进行常规业务工作,而不依靠人眼直接感应读数。例如在海岛、高山、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所设的自动无人气象站所测得的资料,也属于“观测资料”,并不称为“探测资料”。为什么那些不进行常规采集的气象资料的采集工作,称为“探测”呢？这是因为采集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所需的仪器设备较复杂,进行采集的技术要求又较高,要用较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无法经常采集。而且这些资料的用途,尚未拓开,使用还不广泛,仅供研究工作需要,尚无进行日常业务性采集的必要。但当这些资料的用途成为业务所需,人们要求资料能常规供应,且仪器设备及技术水平有了改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已为能力所及时,则原属“探测”的项目,也可改称为“观测”。例如原来高空风资料的采集称为“探测”,现在已常称为“高空风观测”。但这仅是指测距地30－40千米以下的风向风速。对50千米以上的风资料采集,因尚不能常规化,所以仍只能称为“高空风探测”。又如“雷达气象探测”,其中对风暴云的常规监测,已成业务,故已可称为“雷达风暴云观测”,但这主要限于风暴云的移动及中尺度系统的发展,至于风暴云的微尺度结构情况,还处于“雷达风暴云探测”的阶段。又如卫星云图资料,已可称为“卫星云况观测”,因为这已成为业务性常规采集工作。但卫星对大气温度廓线等的资料采集,无法经常化,所以仍应归之为“卫星探测”项目之一。可见称为“观测”或“探测”,并不是任意的,它与当时采集资料的仪器设备及技术等社会条件和这些资料的社会需要等客观条件有关,它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在条件改进时,原为“探测”的项目,可全部或部分转变为“观测”的项目。3.“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气象学”这个名词,最早为古希腊柏拉图(Plato,B.C.428－B.C.347)所提出,而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首先作为汇集其本人、同代人及前人对气象认识为内容的书名。从词源上看,气象学(meteorology是由希腊文“μειεωρο”与“λογικα”(即“meteoro”与“logy”)两部分组成。前者有“上方”之意,后有“学问”或“智识”之意。从亚里士多德《气象汇论》(Meteorologica)内容看,它不仅包括对风、云、雨、雪、雷、电、雾、霜、露、雹、虹、晕等气象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彗星、银河等现象的认识,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上方”的现象。在17世纪,已将“气象学”一词认识为有关大气现象的学问(Study of Atrnos－pheric Phenomena)。日本在吸收西洋科学时,就利用汉字的意义,组成“气象学”以表达Meteorology”的原义。中文原来并无“气象学”的概念。中文的“气象”原泛指一种自然或人物的情态气概,并不仅指天气现象。例如宋代大画家郭熙《山川训》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这“障山川”之气象,还可以认为是“岚”“霾”等天气现象。但程颐曾说：“气象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二程全书》)叶梦得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行徐不失言外之意,如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光动摇”(《石林诗话》)。这些“气象”,就不是指天气现象。中文中“气象学”一词,是从日文中引入的。近三十多年来,气象科学有很快发展,许多大学的“气象学系”纷纷改称“大气科学学系”,许多气象学专著常标名为大气科学专著,于是有人对这种改称很不习惯,认为属于换汤不换药之举。但事实上,这是社会上气象学发展到大气科学阶段所致,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而是内涵。“气象学”这个名词已包含不了“大气科学”的全部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气象学”这个使用已久、具有特定意义的传统名词,只是要用一个更能表达现代所拟研究的包罗与大气领域有关的全部范围的综合性学科的名词,于是“大气科学”一词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有同一想法的气象学家的响应。人们从这个新名词中,看到了“气象学”在前一阶段的进展,更深刻体会到大气研究领域的内涵丰富,从而对这门科学的未来发展,更充满了信心。究竟“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在内涵上有何不同呢？不同点在于：(1)“气象学”重点本是研究大气中之象,即有形象可见的云、雨、霜、雪之类。但事实上其研究对象早已逐渐包括天气系统、气压系统、无形可见的大气性质(如温度、湿度、电性质等)、运动(如对流、平流、乱流等)及抽象量(如扩散系数,环流指数等)等,超出了“大气现象”这个范围,其所研究的规律,也早已不仅是现象的简单规律,而却包括系统、性质、运动及抽象量的规律,因而内涵已突破了旧名称,有引用“大气科学”这个名词的需要。(2)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分支学科大大发展,且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各有深邃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其实用性学科(如天气导变、临近预报、雷达气象、卫星气象等)及应用性学科(如农业气象、军事气象、医疗气象、航空气象等)发展尤快。边缘性分支学科(如海洋气象、地质(时期)气候、生物气象、城市气候等)有广泛开拓。一些综合性科学(如环境科学等)也重视把气象科学内容综合进去。这些学科已非过去通论性的以“气象学”命名所能充分包涵,只有以更大包涵性的“大气科学”一词,才能胜任。(3)过去“气象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局限于地球大气的物理学,而且重点往往放在天气和气候方面。但目前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大气化学、大气生物学、工业大气、宇宙大气(包括行星大气、卫星大气与星际大气等)领域,超高层磁力圈大气也是过去“气象学”所未曾深入接触过的领域。大气科学研究在微观世界也有发展。例如云雾物理学和高层大气的研究已牵涉到物质的微观结构问题。大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工具,采用了几乎遍及各种新科技领域(如雷达、卫星、激光、各种遥感、同位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这些新天地的探索,已非传统“气象学”工作者所能深入掌握,必需聚集各领域的专家,才能处理裕如。而要把这样广泛领域的内容包括在内,并使各方面专家集中来解决大气问题,只有采用“大气科学”、这一名词,才能恰如其分。可见“气象学”发展为“大气科学”,是历史的必然。4.“古气候学”与“地质气候学” “古气候学”本来是“地质学”的分支,原名为“Paleoclimatology”。其中“Paleo－”原来就有“古”的意思,但它与ancient”不同。“paleo－”多用于学科名前,作为词冠。其“古”的范围限于地质时代,也包括人类史前时代,而“an－cient”只是对“古”的一般说法,主要包括人类史前及历史时代,可见paleo－”的“古”,通常不包括人类历史时代的,而“ancient”的“古”通常不包括地质时代的。那末中文“古气候学”、一词,就会令人发生“古”到什么时候的疑问。它不象“Paleoclimatology”一词,一眼就能判定是指地质时代的古气候学。过去由于“古气候学”是地质学名词,研究所需资料是地质资料,研究者多为地质专家,所以并没有其中“古”,是不是地质时期的“古”的疑问。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既可以由地质学出发来研究,但也可以由气候学出发来研究。而气候学家要研究的古气候学,不仅仅只是地质时期的“古气候学”,也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学”。这样,从气候学家的观点看,将“古气候学”仅定义为地质时代气候学,就不全面了。如果把地质学上的“古气候学”改称为“地质(时期)气候学”,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气候学家有没有必要来研究地质时期的气候呢？有的。例如研究地质时期的辐射收支、热量平衡、大气环流、大气成分演变(大气化学)、气候分区等,这些内容并不是地质学家研究的重点,也不是仅从地质学的角度所能解决的,但它们也的确是“地质(时期)气候学”的内容。严格说来,这门“地质学”与“气候学”的边缘学科,应区分为“气候地质学”与“地质气候学”两个分支,前者是通过气候学方法研究地质,后者是通过地质学方法研究气候。但由于这门边缘学科的发展条件所限,目前“地质(时期)气候学”,实际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由于“地质(时期)气候学”是一门牵涉到不同学科专家间的问题,必须由有关专家进行协作才能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把paleoclimatology”译为“地质(时期)气候学”,是地质学家与气候学家间的问题,也需要有关专家的协商,才能解决。5.“综观气象学”、“天气学”与“综观气候学” “综观气象学”这一名词,目前我国气象学界并不广泛流行,所以有陌生之感,其实这个词在国外是十分普遍的,其英文原名为“synoptic meteorology”。因为“synoptic”中的“syn－”表示“综合”,这当然不是任意“综合”,而是有组织的综合,使之有“同步性”及“鸟瞰性分布”资料。而“－optic”表示“观”,合起来,“synoptic”就表示了“综观”。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1987)“综观气象学”条：它是指“将大范围各地区气象台站在同一时刻观测所得的气象资料,填绘在一张空白地图上,进行综观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同时还配合气象卫星探测资料的分析),然后由此作出天气预报”。可见进行“综观气象学”工作,首先需要各地区气象台站的同时气象资料(即“同步性”),还要将各地资料填绘于天气图上,分析其分布规律(即“综观性”或“鸟瞰性”),目的在于进行天气预报。不具备“同步性”及“鸟瞰性”气象资料,当然也能分析天气、作出预报。例如统计天气分析预报、数值天气预报、单站天气预报、临近预报等等,但它们就不能属于“综观气象学”的范畴。然而,由这些不属于“综观气象学”的办法研究出的天气规律,不能说不属“天气学”的范围。由此可见“天气学”可以包括“综观气象学”的内容,但“综观气象学”仅属“天气学”的一种,并不等同于“天气学”。日本气象学会《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文部省,1975),把“synoptic meteorology”译为“总观气象学”。“总”与“综”的意义相近。我国在解放前,也有人主张把原文译为“综观气象学”(目前台湾一般仍用“综观气象学”的名称)。但以后,我国有些“天气学”教材,由于已有称为“统计预报”、“数值预报”、“临近预报”等教材的配合,其内容渐渐以包括“综观气象学”内容为主了,却未能把教材改称为“综观气象学”。我国翻译的“综观气象学”专著,有些也以“天气学”之名出之。1965年《英汉气象学词汇》为了防止将“synoptic meteorology”误认为等同于“天气学”,但又为了迁就习惯,就在此词后配以“天气[图]学”一词。由于方括号内之字有时可删,因而更促使人们将“synoptic meteorology”直接译为“天气学”,(甚至把“synoptic analysis”、“synoptic background”等,译为“天气分析”、“天气背景”而不正确译为“综观天气分析”“综观天气背景”)其实所删掉的“图”字,正是体现“综观(synoptic)”的关键词。“综观气象学”一词出现时,卫星云图尚未出现,现在卫星云图已成为天气预报的一种重要工具。这是一种从人造气象卫星上遥感云场而得,因而既有各地云况的同步(同时)资料,又是云分布的鸟瞰资料,因此它也可属“综观气象学”。但它毕竟与天气图气象学的资料不同,因此卫星云图分析常在进行天气图预报时作为辅助工具,这是“综观气象学”的发展。由于“天气学”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所以天气资料、天气分析方法、天气预报等,也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凡“综观资料”其采集方法,也每与“非综观的”有所不同。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建议把“综观气象资料”与“非综观气象资料”译为“天气资料”和“非天气资料”,这未将原文“synoptic”的含义表达出来,因而是不妥的。“非天气资料”事实上仍是指“天气资料”,只是“非综观性”而已。“天气学”的“天气(weather)”一词,属一般生活用语,未出现“天气图”时,已有此称呼。当然那时的“天气”是指“地方性天气”。但在出现“天气图”以后,其意义有所扩充,即仍保有一般生活用法,可表示局地晴雨等情况,也可包括“综观气象学”中的“综观天气”,可见其意义比“综观气象学”要广。近几十年,有“天气气候”一词的出现。但这个名词似嫌笼统些,因为事实上,有两种“天气气候学”,第一种属于综观性的,日本称它为“总观气候学”,它直接译自“synoptic climatology”,可是我国把它译为“天气气候学”。其实如译为“综观气候学”更合适些,因为它是用“综观气象学”的概念研究气候学的。这门学科是1942年由美国贾可布(W.C. Jacobs)所创。另一种“天气气候学”是属于局地性的,系1927年苏联的费道罗夫(E.E.φедоров)所创,他基于“气候是天气的综合”这一概念,在一地局地天气的综合上写出了“综合气候学(Synthetic Climatology)”一书。其实这书名上所说的“综合”与前面所说的“综观”,意义很不相同。它仅综合一地的局地天气,是生活意义上的天气“综合”。而非天气图天气性的“综观”,并无同时性及“鸟瞰性的意义。因此前面贾可布气候学,应称为“综观气候学”,而费道罗夫气候学应称为局地天气综合气候学(local weather syn－thetic climatology)。它们两者都属“天气气候学(weather climatology)”,但研究的方法很不相同,对象气候的空间尺度大有差别,不应混淆。严格说来,“综观气象学”一词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上的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综观天气分析预报”的定义来定义“综观气象学”,这个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国际气象学界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气象局1963年出版的麦克英托许(D.H.McIntosh)《气象学辞汇(Meteorological Glossary)》就定义为“为气象学的分支学科,它与用地理图上表达“现在天气”并特别用以预计其未来发展有关”。我们认为这一国际性的看法,虽并不妥当,但在气象科学发展的过去阶段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出现了贾可布的“综观气候学”后,就不合适了。因为现在“综观气象学”应当既可包括“综观天气学(synoptic weather science)”,也可包括“综观气候学(synoptic climatology)。而且在“综观天气学”中应包括“天气图气象学”和“卫星天气学”等。为澄清有关“综观”、“天气学”等名词,我们列出了下面的学科名词系统：上述系统中的虚线,表示未列的其它学科,它们大多属于非本文所应涉及的有关学科,但也有代表可能与本文有关的新学科在内。结论概括前面各名词的讨论,可以认为科学名词的改进,都是与学科有新发展有关。学科发展了,使旧名词被改进后的新义所突破,要求创造新名词或改进被突破的旧名词,以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但社会(指使用科学名词的社会,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言,指有关专业的学科;对使用较广泛的名词言,指使用此广泛名词的社会)已习惯于传统名词,心理上尚不能顺利对新创名词或改进后的名词很好适应。在惯性作用下反而觉得新名词有异端性并可能发生“抗药”作用。但是科学名词毕竟要为社会的进展服务,名词与其内涵的不符,毕竟会增加社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困难,改进科学名词,表面上仅是改善名词与涵义之相应关系,实质上是为了便利社会利用正确科技名词来交流科学思想及技术,更好地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成为现实,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的新名词或较好的改进后的名词若一时不能得到社会理解,使推广工作不很顺利时,不要急于求成,要认识到这是名词改革过程中常有的现象,应不断作耐心解释,争取水到渠成,赢得社会在心理上逐渐适应,在理解上产生共识,但也要有信心于所进行的名词改革,因为社会毕竟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来推动的。名词改革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且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必然最终会获得社会的承认和鼓励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气象名词讨论的例子,我们一方面理解科学名词的产生、发展、改变都与科学发展有关,而当它一经定名采用,其旧名词的改善、新名词的创立等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在时机合适时,能顺利进行,在时机不利或社会传统因素较强时,进行就不能顺利。当名词理解水平有断层时,还会有倒退的现象,但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新科学名词的增加是不可抑制的。旧名词的更新及其涵义的调整,在一定情况下总是有需要的。对于从事科学名词研究和审定的工作者来说,经常对所从事学科的名词作总体系统的、或各别已有名词的分析,提出一些新的名词改革理论和具体名词改革的见解,反复地科学地阐明其理论和见解,从活跃名词研究和审定工作、促进启发性思维,使对具体的科学名词,通过不同见解的公开讨论,以理服人达到共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讨论是社会对新名词的选用、旧名词的改进,由减少分岐到协商一致,由混乱而趋于共识的过程,这有利于使科学名词研究能更好地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①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1期《定名贴切,方有效益》一文中曾作过探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