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祜宫词中盛唐情结的文化阐释——兼谈晚唐诗作中的“马嵬”意象

张祜是中晚唐之交的著名诗人，在其宫词中留下了许多唐王朝由盛而衰转捩点上的标志性印记。安史之乱的爆发，陡然打断了大唐盛世霓裳羽衣的艳丽华章。曾经无比辉煌自信的皇朝只能沉浸在无限感伤的追思中，在“忆昔开元全盛日”的自慰声中蹒跚而行。而马嵬事变中的唐玄宗、杨贵妃无疑也成了诗人们反思历史、寄托哀思的最佳象征符号。在张祜宫词中，霓裳羽衣曲、华清池、马嵬坡，乃至玄宗时期的音乐、歌舞、乐伎、庆典等大唐历史转捩点上的重要意象，都成了张祜笔下盛唐情结的一种凭吊符号。     

“义”为“侠”之灵魂——兼论《三侠五义》的侠义结合

侠义小说强调的是"义",没有"义"的内在观照,"侠"之行动的破坏性会更强,其形象是不完美的。通过对历史存在之"侠"复杂性的分析以及"义"之宽泛内涵、"侠"义"结合过程的阐释,可以看出,《三侠五义》是"侠"、"义"结合的典范。《三侠五义》中侠客行侠仗义有两种模式,其形成既与历史上的"侠"相关联而又有所演变。     

“逸品”美学内涵之流变——兼谈神与自然

＂逸品＂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黄休复在前人基础上总结了逸品内涵;两宋期间,受文人画论影响,逸品论更强调文人意蕴;元代的逸笔说、逸墨说有了更鲜明的涵义,重视表现主体价值的写意;明清的逸品论则更推崇简淡清雅。神和逸皆能达到化工肖物的自然之境,然相对于神品,逸品有着更丰富的精神性涵义。     

论王邦直《律吕正声》对“自然之理”的崇尚

天人合一是儒家乐理极力追求的一种哲学境界,王邦直的《律吕正声》在对律学的研究中,承继中国传统文化,把对律学的研究与崇尚"自然之理"联系起来,这也是王邦直《律吕正声》重要的指导思想。王邦直《律吕正声》对"自然之理"的崇尚,主要表现在黄钟尺寸的来源,黄钟尺寸的还原,律吕尺寸的载体,律吕之数的计量,律吕侯气的方法,律吕之数的运用,以及制作八音的材料等多个方面。     

论阿多诺“自然的历史”理念及美学转义

早年阿多诺在《自然历史观念》中提出自然的历史理念,将自然的静止一面纳入历史建构,反对本体论暗含的同一性归类逻辑。自然包含着两重维度,一为批判维度,自然独立于同一性的主观认知之外,指出启蒙历史内含的统治意识形态属性;二为救赎维度,真理性内容蕴含在自然的潜在性之中。自然的历史理念构成阿多诺《美学理论》的理论预设,自然以历史停滞的面相、被摹仿的方式,实现艺术的批判功能,又由于自然预示的救赎前景直接转变成为彼岸的神学世界,历史的实践性取向被舍弃。     

雄浑沧桑的风骨——端木蕻良之“土地情结”一窥

端木蕻良的作品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地情结”,对于土地的深爱使他的作品浸润在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之中。其长篇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通过对作品主题、结构、人物等具体要素的分析与理解,可以看出端木蕻良“土地情结”的缘由及内蕴。     

“埃勒克特拉”之殇——试比较张洁与陈染小说中的“恋父情结”

陈染和林白的小说中都体现了恋父情结的特征。张洁表现出的是相对清晰的由恋父向审父转变的纵向心路历程,而陈染笔下的恋父和憎父几乎是横向交错的。本文试图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角度去探寻个中原因。     

论自然的真理性——兼论“两型社会”建设的科学性

寻找理想的应然和必然使人类把追求的目光投向了自然。儒家从天道皈依的角度论证了自然启示的真理性,道家则直接从思想层面论证自然的真理性,人与自然合一乃至混沌未分的状态被中国思想视为最高的境界。西方文化中的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未分到苏格拉底时期的分化,再到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合一,不论自然及其代表的神性与人是处于对立还是和谐的状态,它都是西方文化中知识和信仰的真理之源。中西思想中达到共识的自然的真理性内涵预示并保证了两型社会建设的科学可能性。     

再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浓郁的兴化情结”难以成立——与任祖镛先生再商榷

用研究独创作品的故乡情结思路去推敲非独创作品《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有浓郁的兴化情结,在基础性上是有问题的。简单地从《水浒传》中找出若干细节去对应兴化施耐庵的相关材料,得出的结论难以服众。     

严复的西学道路与“士”的情结——从《论世变之亟》谈起

严复是一位游走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过渡时代＂的＂士＂。《论世变之亟》,显示了严复作为当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化学者的远见卓识。但是其根深蒂固的＂士＂的情结,导致了他后来精神世界贯穿一生的矛盾。他终究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     

论《庄子》物化之象的审美旨趣——兼论物化之象塑造之诗学、美学价值

物化之象是<庄子>一书塑造的独具一格的形象群.全书塑造的物化之象可分为物化物之象,物化人、人化物之象,物人互化之象,它们分别象征、隐喻哲人追求自由、因顺自然、与物冥合的审美旨趣.其形象内涵的深刻性和言说方式的诗意性的完美结合,淡化了物化之象的哲学话题,营构了具有艺术意味的"象思"、"象境",从而突显了其诗学、美学的价值,提出和发展了雄浑、自然、虚静、物化等审美范畴的理论建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领域.     

老子的“自然之道”以及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有关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着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先秦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堪称其中的典范,他的＂自然之道＂思想涉及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今社会发展迅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这些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们没有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而造成的。道家老子＂自然之道＂的内涵是什么？这种思想在当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些都是值得考察的问题。通过分析老子的＂自然之道＂理论,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当下社会发展仍有深远意义。     

神圣平凡的“自我之歌”——惠特曼的宗教诗学浅析

沃尔特·惠特曼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影响,他把常人眼中只看作物质世界和物欲对象的大自然所具有生命气息、精神韵致和神性内涵揭示给人们,使大自然成为现实与灵魂之间的通道。同时,他热情歌颂精神与肉体,认为肉体同样是自然而具有神性。而这两个特点,就是其泛神论宗教思想的内核所在,主要通过其代表作《草叶集》表现出来。     

论后金与朝鲜“兄弟之盟”的性质

朝鲜位于后金东南部,且与明朝有二百多年的宗藩大义,构成后金西进的掣肘之患。努尔哈赤时代就十分注重与朝鲜保持良好交往,并希望结成联盟。皇太极即位伊始,立即对朝用兵,双方签订“兄弟之盟”,从而改变了努尔哈赤时代金、鲜之间平等交往的性质,规定朝鲜须向后金通使纳贡,停止军备建设等,该条约极力模仿朝鲜侍明的宗藩形式,但由于当时具体条件的限制,还有不少欠完备之处,权且称之为“半藩属”关系。十年后朝鲜被正式纳入清(后金)朝的宗藩体系之中。     

解读农村社区的历史演变——兼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按区住划分，社区有城市社区、城郊结合部社区和农村社区。而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国农村社区是村庄，再扩大点是乡，还有集镇或乡镇，有时也扩大到县城。因此，囿于篇幅，本文解读的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而在历史纵向上和在空间上不断演变的农村社区，透视的是农村社区在其中演变和变迁的规律，总结思考的是我国农村社区在遵循这一规律走向城镇化道路的必然与关键。十六大报告中，时“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规划可以说正是顺应这种趋势、尊重我国具体国情的现实思考。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溯源——霍布斯与“自然状态论”

霍布斯是对现实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自然状态论"的逻辑体系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条,成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重要的类比。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假设,主权国家这一主导性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以及国家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在历史与“新历史”之间——论李锐小说《银城故事》历史叙事的困境

当代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2002年第1期,现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小说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论述也流于浅近和抽象。在“新历史小说”这一创作潮流的视野中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以及其叙事的“偶然性”和宿命感等问题,可以探寻作品的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历史观的超越性与局限性。     

在历史与“新历史”之间——论李锐小说《银城故事》历史叙事的困境

当代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2002年第1期,现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小说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论述也流于浅近和抽象。在"新历史小说"这一创作潮流的视野中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以及其叙事的"偶然性"和宿命感等问题,可以探寻作品的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历史观的超越性与局限性。     

余靖与“庆历新政”——兼谈“庆历新政”的历史意义

余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余靖在庆历新政中的主要活动及其对新政的积极贡献 ,并兼而论述了新政的历史意义     

“空灵之神韵”与“神性之意味”——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呈现的审美境界之比较

王维享有“诗佛”之美誉,华兹华斯被称作“湖畔派”之魂,二者都是各自所在时代自然诗人的杰出代表。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王维与华兹华斯都返回到自然之中,都到宗教之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自然与宗教成为两位诗人解脱苦难的途径,这是相似之处。但王维与华兹华斯由于受到中西方不同宗教的影响,二者的自然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即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空灵之神韵;华兹华斯则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