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512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禀赋、农户认知水平和农地流转特征3个角度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流转价格以及政府参与度等6个因素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户主年龄、耕地破碎度、对土地的感情对转出行为具有负向作用.其中耕地破碎度、流转价格和政府参与度在影响农户自身认知和规范流转过程方面显著性更高.因此为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应加大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力度,建立合理的转出价格"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     

有限理性视阈下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分析

农户根据决策行为不同可分为转入农户和转出农户,本文基于农户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尝试构建数理模型,对农户转入或转出的条件进行探讨,并对其经济学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决策行为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农户理性预期,只要外部环境能够使农户满意,农户就会选择转入或转出农地。     

农地流转视角下我国农业补贴的对象选择——来自21省市农户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当前农地抛荒以及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等现象对农业生产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通过农地流转来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我国的农业补贴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是否会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业补贴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与补贴对象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对农地转出方进行补贴,对农地转入不产生影响,但会阻碍农地转出;而对农地转入方进行补贴,则可以激励农地转入,但对农地转出不产生影响,因此,对农地转入方而非转出方进行农业补贴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21省市的微观数据对我国农业补贴与农地流转的关系进行现实考察后发现,由于我国的农业补贴对象同时包括了转入方和转出方,因此,农业补贴既阻碍了农地转出,也促进了农地转入,而为了促进农地流转,未来需要加大对农地转入方的补贴力度。     

出租还是入股:农地转出户的选择及影响因素

转出农户农地流转市场化模式的选择对区域农地流转规模和效益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针对农地流转出租和入股模式,以四川省广汉市转出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转出农户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常年务工人数、农地转出规模、农地流转组织、农地流转约束年限以及农地流转价格等5个因素对转出农户选择入股模式具有正向影响,对农户选择出租模式具有负向影响;常年务农人数和农地流转成本等2个因素对农户选择出租模式具有正向影响,对农户选择入股模式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健全保障农户生计机制,规范农地流转基层组织运行,引入农地流转价格市场调控机制,有利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保障农地转出农户的权益.     

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1个县的农户调研数据

贫困地区的土地流转关乎广大农户的基本生活和农业方式发展,当地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值得关注.结合来自贫困县的1 316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考虑以及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是农户土地流转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2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可分为3类:转出土地的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者和追求高收入非农就业者、转入土地的扩大规模农业经营者;3贫困地区土地流转受多因素影响,土地转出数量不足,制约了当地的土地流转.     

村干部身份对农地流转契约的影响及扩散效应研究：以流转期限为例

讨论农业转型背景下农地流转契约问题对促进农地长期性投资和解决农地质量下降等问题有重要意义。以农地流转期限为例,从农地流转行为嵌入正式制度和以村庄社会为承载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出发,研究在村规民约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村干部身份会如何影响农地流转期限。使用Logit模型、CMP估计方法等方法和第三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村干部身份与农地流转期限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村干部身份促进农户农地长期转出。与没有村干部的家庭相比,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的农户选择农地长期转出的可能性显著提高。第二,村干部身份影响农地流转期限的路径有两条,主要是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和违约风险促进农户农地长期转出。第三,村干部身份对农地流转期限的影响在不同关系文化区域存在异质性,村干部身份在高关系文化区域对农地长期转出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低关系文化区域。第四,村干部的农地流转行为具有外溢性,当村干部家庭选择农地长期转出时,会带动周围自发流转的农户长期转出农地。需突出村干部及村民自治组织的代理人角色,充分发挥村干部“领头羊”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在此背景下,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经营投资对农户经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投资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农地确权通过转出土地投资,对农户土地流转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投资起着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农地确权通过转入土地投资,对农户规模经营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中介作用并不明显.将农地的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农户是更有效率的,要充分释放农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建立我国农户土地投资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山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相关性分析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要素,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能够有效促进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基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和永胜县的抽样调查,分析山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现状,运用线性回归方法、趋势线方法,研究山区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就业两者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受农户自身素质、土地耕种条件、地形条件等影响,山区土地流转规模小,比例低,行为不规范,效益低;山区农村非农就业以文化程度较低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为主,且非农就业经济收入比重偏低;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高度相关,相关系数R=0.913 9,地势平坦的区域尤为显著。     

风险规避、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出契约期限的影响

【目的】探究风险规避、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出契约期限的影响,以此了解农户地转出契约期限决策以及促成更多的农地长期流转。【方法】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利用Log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 并采用Probit模型、OLS模型和异质性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风险规避变量对农地长期转出契约期限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社交投资总额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风险规避与社交投资总额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风险规避对农户长期性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具有负面作用;社会网络在长期性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中的直接作用不显著;社会网络起调节作用,可缓解风险规避对农户长期性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负面影响。【结论】提高风险规避型农户选择长期性农地转出契约的意愿,需要降低农户在长期性农地流转中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并且要注重构建与维持农户的有效社会网络。     

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分析——以会宁县陈家曲村为例

本文依据相关调研数据,分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因素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家庭结构和收入结构是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因;农户年龄影响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但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虽然小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土地流转后的收益是农户决定要不要进行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原因;耕地面积不影响农户转出土地,但是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是极显著的。     

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以临洮县洮阳镇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户兼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其势必会带动农村资源禀赋的调整,农户兼业是否促进土地流转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以洮阳镇为例,基于120户农户的调研样本,利用logit模型,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四个角度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都不高,但三者相比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显著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的概率都低,纯非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稍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对土地流转正向作用不明显。     

搬迁农户耕地利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贵州省201户集镇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实证

盘活搬迁农户耕地财产是事关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后续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根据实地随机调查的贵州省201户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问卷数据,从耕地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状况、粮食产出水平、耕地处置方式等方面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的耕地利用状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耕地利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在耕地种植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上均存在大幅度减少,粮食产量明显减少;耕地流转比例不高,耕地处置手段单一,耕地持续利用程度较低,其财产性增收难度较大.(2)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户主年龄和务农人口平均年龄、非农就业人数比例和非农就业收入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和退耕还林面积比例等指标对耕地持续利用具有负向作用;而户均劳动力文化水平、家庭年总收入、耕地种植面积和耕地流转比例则促进耕地持续利用.本研究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应引导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搬迁群众的耕地进行规模经营,在有条件的集镇安置点组建劳务合作组织进行特色农产品种植,对符合退耕还林政策的陡坡耕地进行生态退耕,引导搬迁群众种植省工性经济林果作物,促使其耕地不撂荒.     

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污水排放行为的影响研究

【目的】发挥农户的主体参与是实现农村污水治理目标的关键。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非农就业农户的污水排放行为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江苏省2 33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非农就业-资本禀赋-农户污水排放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方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污水排放行为的作用机理。【结果】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非农就业能显著促进农户污水排放治理行为的采纳,其中对于随意排放污水行为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各维度的资本禀赋在非农就业对农户污水排放行为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证实了资本禀赋在引导规范非农就业农户污水排放行为中较为重要。【结论】引导非农就业的家庭参与村庄的污水治理,并通过开展村庄集体活动,提供污水治理教育培训,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户的收入来源,从而引导规范农户的污水排放行为。     

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分析——基于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农户调查

本文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皮尔逊系数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永川区青峰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结构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农户的农业收入对农户实施土地流转的选择已基本没有影响,农村土地的流转对农户的增收却有很大的贡献。(2)农户土地的农业经营产生的经济效益远低于非农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非农收入是现行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3)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最大收益者是用地业主,其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农民的收益则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     

江西红壤区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以兴国县为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确定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水土流失现状等5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量化成11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量化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运行结果表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主要受到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比例、农业经营土地面积、家庭从事农业人口数量以及水土流失减产损失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因素对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距离城镇近的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机会高,因此,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目标的水土保持投资兴趣不大;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多的农户,由于受到食物需求的压力,其受到的水土保持投资激励也大;同时,来自种植业占家庭收入比例高的村庄,其从事水土保持的积极性更高．最后章提出,在稳定国家水土保持治理投资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及水土流失治理“合作组织 农户”、“公司 农户”等的组织制度,推进水土保持治理．     

大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西安市秦岭北麓684户农户调查

大城市郊区受到城市的影响,土地用途转换频繁,农地流转较为活跃。研究大城市郊区土地流转对于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以西安市秦岭北麓4县(区)为例,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选取19个乡村,并根据距离西安市中心城区距离分为近郊村和远郊村,通过实地问卷调研684个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结果表明,与远郊区相比,近郊农地流转具有以下特征:(1)土地流转率高,农户流转意愿强烈;(2)流转价格高,年期长;(3)流转规模小,流转后土地用途多样化,既包括农用地也包括建设用地;(4)流转行为规范。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郊乡村土地流转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与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因素,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务农劳动力的耕作面积、家庭参保比例及距离城市中心距离对土地流转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开展技能培训、丰富信息接受渠道、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系统、规范土地流转机制。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分析

农地流转是我国当前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现有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宏观角度探讨。当前我国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农地流转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规模出现。因此,有必要从农户经济行为角度研究农地流转。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进行探讨,试图揭示农地流转不畅的更深层次和更现实的原因,希望为促进农地流转工作作出有益的贡献。     

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

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是影响我国农地流转效应的主要因素。要提高我国农地流转的正效益需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立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农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劳动力非农就业率;发展农业科技,引导农民专业化经营。     

工业区周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调查研究——以浏阳市北盛镇为例

农地流转是解决当前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闲置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从农户这一微观主体角度出发,选取了工业区周边农户作为典型代表,分析了工业区周边农户农地流转现状及特点,发现农户流转意愿主要受家庭人口素质、经济因素及社会保障制度影响。     

川东丘陵山区农地流转问题研究：以四川达州为视角

＂农地流转＂被学者称为中国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土地的＂第三次革命＂。我国农地流转经历了自由流转、严格限制、重新恢复的发展历程。当前达州农地流转呈现出：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势头增长化、流转区域差异化、流转格局多元化、流转规模小型化、流转方向随意化等特点。农地流转存在思想认识不足、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市场化程度低、流转规模较小、流转监管不力等突出问题。建议通过推动农地流转科学研究,宣传普及农地流转相关知识,消除农地流转方面的思想认识障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更广阔的非农就业空间;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消除农民对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切实保障农地流转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培育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逐步提高农地流转的市场化水平等措施,引导其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