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价值·秩序: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变革之路(笔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总体上经历了从管制走向法治、从高度集中走向放管结合、从政府主导走向赋权增能的变革历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拓展新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视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亟待从扩大与落实办学自主权转向健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两种路径分别根植于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具有截然不同的治理效应。理想的状态是,超越扩大与落实办学自主权的传统路径,确立与建立健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新型路径。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瓶颈,突出表现为强国家主导下治理机制之间的失衡格局。瓶颈的突破,要求发挥国家规制的"元规制"角色,以促进不同类型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毋庸置疑,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政策治理,但高等教育治理不能仅靠政策治理,需要通过法治化来破除高等教育治理"政策化"的困局。具体而言:(1)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一种新的思维范式,用关系思维去理解、审视与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典范革命"的意义。(2)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求形成完善的问责体系。即要将"少数人问责"升级为"全员问责",将高校问责制度的重心前移,将"黑箱决策"升级为"阳光决策",将"被动问责"转变为"主动问责",并完善好"明岗"与"暗哨"两套监察体系。(3)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应树立更加公平、理性与多元的治理价值。即通过保障公平,避免校内资源配置的失衡;通过回归理性,提升改革决策过程的科学性;通过培育多元治理文化,建立内部治理系统改革的基础。(4)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应成为新时代高校自我规制的新要求。合法性审查制度需要在大学章程中予以确定,并要重点对高校的重大决策以及涉及高等学校师生重大权益的处置进行事前合法性审查。(5)教师的责任心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内在要义,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大学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责任心缺失,急需从减轻大学教师过大的竞争压力、加强大学教师对学校的认同和提升大学教师的公共精神3个方面增强大学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责任心,为更加多元的治理行动者进入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条件与可能。     

新公共管理语境下大学自治权限分配的公法争议及其解决

作为一种“历史的妥协”,大学自治的权限分配集中表现为国家管制与学术自治的双重集权结构。在大学自治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方面,分别表现为以功能为导向的国家间隔原则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在新公共管理语境下,传统的自治观点开始被行政法学视野下的治理理论所取代。据此,大学自治的权限分配开始呈现新的变化,并在学说与实务上引发诸多公法争议。就大学自治的外部关系而言,传统的国家管制模式开始被监管型治理模式所取代,国家规制系统呈现“隐性强化”的特征;就大学自治的内部关系而言,传统的学术自治权限被削弱,而管理自治、利益相关者引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得到持续强化。因此,应重申大学自治权限分配的民主正当路径与合法性逻辑,以实现国家监督、大学自治与师生权益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学术治理现代化的思维转换与路径选择——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我国自1985年提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至今已近40年,对办学自主权的核心——学术自治进行研究,针对“学术自由”“学术规范”以及“学术事务去行政化”等当前学术治理的症结所在,倡导从要求学术自治走向践行学术法治,以学术法治维护和保障学术自治;推动学术治理由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换,将大学应有的学术权利以及对大学的追责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从而提升学术治理现代化水平。据此,实践路径为：完善立法,通过修改《高等教育法》确认公办高校的特殊本质和规律,明确其法人权利和责任;以“权力清单”规制行政权力,以“权利清单”保障学术权利;对公办高校学术失范依法追责,以及对内部主体学术不端行为进行问责。     

高校内部学生管理规定的性质、价值定位与法律规制

公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大学自治”的传统和要求都决定了公立高校内部学生管理规定是学校受权执法和自主管理的有机统一。在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内部学生管理规定在内容安排和程序设计上应当服从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并遵从“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原则。为实现对内部学生管理规定的有效法律规制,应当通过完善立法确保在其制定过程中遵循和贯彻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以及民主程序保障原则等行政立法一般原则,并应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督的同时允许司法机关对其进行有限的司法审查。     

高等教育治理问题探究

教育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治理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必然绕不过高等教育治理问题。溯源高等教育治理问题,发现国内外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取向不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核心是理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关系,厘清治理与管理、领导、共治等概念,弄清高等学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把握高等学校自主办学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以总体论和三点论为新视角,探究高等教育内部治理问题,明确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外还应存在综合权力或者监督与制约的第三种权力。通过对《高等教育法》高校办学自主权相关条款的剖析,找到解决外部治理问题的关键是做到管办评分离。     

迈向监管型治理:西方公立高校与政府关系变革的法律透视

在传统上,西方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被概括为两种理想类型——欧陆传统的"国家控制"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远距监督"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刻影响,两种模式都彰显出以绩效问责为导向的"监管型治理"特征。在大陆法系,藉由目标协议制度等规制工具的引入,契约治理模式被普遍采用,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多被界定为公法人之间的公法契约关系。此外,由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组织实施的高等教育认证体系应运而生。在英美法系,政府扮演着"规制者"与"掌舵者"的双重角色,"法定干预"与"支持性干预"成为政府介入公立高校自治权的两种基本形式。传统上扮演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协商互动纽带的各类"缓冲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监控的范畴。在两大法系,高等教育领域"监管型治理"模式的兴起,受到学术自由的合宪性控制等公法规制以及普通法传统的制约。西方的经验表明,政府对公立高校自治权的监管,不应局限于创设规制,而应聚焦于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塑有赖于政府规制、大学自我规制以及第三方规制的合作协调与优势互补,从而建构"精明规制"的金字塔结构。     

高等教育中的法律关系辨析

在高等教育领域，就公立高等学校而言，高校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高校与教师、高校与学生之间则存在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在现代社会，这些关系应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     

以法治思维推进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在依法治国方略下,企业法律规制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环境发生了变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是公司治理的基本方式。改变惯性思维,养成规则意识,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运用合法性思维和程序思维,遵循法律规范和既定程序与法定权限,积极行使权利,全面履行义务,担当社会责任,才是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长久之计。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研究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公立高等学校被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但其行政主体法律地位并不明确,成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本文以界定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为研究思路,在全面分析公立高等学校多重法律身份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公立高等学校的公务法人主体地位,从而实现以法律来规制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力,构建具有法治精神的现代大学。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研究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公立高等学校被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但其行政主体法律地位并不明确.成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本文以界定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为研究思路,在全面分析公立高等学校多重法律身份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公立高等学校的公务法人主体地位,从而实现以法律来规制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力,构建具有法治精神的现代大学.     

新加坡的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研究——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大学治理的一个成功典范。一方面,通过弱化政府的控制和强化大学自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重构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企业型非营利办学实体。另一方面,从行政管理、教授治学以及人事激励三个方面大力改革和优化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了运行机制。在办学过程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坚持科研服务社会,鼓励创新创业,搭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并充分发挥校友的作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对我国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高校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     

转变权力“两分对立”的思维定势——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构

目前,我国学者研究高等学校的权力模式时,一直存在着权力"两分对立"的思维定势,这极大的限制了思考的空间,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因此,有必要分析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的现状与成因,指出权力"两分对立"思维定势的负效应.必须要突破权力"两分对立"的思维定势,树立行政权力服务化、学术权力度化的理念,并以大学文化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重构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区别与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首次提出的概念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法律思维还是法治思维都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从何种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研究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首先从研究什么是法律思维、什么是法治思维人手,研究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必然离不开对法律和法治的考量。本文采取的是先从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的定义人手,进而探讨内涵和外延然后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区别和联系,最后落脚在如何实现法治。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内外兼修”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重建,这既需要重塑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也需要大学自我治理能力的完善。结合中国高校自主权下放的历史考察以及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实现"放""管""服"三者的运转平衡与政策落地,需要高校内外治理的协调创新。就内部而言,要充分发挥大学章程的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大学章程执行力的监督与评估;就外部而言,政府放权与服务应更加关注高校的实际需求,通过充分放权来激发高校内部办学活力,而不是把放权视为"抓大放小"的权力游戏。相对于国际教育改革的赋权增能,中国的"内外兼修"体现了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这也是对现代大学治理中国模式的途径探索。     

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及其对我国新型大学治理的启示

我国的"新型大学"与美国州立大学有许多共通和共同之处,不仅都是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公立大学,还有共同的"服务"特点,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对于研究我国"新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权力边际以及"新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美国州立大学的治理结构自下而上分为院系治理、校级治理、州级协调机构治理和政府治理。借鉴联邦政府宏观引导、州政府统筹协调、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美国州立大学治理体制,我国新型大学应共同治理、分权制衡,完善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改变政府治理大学的模式,实现大学自治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鼓励第三部门参与大学治理,提高大学治理的质量与效率。     

大学院(系)部的群体定位与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转型社会中的大学在外部发展环境急剧变化的同时,内部的关系危机也在加剧.相对于学校的高度组织化,在坚持组织治理,坚守任务目标的同时,强化大学院(系)部的初级群体属性,发展初级社会关系,是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践行大学使命,达成高等教育任务目标的基础性工程.     

试论公司章程的性质

对于公司章程性质的分析应当采取类型化的方法,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带有更多的契约色彩,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则更多的体现出自治规范的特征。在调整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层面,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界定为一种契约更加合理,而在调整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的层面,应由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加以规制,将此类章程条款作为自治规范看待。     

发展高等教育 实行依法治教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一项基本方略,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应尽早走上依法治理的轨道。本文从高校管理规范化方面谈了高校以法治教的必要性,并从建立健全高校领导体制、完善高校领导班子、正确处理党的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律、法规的关系等方面谈了高校依法治教的可行性,并对高校实行依法治教提出了一些建议。     

美国大学联合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方式研究

美国大学联合会作为第三方组织,一方面通过制定严格的入会标准和院校治理规则来塑造精英大学组织行为,影响成员高校制定院校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报告、信函等方式就科技政策、科研资助等重要问题对联邦政府进行游说,为研究型大学争取资源。美国大学联合会积极有效地促进了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之间及研究型大学与联邦政府、社会机构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影响美国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美国大学联合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方式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促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公办高校法人治理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

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学法人治理理论和结构。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公办高校的法人治理理论和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热点问题最多的领域之一,需要从理论上、政策上、法理上进行深入的梳理、明确。高等学校制度建设就是其中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