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题

本文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与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逻辑与方法论要求是不对称的,言有易、言无难。本文第二部分以数学为例,论述与分析了中国古代数学算法传统的科学特点及其哲学启示。     

浅谈“中医是否是科学”的问题

通过比较和分析医学在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在中国和西方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得出中西方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在古典时期是一致的,据此论证医学是普遍的,而非区域性的。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由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和要求,医学在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于医学的认识,尤其是当前对中西医的认识,应考虑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可以避免常见的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错位比较。此外,在衡量一个学科或理论是否是"科学"这个问题时,也应考虑"科学"的历史阶段性。这样,才能合理地讨论"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     

论亚里士多德及其古代科学的终结

在传统的科学语境中,亚里士多德似乎总是错误的化身.其实这是一种缺乏历史意识的误判.本文在解读亚氏相关著作基础上,撷取出其思想中与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紧密相关的实体、逻辑和科学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与重新评估.这三大问题的提出及其求解,不仅昭示出亚氏科学创制的本怀,而且作为整个希腊科学发展的顶峰与终结,它还为现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性基础,预示着其大致走向.     

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兼论科学问题哲学解的意义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二者的中介问题,长期以来被我国哲学界所忽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在其经典著作中是非常关注这些问题的。蕴涵在思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便是将哲学和科学沟通起来的中介。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指科学主体在一定时代的科技知识背景条件下对某个科学问题不能从科学角度用科学方法作出准确的解答时,而从哲学的角度用哲学思维的方法解答的结果,其实质是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双向运动的结晶。这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成为可能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哲学通向科学的中介,使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使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成为可能。该研究对于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深化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理论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

《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其中包含了许多科学技术内容。该文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探讨评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古代人天关系的创造性理解和运用，以及司马迁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的独到的见解和发挥，并对《史记》中记载的一些科学技术史实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关于科学前沿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自然科学在当代的发展日新月异，由于科学的本体论及方法论上的进步落后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所以，面对新的科学事实、新的科学问题，哲学的反思在今天显得犹为必要。本文以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对科学前沿的时间与空间的性质、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及科学方法论上的经验证实、模型方法等问题给予了一定意义上的哲学探讨。     

关于科学实在论的若干问题

关于科学实在论的若干问题郑玉玲科学实在论长期受到质疑，至少始于康德，一直有增无减。到当代，出现了实在论者的抗衡，出现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其中包括实在论工具论之争。由于争论者们在命题和论据使用上的差异，争论实际缺少焦点，成了一场广泛持续的大混战。为...     

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1）即使采用一种较强的理性观来审视科学，我们也可以为科学合理性辩护；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项合理性的事业；（2）尽管科学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可以完全摆脱非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不但无法完全摆脱非理性，而且有时甚至需要非理性起必要的补充作用；（3）超越传统的、僵硬的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和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两者的关键是，在历史的视野中恰当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     

从公众科学素养看科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教育

在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学生及待升学群体的科学素养最高,但是从中学开始,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差距开始加剧,尤其是在大学阶段,这种差距更大。而且从高中或中专开始,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其科学素养的增长幅度却是在明显下降。文章通过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的比较,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部分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在科学全球化与境中,中国的科学教育尤其需要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并融合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有机合成,综合创新,在继承中超越的创新文化来开启国人探索自然、热爱科学的心智。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征

术语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中国的科学思想发展呈阶段性特征——从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再到现代科学,每个阶段的术语状况都有所不同。中国独特的科学技术思想通过古代汉源术语研究可以得到彰显,这对当代汉语术语创建以及汉语术语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章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与思维类型、汉语专业词汇、汉源术语的确定和汉源术语的特征这四个方面阐释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点,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其展开研究。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文科技新词探讨

文章以中国知网的中文学术文献数据库为基础,利用词频统计,结合时间参数,对中文科技新词做了探讨。文章认为,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包含了专业领域的重要中文科技名词。统计结果表明,大部分高被引论文为基金论文。由于基金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不需要考虑全部新论文,只要对其中基金论文的关键词做词频统计,就有助于发现大部分重要中文科技新词。这样,既减少了工作量,也减少了盲目性。此项工作对科研工作者和术语工作者有一定帮助。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智慧的具体性及其解读——21世纪文化重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西方的抽象智慧相比，中国智慧主要表现为具体型。但具体智慧同样具有普遍性蕴涵与超越性追求，其特征在于：或以个别类推一般并含括普遍，或以具体蕴含抽象并表达超越。二者的区别主要存在于“同质”还是“异质”、物理认知还是人文价值之间。只有以其本身的特征去接近传统，才能正确解读传统；也只有正确地解读传统。才能以开放的诠释，拓展传统文化的普遍性蕴涵与超越性追求。     

科学人文主义在中国的演进及其意义

萨顿首倡的科学人文主义,在西方各个领域得到重视和发展,在中国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快速演进,其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继承弘扬了萨顿的核心思想,既克服了科学主义的缺点,又超越了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狭隘性。具有开放性、人本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等显著的中国特色,从而是“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它对指导未来中国社会实践,对促进科技、社会和人的全面而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敬畏自然到控制自然--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通常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使得人类开始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拳文要追究为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做铺垫和准备的那些思潮或观念。本文想要证明的是，并不仅仅是因为先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然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相反。恰恰是因为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近代自然科学才得以产生。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中的机变论

机变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中有关事物存在的变化和条件的理论.它的基本范畴是幾与机.二者均有多方面的内涵,二者的含义在不少方面是相通、相同的,不同的方面大致说来,幾主要指涉自然观,机主要指涉认识论与实践论.对机的应用,包括观机、执机、应机、盗机、发机等五个阶段.机变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论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数学

中国传统数学受到了中国逻辑尤其是墨家逻辑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推理方法体系--以"以类合类"为方法论基础,以"类"和"分类"为推理的核心成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范式.这一方法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中国传统数学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中国逻辑不是阻碍中国传统数学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国传统数学自身逻辑思路也不是制约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