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罗伯特·布朗的思想实验观研究

詹姆斯·罗伯特·布朗(James Robert Brown)是当今欧美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现为多伦多大学一位知名的哲学教授。布朗由于其在思想实验方面开拓性的研究而闻名。他是思想实验研究领域中柏拉图式的理性主义主张的代表人物,他坚持一种柏拉图式的思想实验的说明,主张人们拥有一些关于自然的先验的知识,思想实验就是这些先验知识的来源。布朗有关思想实验的主张虽然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但在目前有关思想实验的研究中最为系统,有着广泛的影响。     

思想实验究竟是什么?——以纠缠实验的两种状态为例

思想实验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从思想实验与经验的关系着手展开分析,可以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有关思想实验与经验的关系的主张,在科学哲学史上存在着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以纠缠实验为例,该实验先后经历了思想实验和物质实验两个阶段,表明以布朗和库恩为首的先验论主张存在问题,思想实验并非一种神秘的先验认知手段,因为它可以被转化为实际的经验操作。而经验论的主张与思想实验的实际较为符合,但其代表人物诺顿却因为坚持将思想实验重构为论据,而使思想实验远离了经验基础。索伦森的"思想实验就是实验"的主张,较为接近思想实验的本来面目。但由于他忽视了"无需操作"和"无法操作"之间的区别,因而未能完全认清思想实验的本质。只有那些由于"无法操作"而设置理想化条件的实验才是真正的思想实验。     

绿蓝悖论：证据效力消失的界限?

诺顿近年来系统地发展了一种新确证理论,反对将归纳推理形式化,并且认为诸如简单性这样的理论评价标准也不是普遍有效的;相反,一切归纳推理都是局部性的,并且归纳推理只能通过局部有效的事实性证据得到辩护。以实质归纳理论为基础,诺顿给出了两个解决绿蓝悖论的方案。在他的第一个解决方案中,他认为可以从经验证据的角度打破绿蓝悖论的困境;但是在他的第二个方案中,他认为在想象的时空膨胀情况下,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够对相互矛盾的假说进行区分。绿蓝悖论成为经验证据效力消失的边界。但是,在诺顿的实质归纳理论中,实际上也需要预设某种普遍性的条件。     

必须摒弃归纳推理的形式规则吗?

绿蓝悖论是现代归纳逻辑研究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直接挑战了归纳的逻辑基础,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方向的问题.近年来,归纳逻辑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对绿蓝悖论的最新回应.一方面,以诺顿为代表的实质归纳理论主张彻底摒弃归纳的形式化规则,认为应当把归纳推理研究的重心集中到经验事实...     

论波普尔的思想实验观

波普尔认为,当一个理论面临批判时,用思想实验来加以反驳,常会走向狡辩,因此是非法的。他对此类思想实验持排斥的态度。波普尔的思想实验观——特别是他所谓的狡辩式的思想实验的主张源于他对理想化导致不确定性后果的担心,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事实上,思想实验即为条件理想化的科学实验,其中错误因素主要来源于对条件考虑的不完善,而非理想化所致。理想化是思想实验的本质属性。     

伽利略与落体实验的传说

关于伽利略(1564—1642)在比萨斜塔上作过落体实验的传说,最早是来自他的一个学生芬森佑·维维安尼(Vincenzo Viviani)的记载。维维安尼是伽利略晚年的最后一个学生。伽利略死后,物理学和天文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超过了伽利略在世的时候。维维安尼为了扩大他的老师对这一代人的影响,1655—1656年编辑了第一部伽利略著作选集。1654年他还特别写了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伽利略传》。谈到伽利略从比萨斜塔投下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以证明亚里士多德是错误的。维维安尼说,伽利略“在全校的教授、哲学家以及全体学生们面前从比萨塔钟楼的高度上反复作了这个实验”。     

哲学与实验——实验哲学的兴起及其哲学意义

本文是对哲学与实验内在关系的一个深入考察。文章首先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活动表明哲学与实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然后通过考察胡塞尔的一个思想片断表明甚至在所谓纯粹的哲学思考中都存在着实验活动,只不过这是以经验内省的方式进行的。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传统的经验内省式的哲学思维方式借助实验哲学的新范式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出通过实验引入他人的经验和更为复杂的经验条件对于哲学思考的重要性。文章最后以米尔格拉姆实验为例,通过介绍当代情境主义与德性伦理学之间的论战,表明将实验引入哲学研究与思考之中会对传统的哲学问题和思想产生怎样重大的冲击和改变。     

“范式”理论中的“实践-感知”模式——以科学仪器问题为入口

"范式"理论中内含着科学仪器维度,延续科学仪器只是从属于理论来表征世界的传统认识论,库恩并未对其问题展开主题式研究,但是在他的科学仪器思想中却隐含着一种超前的、现象学式的"实践—感知"模式。这涉及到"柏拉图主义"预设前提的松动,也将会促使科学仪器问题的研究视角发生本质改变——从重视"概念"和"逻辑关系"的静态模式转向重视"观察"和"建构"的动态模式。     

伽利略的原子论思想——近代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基础

伽利略通过消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不同质的对立进而从物理学的数学分析中达到他的原子论思想。伽利略的原子论消除了天上与地上物质性的差异,使天文学上的物理陈述与数学陈述达成一致,为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的实现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同时,也为以数学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近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吴健雄与物理学史上的三个判决性实验

伽利略的落体实验打败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迈克耳逊的光学实验否定了以太的存在，昊健雄的字称实验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的不受限制的普遍性。这三个实验的发现都否定了被人们长期接受的理论或观念。深刺地影响着物理学的发展和人类精神。     

通向光的不变性的台阶——捷克光学家马尔奇的三棱镜实验及光-色理论

捷克光学家马尔奇曾于1648年基于其三棱镜实验提出:"不同颜色的彩色光各自唯一地对应着不同的折射角"、"一束彩色光被折射之后它的颜色不会发生改变",这些结论与牛顿后来提出的光的不变性和日光的异质性思想相映成趣。通过解析马尔奇的三棱镜实验、光-色理论以及光的本质判断,勾画其完整的光学思想,并进一步论证,其光学思想可能对牛顿发生过影响。     

关于曼海姆悖论及其辩护的认识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思想因采用不同视角而带来了"合理的偏见",同时又要求知识社会学进行不带偏见的思考。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观点被Geertz Clifford称作曼海姆悖论。许多学者尝试针对曼海姆悖论进行辩护。悖论与辩护是围绕知识的构建规则及其实现而展开的。曼海姆悖论在方法论上是可以被消解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悖论性指责不具有理论意义。     

分析不可或缺性论证:解释差异性

不可或缺性论证是数学实在论者用来支持数学实体存在的一个重要论证,数学非实在论者通常也把不可或缺性论证作为反驳数学实在论者的一个重点。本文站在数学非实在论者的立场对数学实在论者的观点进行回应,通过论证物理理论和数学理论在科学理论中发挥了不同的解释作用来说明不可或缺性论证是不成功的。因此,本篇文章最终说明了不可或缺性论证无法按照数学实在论者认为的那样得出数学实体存在的结论。     

牛顿“判决性实验”判决了什么?

判决性实验是理解实验在理论构建和检验过程中作用的关键,本文通过重新检视牛顿三棱镜实验,指出:1)牛顿最初是在培根意义上提出其"判决性实验"的,重在说明其在牛顿个人内心的多种理解进路之间的一种"内部判决"作用;2)该实验在牛顿和胡克等人的光色理论之间同样做出了有效的判决:确立了牛顿的日光异质理论,否决了各种版本的修正理论;3)该实验并不直接判决光的微粒说与波动说,以实验"判决"形而上学假说是不当的,这只能导致对判决性实验这一概念的否定。     

经验对等性能否作为不充分决定性的基本论据

在科学哲学家关于不充分决定性论题的一系列争论中,经验对等性被辩护者看作是一种支持性的基本论据。该论据包括两个前提(逻辑上不相容的两种理论在经验上对等、经验证据是唯一的认知限定),及从该前提到不充分决定性的推理。但这种经验对等性论据难以成立。首先,该论据第一前提的两种辩护并不可行,经验对等的概念也存在问题;其次,理论衍涵证据并非是证据支持理论的唯一方式,认知证据并非等同于经验证据。最后,我们无法从经验对等性推导出不充分决定性,诉诸理论德性可能是解决经验对等性困境的有效途径。因此,经验对等性难以成为不充分决定性的一种支持性的基本论据。     

凯伯格悖论探析

凯伯格悖论被称为休谟问题之后又一次"哲学的耻辱",由此引发热议。凯伯格试图通过弱化的演绎条件和一致性原则解决悖论,瑞恩的"避免错误"方案和尼尔金的P推理则试图从信念层面突破,数学家莫绍揆从概率角度力求说明凯伯格悖论的荒谬。在批判吸收这些解悖方案后,作者提出在实践层面审视悖论,联系概率的逻辑内涵,有助于悖论的消解。在悖论描述语句的推敲中,发现"公平"为悖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综合考察凯伯格悖论和休谟问题,发现了归纳悖论在合理信念接受问题方面的重要研究意义。     

“判决性实验”可能吗?

长期以来,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教科书都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实验是区分可接受的理论和不可接受的理论的唯一依据。可接受的理论就是那些能够通过经验检验的理论,其中有一类检验特别重要,即所谓的“判决性实验”,它可以为一个理论     

思想实验的认识论问题

哲学和自然科学中都不乏思想实验的例子.但即使思想实验是公认地有效的,也还存在它何以能让我们免于经验的输入就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新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又是如何得到辩护的认识论问题.作者的观点是,一方面,思想实验很好地体现了发现的逻辑,因而能让我们通过有效地重组以往的经验而获得新知识;另一方面,思想实验的有效性就在于它作为一个论证的有效性.     

伽利略研究的历史线索

伽利略(Galilao Galiei 1564-1642)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他的工作和思想不仅为近代物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后的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模式,为此他被冠之以“近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整个社会文化传统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作为这种变革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伽利略在他漫     

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的真伪争论史

维维亚尼及其追随者塑造了比萨实验的公众形象：(1)当众演示；(2)里程碑；(3)与落体定律相关；(4)同时落地。沃尔威尔与法瓦罗之间的争论拉开了比萨实验真伪之争的序幕，以库珀、柯瓦雷为代表的“伪派”与以塞特尔、卡梅洛塔为代表的“真派”先后占据上风。通过考察这场真伪之争，结论如下：伽利略很可能在一座高塔上做过类似的实验，但它是探索性实验，与落体定律无关，没有出现同时落地，对科学史也没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比萨实验的公众形象的确是一个神话；但从科学传播学的角度看，比萨实验对今天的读者仍然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