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传播模式

晚清时期,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通过传教士、学堂教育、留学生、译书出版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新式医院的开设扩大了科学传播的受众,近代企业的兴办为科学技术传播提供了强大动力,学制的确立从制度上确保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与它在西方的传播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     

洋务派科学观之反思

19世纪6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引进并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应用于近代工业。反思洋务派的科学观,具有时代发展的特殊烙印:渐进性、表层化、功利性,科技人员工匠化,科研活动断层化。尽管存在诸多不足,洋务派的科学观仍然在科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传播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筹备经过及今后工作展望

我国科技名词术语,具有优良的光荣传统,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着光辉的地位。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篇章。在我国古代科学术语方面,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谨的命名原则和方法,起到了反映科学技术成就和新概念的作用,而成为传播生产技术,交流科学知识的有力工具。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术语,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着大量的记录和描述。我国近代科技术语,一般说来,多从西方引进和翻译西方科技著述而来,大约从元代开始,经过明、清两代达到一定繁荣地步,特别是在介绍近代科学技术成就中创用了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术语学建设看两岸合作交流

一、中国术语建设新发展 中国是一个重视名词术语的规范和统一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成为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科技名词，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1909年在当时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汀馆，专门从事科学名词的转译、规范工作。     

洋务派“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科学救国作为一种爱国主义进步思想,萌芽于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实践影响广泛而深远,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毕竟是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涉深刻又多元,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回溯历史,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密不可分,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当前,科学传播面临着全新的局面:警惕科学思想分离了知识进展与实践行动;城市化进程分离了人类与自然;个体差异造成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并因此造成信任危机。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应着力建构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双方参与、互相理解的"参与科学模型",增加科学传播的历史维度,并推动建立科学传播的标准体系。探索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推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互动的必要途径。     

从革命的参与者看辛亥革命与科学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启蒙与革命,是回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振兴救亡图存运动中的双重变奏。在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和历史进程中,科学传播与社会变革这两大思潮和运动从原初的并行、交织到最终的汇流,凸显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而尤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节点。辛亥百年,科学伴行。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颠覆了绵延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王朝,建立了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科学与辛亥革命为题,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不同时期科学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尤其是这种互动所导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无疑既是科学社会史的重要话题,也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空间;既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可以温故知新,前瞻未来,更加明确学术界自身在新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担当。2010年1月本刊新一届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要把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开设研究专题专栏,作为本刊提升办刊质量、推进学术研究的重点举措。此次专栏开设,正是从本刊与武汉理工大学于六月中旬在百年前武昌首义之地联合举办的科学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基础上选辑而成,并且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呈现在...     

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团体与科学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科学团体大量出现，由此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群体、加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进展。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基本形成，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     

西学东渐早期的儒学与科学——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西学东渐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之演变,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之路。阳明心学对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启居功至伟。阳明心学削弱了儒家圣人话语和经典著作的权威性,为科学的涌入预留了空间;阳明心学调整和重构了儒家理欲观、义利观,使经世致用成为儒学接引科学的桥梁;阳明心学士人率先认识到科学价值,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阳明心学对科学的传入和传播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再次证明儒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学术转型为科学传播提供优渥条件。     

古代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

古希腊罗马的科学技术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相比,各有千秋,它们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中、西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理解近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衰落(李约瑟难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西方火器技术冲击下的明清科技与社会转型

本文通过西方火器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冲击及其回应,从一个剖面考察了中国的科技与社会转型这一近代化过程。火器技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它既是中西之间物质和技术差距与中国人对外国“船坚炮利”认识的直观表现,又是中国睁眼看世界进而兴起向西方学习热潮的起始点,更是中国科技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促进因素。以火器技术的引进和仿制为开端,科技转型得以展开,技术(或工艺)与科学分离的状态逐渐演变为科学、技术、工业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状态。在社会转型方面,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书籍、兴办军事工业,进而带动与之相关的近代科学、民族工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在这一历史变局中,火器技术作为一项能够完整反映和呈现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绝佳案例应该被研究和重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陕甘宁边区独特的历史环境,顺应并积极推动了自近代以来科学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历史潮流,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思想和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科学技术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昭示了旧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晚清时期西方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晚清时期,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科学技术再次涌入国门,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经典物理学得以在华夏大地广泛传播,为中国从传统物理走向近代物理并逐渐融入世界物理学发展的主流奠定了基础.文章探讨了其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特点及产生的影响.强调指出:加快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关键,不仅仅是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更重要的在于走自主创新之路.     

西医东渐下医学期刊兴落的哲学思考

近代中国的西医东渐历程中，医学期刊发挥了西医学及医疗技术传播的阵地作用，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医学期刊是近代医学转型与学术化发展的缩影，其兴起与发展不仅对中国的西医学发展具有推动意义，也反映了医学期刊在西医东渐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虽然这类期刊都落下了帷幕，但是理性地分析其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内容、特征及其作用，并结合其对后期一些医学期刊发展的影响，可以批判性地反思这类期刊发展中的合理成份与缺陷，旨在吸收合理性、规避缺陷，以对当下医学类期刊建设与发展有所启迪。     

对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之若干原因的分析

在我们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各种原因时,首先应当讨论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欧洲在十六、七世纪(约当我国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初期)产生出具有深远影响的近代科学以后,欧洲的科学技术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地发展着。而中国科学在当时则没有象欧洲那样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中国科学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和按原来的速度缓慢地行进着。这样一来,中国科学技术同欧洲科学技术相比,便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差距。因此,中国当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由先进转向落后的起点。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是一个牵涉到好多方面的问题,既有中国科学本身的弱点,也有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消极     

《科学》与近代科学家形象的构建

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办的《科学》是中国近代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阵地。《科学》尤为关注科学家,通过传记、轶闻、评论等形式对科学家进行介绍,构建了聪明、勤奋刻苦、热爱科学和科学真理的科学家形象。《科学》中科学家的描述力求客观、准确,并通过生活逸闻趣事对科学家形象进行补充,介绍的科学家以国外为主,但是对中国科学家也有所关注。《科学》对科学家形象的构建,有利于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同时对于提升中国近代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科学文化与近代教育发展——兼论科学教育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互动关系

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知识体系或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工具，而且还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一种独特的文化，即科学文化。正是科学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成为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之一。本文从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的角度，对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教育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探讨了科学文化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科学与帝国相遇——英国博物学家坎宁安在华的科学实作

欧洲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政治经济扩张形成二元"共生"的反馈机制。坎宁安作为大英帝国商贸船队的职业医师兼博物学家,依靠严谨的学术工作和伦敦科学共同体成员的放大性效应,最终成为欧洲范围内广泛采集中国地区特殊植物群的首位博物学家。坎宁安在厦门、舟山地区的植物采集活动和科学信息收集工作,得到英国学术界、商贸公司和政府的认可。大英帝国殖民活动与坎宁安的科学实作相互裨益彼此促进,科学在把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同时,权力也把利益和愿望转变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