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科学史贡献初探

钱三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对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也贡献卓越。本文梳理了钱三强公开发表的有关科学技术史方面的著述,探讨了他对科学史的贡献,认为,钱三强是原子能科学技术史的开拓者和传播者,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记录者与研究者,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组织者与推动者。重视科学史的学术价值、科普功能、教育功能和资政功能是钱三强科学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钱学森致钱三强的一封信

钱三强同志： 我写此信还有一个目的,因您主管科学名词的审定,有两个词,不知是否已正式定了。一个是mesoscopic,一个是nanotechnology;前者有译为“介观”的,后者未见有译名。我以为“介观”是直译,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吧;但从字面看,未明确“介”于那两“观”之间。     

钱学森致钱三强的一封信

钱三强同志： 我写此信还有一个目的，因您主管科学名词的审定，有两个词，不知是否已正式定了。一个是mesoscopic，一个是nanotechnology；前者有译为“介观”的，后者未见有译名。我以为“介观”是直译，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吧；但从字面看，未明确“介”于那两“观”之间。     

网络环境下当代科学共同体的虚拟重构

网络技术环境下的当代科学共同体呈现出很多新特征,文章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科学共同体社会属性的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了当代科学共同体虚拟重构的方式和路径;进而在批判反思网络环境下当代科学共同体新变化的基础上,指出:网络空间中的有用信息仍是稀缺的,稀缺的信息内容已成为科学共同体新的学术资本,并将科学共同体科层化为现有状态,当代知识生产活动已同化为掌握前沿科学信息的学术权威驱动下的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行动。     

科学与历史的重构:恩格斯对当代生态主义的批判性启发

在当代生态主义的主流话语中,恩格斯的形象是颇为模糊的。19世纪末的科学家和革命家的标签,使得一些学者很容易地将恩格斯指认为物种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但是从《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到《自然辩证法》的文本却凸显出恩格斯哲学与一般生态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区别。科学与历史作为两个基本坐标,在恩格斯的文本中勾勒出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生态危机的基本动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代生态主义要真正解放自然界,就必须摈弃对科学技术乃至人类文明的抽象否定,继承和发展恩格斯所提供的革命而又务实的生态文明洞见。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科学改造活动研究:以地理学为例

新中国建立初期,科学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科学改造运动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理学改造的发生背景、理论基础和改造方式的分析,阐明这场地理学改造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桥梁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以及人们为了消解这种对立而陷入的思想混乱,是现代人类的一个基本的文化困惑。这种对立,是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世界而还没有达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的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它基本上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研究的对象、目的、手段以及理论特征     

“变”与“不变”:后学院时代科学规范重构的核心问题辨析——基于默顿规范合理性的思考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出于更好理解科学的本质、有效组织科学社会运行的需要,科学规范的重构和完善成为当务之急。鉴于默顿规范在科学规范相关研究中的权威性,正确认识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很有必要。结合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分析,阐明默顿规范对保证科学制度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后学院时代应当坚持科学基本精神不变,从协调不同类型的科学规范、立足复杂多样的科学实践、补充调节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外部规范等方面探寻科学规范的拓展空间。     

民国时期科学馆的科学教育活动研究

科学馆是民国时期科学教育浪潮中由国民政府主导建立的一种民众教育机构。在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效,对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对现今的民众科学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研究以民国时期科学馆的发展脉络和科学活动为主线,对其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进行了简单的归纳,同时也对其科学活动的价值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默顿命题的理论贡献--兼论科学与宗教的统一性

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在宗教及其与科学的关系上进行"解蔽",应当从根本上弄清宗教的真正含义、社会作用,以及它与科学的关系,以期端正对待宗教的态度,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默顿命题"、了解有关争论,领略其理论意义,当是大有益的.     

钱三强同志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的贡献

钱三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许多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1985－1992年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他近年来亲自主持的实体机构之一。在他领导下,委员会短短几年已从创立(1984年)走向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员会现已组建了43个学科的术语审定委员会,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球科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以及医学等;形成了一支有千余人科学家、教授、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科技术语审定队伍。近几年来,他们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审定出一批概念清晰,反映科学内涵精确的术语,诸如：《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地理学名词》、《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地球物理学名词》、《土壤学名词》、《医学名词》等,共20余种。这批术语在学术上,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权威性,在国务院授权下,以委员会名义相继公布,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批各学科术语的问世,繁荣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了自然科学术语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进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委员会在钱老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初步建立起以适应自身工作需要的术语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为建立以汉字为特点的科技术语体系——科技应用术语学,奠定了基础。钱老的不幸逝世,对日趋发展的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是个莫大的损失,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追忆他在主持领导这项工作的动人事迹,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一、在制定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的方针方面他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并引用了郭沫若院长50年代初提出的论断,来说明这项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郭老曾是建国初期,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曾着重指出：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这说明,我国对科技名词工作十分重视。在建国初期,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崇高的境界,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重温这个论断,就更具有其深远意义。钱老在《报告》中还根据当代术语学的发展,认为：“当代术语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提出自然科学术语是进行学术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论断,并认为,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引进、学术交流、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以及计算机技术在科技信息的应用等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属于自然科学广意范畴,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更要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学科,在他的倡导下,委员会初建时,就建立了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计算机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后,集中相当的力量,又相继建立起一批工程技术以及能源、交通等学科领域的名词审定委员会,诸如电工、化工、土木、建筑、煤炭、冶金、水利等,显示出钱老重视与贯彻我国当前提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强调告诫我们：“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为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早日实现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和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二、钱老以严肃、认真、朴实、科学的工作指导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钱三强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在他主持的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更是兢兢业业,他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但他又强调指出：学术权威性不是自封的,它是要通过我们艰苦工作逐步被承认的,国务院的委托,正是对委员会工作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他首先以科学民主的作风发挥了主任、副主任领导核心作用,他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末缺席过一次常委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讨论,做出具体部署与安排;他坚定倚靠广大科学家智慧的正确方向,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及全体委员的积极作用,同时以他高尚的品德和社会威望,特别是他那种严肃、严格的态度和谦逊、朴实的作风,深得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得到学术界的有力协作,仅仅三五年就使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经常告诫我们,科技术语是个复杂而又严肃的问题,既要坚持真理,恪守科学的内涵,又要尊重历史事实,就是“约定俗成”的原则,绝不能草率确定,更不能屈从于哪个学派,一定要组织本学科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反复协商而定,列举几个实例,显示他恪守上述原则的典范作用。1.1985年在公布《天文学名词》时,关于天文界长期争议的“格林尼治”和“格林威治”两词,译名上既有确切和不确切一面,也有“约定俗成”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责成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书面论证,由天文学名词委员会作出更改“格林威治”为“格林尼治”的决定,由钱老又委托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龚树模等评审天文学名词委员会的决定和论证,最后钱老主持部分主任、副主任会议根据评审意见做出最后决定,正式改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充分反映出钱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2.1987年在审定数学、物理学名词过程中两个专业委员会对长期不统一的“矢量”、“向量”,之争,在他亲自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认为“矢量”与“向量”这两个术语虽然科学概念基本相近,但两词在各自学科领域使用范畴和频率不一,钱老根据两词的归属,以及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得到了两个专业委员会的理解,各自列入主科词外,另列入又称词,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显示出钱老作为科学家的组织才华,也表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3.钱老一贯重视科学家对科技术语定名的意见和建议,凡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他都严肃认真的处理。如钱学森提出细观、介观术语概念及科学内涵,他责成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理,并亲自致函钱学森同志表示谢意。4.钱老经常盛赞从事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学者、专家、教授们的艰苦劳动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多次教导我们要特别尊重这些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并力争在可能范畴内,为他们创造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照顾。三、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关心祖国统一大业钱老在科技术语审定中,十分重视加强对港澳台、华语地区以及海外侨胞华裔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他常说：汉字、汉语是世界上约四分之一人口的语言工具,是一个众多的群体,我们应该提到一个高度来认识。根据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1992年3月10日)资料统计,世界15种主要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汉语的人口为9亿,使用英语的人口为4.5亿。早在1990年,著名学者钱伟长、知名人士袁晓园、安子介等就提出：下世纪是汉语发挥威力的时代。正像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之科学研究时所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新术语的提出,往往具有本学科或超学科的革命意义。“概率”、“耗散结构”、“协同学”、“人择原理”、“中性突变”等都显示出这个论断。汉语及其术语不仅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而且是最悠久光辉历史的象征,更显示着中华民族跨入廿一世纪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就。这就不难理解当今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的道理。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汉语的学生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余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德国约有2000－3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美国设有中文课的大学则有近500所。从上述资料表明,钱老的嘱托蕴藏着多么深远的意义！最近以张存浩为首的大陆7位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大陆,开创了近40余年来两岸学术交流的新篇章。在参观、交流过程中,两岸学者都提及“学术对话”的术语媒介问题,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道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他们最共通的语言”。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所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表示,两岸电子学的中文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叫作“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台湾“文建会”1992年7月2通过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台《联合报》)。由此可见,钱老生前对加强港澳台科技名词术语交流的倡导,不仅是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已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这正反映了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远见卓识。四、重视交叉学科术语的命名与审定首届交叉学科学术讨论会后,国家领导人对软科学的战略意义及其决策性论证,作了精辟而系统的论述,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钱三强同志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主席,对当前交叉科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以探索物质、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而在方法论上,既不同于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纯社会科学,而应建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涌现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以及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学科群,像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以及协同学等,这些新学科群不仅具有深遂的自然科学内涵,在应用上对国家重大科学论题的决策起着论证作用,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鉴于此,钱老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以资推动交叉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下,委员会建立了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在初建阶段,曾多次邀请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未来学研究会、人才学研究会、系统工程学会、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情报学会、思维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学者,共同讨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并成立了专门协调组,做了大量工作,对上述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及学科体系完善起了积极作用。他明确地告诫我们：交叉学科的纵深发展,必然涌现出反映一批新理论、新概念、新思维的新术语,这批新术语中有许多还涉及命名、译名问题,要以当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科学概念出发,构成概念体系,精确地反映出新兴学科所指概念的科学内涵。诸如协同学(synergetics),紊乱学(chaos),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等,都还有不同的争议,委员会应组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从概念的专属性给出反映科学内涵的概念性定义,发挥委员会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作用,为繁荣学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传递递科技信息,培训科技人才起着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把术语规范化与统一工作,做在新术语广泛流传之前,以防止新的混乱,这项工作才是委员会的中心工作。虽难度颇大,但在当代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下,结合我国科技术语传统特点和优势,特别是以汉字为特征的文字学、语音学、语言学以及现代汉语学的规律,为建立自己的应用科技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在钱老的授意下,首先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协会以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支持,成立了自然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通过两年的反复讨论,各自初步完成约两千条术语审定革案,值得提及的是,通过这两部分术语的审定实践,扩展了委员会审定工作的范围,丰富了科技术语工作的科学内容。1.这两个学科的术语历史上都是未经审定过的“空白区”,其中有许多术语,在表达科学内涵上,尚不能确切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定概念,叫做名不符其义,要依照概念特征,导出事物专属性的内涵,重新予以命名,或译名。2.两个学科术语审定过程中,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较多,像科学技术史术语中反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术语,大部分是比较确切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其特点是正确标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内涵,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有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和方法,其结构体现了汉字、汉语表意性语言文字的特征。汇集的古代科技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优先地位,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也是标志着五千年光辉的历史象征;自然辩证法在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宣传学习与运用研究,已使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自然观和方法论上,取得丰硕的成就。许多科学领域的成就,赋存有丰富的哲学内涵,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自然也就涌现出一套反映这些理论概念的术语,术语的形成与交流,将为建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起着桥梁与推动作用。3.鉴于这两个学科的术语都具有我国独特的含义,不仅要命名、译名、审定汉语术语,还要确定其相应的外文(英文)名词,以利国内外学术交流。从上述这两个学科试点工作的实践及取得的经验和进展,更显示了钱老做为科学家的高瞻远嘱和远见卓识。     

科学发展观与技术创新的价值重构

发展观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价值观,任何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引和规约下进行的。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创新主体在解决创新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主要关注的是创新活动的经济价值,从而陷入了空前的价值困境。要走出价值误区,技术创新就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摄下进行价值重构。“生态化技术创新”与“人性化技术创新”的提出,就恰恰体现了对传统技术创新价值观的叛逆,其实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理性回应。     

规范科技名词在学术文献中的使用调查

为了解规范科学技术名词在科技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文章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英译和汉语科技名词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网络服务系统中进行了文献检索统计。检索结果表明英译规范名词在不同的文献类型和学科中的使用有较大的差异;汉语科技名词的检索结果从科技文献使用的角度说明了规范名词遴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文章还对《地理学名词》中不同形式的名词在科技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文献检索统计。     

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国际比较研究

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在国家科研体制中的定位与分工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概括了世界主要国家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模式，并着重探讨了美英模式和德法模式国家两者合作的经验，从而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如何实现我国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重建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科学创造可能性的哲学解读

广义的科学创造实践活动主要以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方式展开.追究发现与发明之可能性的本体因由,则在于其对象的有结构存在.结构性亦即有序性.有序性的表征形式是由序律制约的序元所构成的序链.不同的序链受制于不同的序律,内涵着不同的功能.思维创造是以未知序链的理想功能为诉求,以已知序律为条件,以对认知对象形成的表象、意念及认知组块等序元为质料,以"If……then"产生式匹配构建新序链以实现其新功能,设想新序律以解释新序链.科学创造活动是对其对象无限可能序的试错性解译与重构.     

论爱因斯坦科学实践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本文通过考察爱因斯坦的科学实践活动，阐明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主旨，认为爱固斯坦的科学实践体现了由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实效精神所构成的科学精神与由价值精神、伦理精神、现实精神、历史精神和理想精神所构成的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进而揭示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通、两种精神的统一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

文章立足于科学与语言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介绍了科学语言系统的形成和科学术语的主要来源,阐述了科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科学语言在解释和理解科学,以及形成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新形势下基础性科学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实践探讨

近年来科技部、财政部先后颁布了＂973计划＂、＂863计划＂等新的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新形势下这些规定的出台使得部门预算改革中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在结构上更加合理,功能和支出分类上更加明确,部门预算更加细化。同时也使科学事业单位的财政制度环境和管理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讨论了单位预算管理的工作转变和新制度下存在的问题,对单位预算管理顺应预算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并就新形势下科学事业单位如何加强单位预算管理,以及ARP所级财务管理系统在单位预算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研究。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失败的科学革命--兼评科恩的科学革命理论

在科学史上,我们习惯上把"革命"指称那些已经成功的科学活动.从哲学角度讲"成功"可以理解为:科学发明者或发现者的主观预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相统一.反之,失败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相背离.失败的科学革命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失败是认识发展总链条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对失败的科学革命进行哲理上的类型化分析、原因之探究,进而从失败中发现成功的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