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鲁尔SSK思想演化历程

本文分析了大卫·布鲁尔SSK思想演化历程及主要内容:重新定义科学知识;提出作为研究方法的强纲领,用其分析科学案例并得出"利益"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提出社会学有限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知识从其基本单位—科学语词始,本体地由社会因素所决定。在全面阅读布鲁尔作品及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文章的基础上,通过详尽的例子分析,完整、客观地呈现对布鲁尔思想的思考和理解,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思想奠定基础。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理论研究

科林斯的"第三波"理论试图挽救被SSK所破坏了的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形象,在建构论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科学在社会领域中的内行性质。"第三波"构建了不同于默顿科学社会学和SSK的"专家知识"概念体系,将科学的建构特质与内行特质整合起来,并基于此回答了困扰学界的"延伸问题"。第三波为人们反思默顿社会科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劳丹与知识社会学

劳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质上是批判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他在对已有知识社会学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劳丹的知识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和布鲁尔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判，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划分以及对科学知识社会内容确定等。     

从视觉文化论太空美术与科学传播

太空美术是建立在太空科学与宇航学发展基础上的美术形式,同时具有科学与艺术的特质。它把科学知识融入了图像世界,成为我们了解太空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太空美术和太空摄影相近,但又是不可代替的两种视觉语言形式,太空美术在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给现时期的科学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模式和启示。     

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探究——琼·藤村关于癌症科学标准化过程的解读

科学实践哲学认为科学知识本性是地方性的,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所谓普遍性知识是知识标准化的结果.那么科学知识是如何被标准化成今天大众所理解的科学知识呢?美籍科学哲学家琼·藤村通过深入癌症科学研究实验室的实证研究工作,描述了科学地方性知识的标准化过程,有力地支持了科学实践哲学关于科学知识从始至终就是地方性知识的观点.     

近代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家“道”之争辩——中国近现代中西体用视阈下的探究

科学与道的互动是贯穿科学观念近现代演化过程的主线。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冲击下,道的内涵被逐层审视,科学观念在与道的碰撞中趋于完善。初始阶段,洋务派思想家注重器技的功用,用器技维护圣王之道。过渡阶段,维新思想家对科学内涵的理解拓展至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的融合渗透至道的全部方面,科学具备了道的形态。成熟阶段,知识分子用科学审视道,科学成为价值标准。道在与科学的比较中凸显出本有的人文价值。在此,围绕科学与人文的争辩悬而未决。从科学与道的互动视角疏辨思想的流变与脉络,可为研究科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互动提供动态图景与逻辑理路,也为当今时代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其哲学背景

最近十多年,科学社会学领域发生着重大变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可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它涉及诸多领域,包括不少概念、命题、方法。我们评价这一进展,确实需要许多人的许多工作,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刘珺珺教授已有很好的开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哲学背景很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当今“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并不限于科学社会学这一个领域,此外,就这一领域的“科学知识”研究而言,确实带有某种“哲学思辨”,也确实一再受到科学哲学争论的启发。     

从张岱《夜航船》看明清之际文化人科学水平

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夜航船》所反映出的明清之际一般有文化的人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思维水平以及科学在学问中的地位与含量,为考察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另一方面提供一个重要的坐标点,通过这个点,以中西对比的视野,以生动具体的材料,透视原生态中国古代科学认识的形态与特征、接受西学的基础。     

共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品格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其中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那就是强调社会的共建。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对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性有深入的探讨,彰显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群体性。在群体或不同的文化中生产科学知识离不开协商,且科学知识的生产也离不开科学的争论,同时在争论中也会产生协商,研究科学中的协商问题突出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群体沟通特性,最终将迈向群体的共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辩证本性日益通过"共建"这个范畴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共建科学知识的辩证法"。     

“建构”与“发现”的真实融合——齐曼自然主义视域的科学知识观

从自然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齐曼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宏大而"真实的"图景.在对科学的自然主义描述中,主要立足于社会学维度,齐曼消解了社会建构论和朴素科学主义的科学知识观,提出了科学知识是"建构"与"发现"的真实融合的辩证观点,对于深化我们对科学知识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赵元任中国科学社的译介活动钩沉——兼谈翻译与科学救国、文体革新与思想启蒙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赵元任在中国科学社时期科学译介活动史料的钩沉,立足于文本分析,从翻译的选材、翻译方法、话语策略等层面,探究赵元任早期科学译介的特点和成就,并结合当时语境进一步思考其社会影响及历史意义。赵元任在中国科学社的翻译活动选材上以译介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而其史学意义已经超出普及科学知识的范畴。赵元任在科学译介中采用的言说方式,在词汇、文体、及标点版式等各个方面,都呈现了开拓性、乃至革命性的语体特征,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参与、甚至是引领了白话文运动的进程。同时,他的译介活动也指向中国现代科学话语的重构和科学精神的塑造,融入了思想启蒙的整体进程。     

科学知识为何难以成为十七世纪法国沙龙重要话题？

17世纪法国著名的沙龙中聚集了当时社会中各方面最为优秀的人,以讨论能彰显个人价值的思想为宗旨。虽然这些沙龙的举办人中有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者,参与者中也会有如Pascal等著名的科学家,但科学知识在17世纪的法国沙龙中并不是重要的话题。从沙龙产生的社会背景及组织形式,简略地考察17世纪法国沙龙历史,并结合近代科学自身的特点,分析科学知识之所以难以成为沙龙重要话题的原因,有助于认识近代法国沙龙与科学乃至与社会的关系。     

《伤寒杂病论》成书后一千年的命运

一部科学史,不但是科学发现的历史,而且又是科学知识社会化的历史。我们不应单纯地把科学史看作一部“科学发现史”。科学,从本质上来看是社会性的。科学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性的,科学知识的本质也是社会性的。但是,从形式上来看,科学研究活动只能以个别的形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是以个体的形式,在现代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进行;任何科学发现在其首次“问世”的时候,也必然是“个人”(或“小团体)所掌握的知识。要使个人的科学发现、个人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变成被社会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使科学知识在形式上也成为社会性的,其间往     

“反身性”难题消解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反身性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标榜的原则之一,但反身性的自我拒斥特性却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陷于反身性困境。原因何在?其源盖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之痛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之痒——它仍然是沿用了传统科学观的一些先验预设(如实在、基础、恒在等)。而一些SSK学者在反思反身性难题、打破这些先验预设时(如马尔凯的新文体形式),却反向性地陷入了反身性的单向解构路径,从而走向虚无主义。要想彻底破解科学知识社会学反身性困境,为当下知识的合法性提供认识论基础,乃至使整个社会科学走出反身性怪圈,关键在于对反身性概念进行元反思,充分发掘其所蕴含的建设性意蕴。     

对“非”达尔文革命的多视角透视(对话)——兼论同时发现者华莱士的境遇

我们从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系统科学的观点,对达尔文革命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透视:(1)作为达尔文革命的功臣,华莱士确实受了许多委屈,对这种科学史中的"异化"现象,可以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进行解读。(2)达尔文的思想历经四次革命的飞跃。(3)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纲领可以用系统科学观点得到合理解释。(4)作为达尔文纲领的对立面,"宇宙完美设计"纲领仍包含合理内核和启发性。(5)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解模式,进化论的科学语言与自然神论的宗教语言之间通过转译,有可能进行对话。     

科学知识：属性、增长及其社会控制

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又产生了异化效应。这是科技本身所附带的。如何在科技进步（科学知识增长）的同时，人为控制科学知识的负面效应，不至于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科学知识（内在地包括技术知识）的属性，科学知识的增长与社会控制的对立统一，社会控制的思路和对策。     

论科学知识的锁定及其突破

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始终伴随着或必然导致相关的"路径锁定"问题,这集中体现在某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对问题域、研究范式和哲学观本体论的锁定,也表现在理论科学知识通过技术科学知识或二者相结合所导致的对产业技术标准的锁定,以及作为知识和技术的凝聚物的"科技黑箱"对消费的锁定。诸种锁定所产生的理论影响和现实效应都意义重大,反思如何突破这种锁定的负面效应的途径因此也显得尤为重要。     

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迪昂－奎因论题的提出暴露了传统科学的重大缺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劳丹理论虽然顺应了科学的发展，但仍有保守性的一面，他用“不合理性假定”试图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戒令，并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科学论战”中的皮尔逊

卡尔·皮尔逊[1]（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有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1892）。皮尔逊的思想在本世纪初应运而来，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的介绍、科玄论战和《科学的规范》的翻译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本文着重论述在科言论战中，以丁文江[2]为首的科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引用。介绍、理解及引申，和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反诘、批评、误解与曲解，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一独特的插曲作了某些探讨。作者从中看到：1．本世纪初叶，批判学派对中国科学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像；2．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哲学和科学精神的理解远远超过50-70年代的学人，在对科学文化意蕴的把握上乃至高于今人。     

论尼采的知识批判理论

尼采的知识批判理论通过在知识论、价值论和生存论等层面上对科学知识的哲学批判,旨在凸显科学知识的有限性。在科学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成立的是隐喻关系,科学知识深受认知视角的局限,传统认识论对科学知识的视角有限性的忽视,助长了那种将知识道德化,无限推崇科学价值的科学乐观主义。科学乐观主义对科学知识单一视角的无限推崇,遮蔽了艺术与哲学等提供的其他丰富多彩的解释世界模式,让人性与文化变得贫乏与单调,从而导向了虚无主义的后果。尼采借助其唯美主义思想对知识的审美化,力图在虚无主义的时代为文化的多元发展与生命的自我提升探寻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