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

１９世纪在华的欧美诸传都团体，曾热衷于“借医行道”。英美新教诸差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医师最多。在缺医少药的中国，传教医师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乃至赢得了清帝国众多上层人士的信仰。奇怪的是传教团对于传教医师的成功，反而越来越不满。两者冲突由隐至显，缍于分道扬镳。本文考察了近代中国医学传教的历史认为主要在于“不同道不相为谋”。     

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直接、间接方面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它传教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上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一切都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医学知识转移的典范——杜儒德从英伦到华北的黑热病研究

20世纪初黑热病(Kala-azar)在中国华北肆虐,90%的患者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该病在20世纪大规模流行之前,中外医学典籍中鲜有记载。1900年英国医生利什曼(W.B.Leishman)最早发现黑热病原虫后,这种疾病因与为殖民政治服务的热带医学相关,而引致西方医学界的广泛关注,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有中国学者在苏皖地区进行黑热病的调查研究。文章将根据1900~1935年西方医学文献、国内医学杂志报道等材料及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史料,以加拿大传教医生杜儒德(Ernest B.Struthers)在中国华北进行的黑热病临床研究为例,探讨医学知识的产生以及如何因地制宜地促进临床实践、推广诊疗方案等问题,旨在为规范当今医学知识的转移提供借鉴。     

听诊器与西医医疗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1844-1910)

听诊是19世纪西方医学发展出的新的医疗技术,利用听诊器医生得以"看见"病人体内的病情,并予以辅助治疗。它是当时西医诊断胸腔疾病最有效的技术。19世纪中叶西医传入中国之后,听诊器与听诊技术也随之进入中国,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最初也是通过听诊接触西方医学。本文探讨西医听诊器和听诊技术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指出其对于西医在近代中国立足的重要性:一方面,听诊与中医四诊中"闻诊"的相似性,是传统中国人接受西医听诊的关键,另一方面,西医听诊的"优越性"又是西医进入中国以后,得以建立自信,进行医疗扩张的有力工具。     

中华医学会产生的社会时空背景

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长期为欧美医学传教士主导。1915年中华医学会的创立，是中国人自主传播、发展西医的标志。本文旨在分析、探讨中华医学会产生的社会时空背景条件，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接纳与认同、本土西医人才群体的崛起、西医权威人物的出现以及中国博医会的中介与示范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华医学会的产生。     

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十六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入中国上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获得很大成功。在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中,以天文学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天文历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正是通过参与修撰历法和主持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才使耶稣会士打通了进入北京宫廷的“通天捷径”。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动机,已有许多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的     

传教士汤若望为何能在明清两朝游刃有余

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与欧洲不同。传教士要对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教，困难是很多的。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争取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     

简论艾约瑟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重要人物之一。艾约瑟能够成功地在中国和西方进行这些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他所采取的传播策略有很大关系。这些策略主要包括:主动适应本土文化、淡化传教主题、与本土学者合作以及良好的沟通技巧等。     

礼制、传教与交食测验--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记录透视

交食观测和记录是中国历代皇朝所十分重视的礼制活动之一。按照一般折应象，这些观测和记录的过程总体上是客观的。本对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观候报告进行了分析，发现从康熙末到咸丰初的观候报告中开列的交食数据几乎都是照抄预报。这说明，清朝的交食观测与记录的过程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只是流于形式，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在于清朝当政对于“钦定”历法权威性的过度自信，二在于传教士相通过掩饰其所传历法的实际误差来维护其在华的既有地位，以利于传教的开展，三则在于钦天监官员的怀禄顾位的心态。     

丁韪良早期科学活动及科学辅教观——基于长老会档案的分析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是开埠后来华传教士中较早提出传播科学辅助传教,并积极实践这一思想者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原始材料,厘清他在宁波、北京两地传教时期(1850-1868)的科学活动,并分析他此段时期的科学辅助传教思想及其对后期活动的影响.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维新派报纸对科学技术的宣传--以《时务报》《知新报》为舆论中心

戊戌维新时期,以鼓动维新变法而著名的<知新报>、<时务报>等维新派报纸,也是科学技术的宣传阵地.它们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动态,介绍最新科技成果,阐述科技进步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揭示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事实证明,维新派报纸对科学技术的介绍和宣传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及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一生数学成就卓著.他在<几何原本>的翻译和西方科学方法论在中国的倡导等方面,虽劳神费思,最终却收效甚微.可以说,明清之际近代数学的东渐既是一种技术意义下的"工具",也是与我国固有传统文化极不相同的一种文化.     

论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

李鸿章在推行洋务运动进行近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从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企业,到聘用外国专家,创办近代学堂,再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的近代化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奠基性的工作,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而且对于我们当下正在推行的科教兴国的战略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台湾近20年的科技史研究: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取向

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进行中西科技发展的比较,不过那是一种缺乏实际接触的比较。事实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入西学,使得两种文明中的自然知识传统遭遇,其间产生的竞争、冲突与比较,留下许多可进一步探究的议题。文章选择从明末清初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来分析近20年来台湾的科技史研究所处理的一些新议题。     

技术、观念与社会想象——X光知识与技艺在近代中国的传布与接受(1896-1949)

1895年,X光被发现后,相关研究与发明迅速展开,并很快传入中国.有关X光的知识在我国传播虽早,但X光设备除了部分外国人在华所建医院和医学院外,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我国传布与使用并不广.其传入中国后,被视为古代中国洞见肺腑的神镜在近代的发明与再现,并被赋予种种社会想象和文化蕴意.研究X光知识与技艺在华的传播过程,可...     

中国西医教育之发端:天津总督医学堂

天津总督医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西医学校——北洋水师医学堂的前身。这所学校的成立,对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植根,意义重大。在这所学校的成立过程中,伦敦会的传教士马根济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探究了这所学校成立的真正原因和历史过程,认为这所学校的成立,军事上的原因是最主要的,而并非是李鸿章信奉西医的结果。文章分析了学校的教学情况,认为当时在天津的传教士们,为这所学校提供了最新的教材和先进的教学设备,而且,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相比于其它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享有特殊的待遇。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学生在毕业以后,出路并不理想,学校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因此,这所学校主要的意义在于它的象征性,它是中国西医教育的发端,开拓了中国西医教育领域中西合作的新模式,它起步艰难,然而意义不凡。     

儒学救世论的现代化透视——以“仁爱”与“和谐”为例

自近现代以科技和经济为主导的西方物质文明日渐陷入困境以来,中西方学者便一直在共同经营着一个十分美好的理念,那就是儒学救世。然而随着人类危机的日益加剧,西方学者并没有坐等东方贤哲以儒家思想去拯救他们,而是对救世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他们的丰硕成果相比,传统的儒学救世论已颇显落后。这一现象警示我们,国学研究一定要现代化,要与西方先进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否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便很有可能沦为教授们的纸上谈兵,而不可能对现代人类社会作出多少实质上的贡献。     

黄宗羲与决定论

世界是决定的还是非决定的以及怎样决定，是古今中外哲学、科学与人生的一大议题。虽然有别于西方的机械自然观，但中国传统的元气论由于其类似于西方机械论的旧唯物主义性质——即将精神也归结为物质即元气的一元实在，因而也势必倾向乃至可能走入某种形式的决定论，这一点在黄宗羲身上表现得可谓典型而鲜明。选取我国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的决定论倾向进行讨论，发掘其这种倾向的基础、原因和影响，除了具有重要的科学思想史价值之外，对于破除当今的周易预测、麻衣神相甚至电脑算命之类的迷信也不无裨益。     

民国时期物理学名词的统一及留学生的贡献(1920—1934)

清末民初,国内物理学名词的译名非常混乱,这成为近现代物理学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巨大障碍。从1920年开始,大批归国留学生为审定物理学名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讨论并确定了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原则,为审定名词奠定了基础;他们先后主持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组和物理学会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并陆续编订了《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物理学名词汇》和《物理学名词》三部词典。到1934年,在留学生的全面主导下,国内的物理学名词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西方物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大大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