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枚对“情”范畴的拓展

清代的袁枚对于“情”的认识明显比前人更深刻,在重“情”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仍然注意不够。他们往往只是从“性灵”的角度来论述他的诗学理论,使他的诗论中“情”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局限在传统范围之内,而忽略了其中创新的内涵。其实,袁枚诗论中的“情”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以“情”代“志”;以“情”求“性”。袁枚的这种理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枚“性灵说”再认识

“性灵”有哲学的和诗学的之分,学人对于袁枚“性灵”涵义的看法,多从哲学层面去理解,其实袁枚所谓“性灵”是从纯诗学角度立论。具体地说,袁枚“性灵”是指诗性的天性灵智,诗性的天性灵智包括天分学力两者,诗歌艺术都是诗性的天性灵智的产物,也只有凭借诗性的天性灵智写出来的诗才真实鲜活有风趣。     

袁枚《随园诗话》述评

袁枚《随园诗话》由论诗、采诗、记事三部分组成。论诗旨在倡导主真情、重个性、尚诗才的性灵说；采诗意在以创作实践印证性灵说理论；记事则多与诗坛创作相关，亦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情趣。《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试论陆机的“缘情”说

陆机的“缘情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言情文学日益兴起,促进了我国五言诗的发展。陆机早期受了儒、道两家思潮的影响,略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晚年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文赋》里着重阐述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其文学主张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强调文质的统一。这是他的审美意识的进步和提高。     

《薑斋诗话》的诗论构成及其儒学根源

王夫之《堇斋诗话》以“意”为论诗主旨,并把“意”展开为“情”、“景”两要素。“势”作为“意”的下属形态,与“情”、“景”一样构成了“意”的丰富内涵。这一切,皆源自先儒所揣摩出的心性“中扣”之度对从生活到做诗各种活动的生动性把握。     

"情、理、欲"的复合与失衡--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内质结构探析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在男女情爱问题上表现出许多新颖的观念,尤其是对"真情"的重视和关注.但传统积淀的"理"的因素,仍不时地显露潜在的影响.同时,外来的新经济因素又促使人们滑向另一个极端,即对"肉欲"的追求.因而,内质上的以"情"(真爱)为支点,以"理"(贞节)和"欲"(放荡)为两翼的倒三角形的复合结构,就始终难以得到平衡.     

论诗话中的文学史意识

本文论述了诗话中文学史意识产生的渊源：一、受到诗话的鼻祖－－《诗品》对五言诗史的论述的影响；二、类似纪传体的诗话受到史传中论述文学史的影响；三、受到古代文学选本论述文学史的影响。四、诗话作者评述文学史的自觉意识。     

明代“和陶集”考略

后代文人学者尊崇陶渊明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断地庚和其诗文。对明代的"和陶集"进行全面梳理,共辑得"和陶集"31种,考其存佚,略作介绍。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诗本源于性情之正--宋代性情观念与诗学

随着宋代道德形上学与心性学兴起，宋儒重新阐释了人性，并提倡涵养性情之正。由此传统的诗学命题亦受到改造，“吟咏情性”一变而为“诗本源于性情之正”，诗歌从性情的写照变成性情之和或性情之正的自然流露。考察了宋代主流性情论的特点及其对诗学的影响和渗透，并展示性情之正要求在为人与为诗上的一致体现。     

论胡应麟的元诗观

胡应麟在其诗论著作《诗薮》中对元诗有其独特的评价,这种诗论主张既受到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也反映出他的评诗标准。本文将从对胡应麟评价各体元诗的具体分析,以及他对元诗和宋诗的比较,来进一步了解胡应麟的元诗观。     

晚明官员的收入构成

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级官吏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者,政治上的特殊性必然会在经济收入上反映出来,晚明官员的收入主要由官俸收入、地产收入、经商收入及灰色收入构成。另外,晚明社会,除了上述四种主要形式的收入来源外,一部分官员还因战功显赫、理政有嘉,在宴会、典礼、巡幸、节日中均可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有时数目极大,尤以辅臣及讲官集团更具代表性。不仅如此,晚明各级官员的收入对官员自身和其家庭,甚至是晚明社会均有深刻影响。     

明清淮河流域生态变迁研究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受巨变,湖泊或淤为平陆或扩大数十倍,河流改道频繁,森林植被损毁殆尽,水土严重流失,灾害频仍。文章借鉴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和方志文献资料的科研成果,认为黄河南侵夺淮是淮河流域生态巨变的重要自然原因,但本时期因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盲目围湖造田、毁林垦荒以及明清两代政府大兴宫殿、保漕护陵等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交相互织共同导致了本时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     

浅析东汉明帝的文化政策

东汉明帝刘庄，遵奉光武旧制，在恢复经济、安定政治的基础上，致力于文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文化政策，如尊祀孔子、重儒崇经、大力兴学、广集图书文献、典校秘书、实施宽明的佛教政策、大兴礼乐等。这些政策既承继光武传统，又依据时势有所创新和发展，对后世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的弹道学知识及其思想

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明代在铳炮弹道学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认为明代在学习、吸收西方相关技术的基础上 ,对多品种铳炮弹道命中的技术 ,射角与射程关系、改善弹道性能的技术手段、抛体运动规律的思考 ,以及订立较为科学的射程量度标准等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铳炮弹道学思想发展中的某些客观规律     

1990年——2010年明代海外贸易研究综述

针对1990年至2010年间学者关于明代海外贸易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类综述。     

中国明代弹道学史料的考辨与述评

对明代火器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弹道知识是由西方传来”之说值得商榷．中国弹道学知识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初步形成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火器命中技术发展规律的弹道理论,在中国火器弹道科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明代皇权与司法

在封建专制社会条件下,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明代专制主义极端发展,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超过历代。皇帝不仅通过他所掌握的最高司法权控制着全国的司法,而且把这种权力不断地扩大,使其为强化政治和经济的皇权服务,从而导致司法的专横和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     

明代雹灾的关联信息挖掘研究

本文对收集的明代雹灾史料进行整理和分类,构建了我国明代的雹灾数据库,将雹灾的定性描述转化成定量描述.根据冰雹的大小和造成的危害进行等级划分,对发生雹灾时伴随的其它阵性天气现象进行统计分析.利用关联挖掘模型——CARMA算法挖掘不同等级的雹灾与风、雨、雷电等阵性天气的关联性及其有关规律.结果表明,明代的雹灾与雨的关联性最大,其次是风和雷电,它们易带来大雨雹或大风雨雹等灾害.同时不同等级的雹灾发生时伴随着其他的阵性天气的置信度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当雹灾出现的时候,应同样考虑到其他如暴雨、狂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造成的危害.作者通过本文的研究获得了雹灾的关联信息,对于指导雹灾的预报与支持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