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碧霞元君弘济经碑初探

新近发现的小泰山碧霞宫《修葺娘娘行宫》碑所载经文,为藏外逸经《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的节略本。这一发现将该经的写作时间提前至嘉靖二十七年(1573)。该发现不但对明代道教、民间宗教及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明代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提供一桩个案。     

女神及其女性信众之间关系探究——以碧霞元君信仰及明清华北女性信众为中心

明清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泰山东岳大帝信仰逐渐被碧霞元君信仰所取代。这位女神的魅力迅速风靡整个华北,导致东岳大帝信仰逐渐没落。这与碧霞元君的“女性特质”休戚相关,其亲切的形象与“擅长管理妇女事物”的神职,赢得了女性信众的青睐。明清皇室女性对碧霞元君信仰的信奉与推崇,使其成为皇家祭祀甚至国家祭祀的对象;民间女性则通过积极参加甚至领导香社活动,对碧霞元君信仰的推广及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运道与信仰：基于临清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

碧霞元君作为传统社会中百姓信仰的一个重要对象,在明清时期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其思想日益渗透到民众之中,实现了其由无形向有形的具体转换.梳理碧霞元君信仰在临清的发展概况,解析“接驾会”和“拴娃娃”的仪式过程,可以发现,运河变迁造成了沿线碧霞元君信仰的流变,受其影响,沿运一线形成了城—镇—村三级信仰体系,这种格局直接影响到当下的信仰状况。     

明清时期泰山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空间研究——从碧霞元君上中下三庙说起

泰山有两位主神,分别为泰山神和碧霞元君。明代以前,泰山信仰的主神是泰山神,明代以后,碧霞元君信仰超越了泰山神,人们在泰山上下和泰安城内外,创建了大量碧霞元君行宫,还对一些祠庙进行改造,主祀碧霞元君。清初,参照东岳庙上中下三庙之制,碧霞元君也有了上中下三庙。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明代以后泰山地区泰山神和碧霞元君地位变化和信仰势力消长,在祠庙空间布局上的体现。     

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

作为道教女神之一的碧霞元君自明代起开始在北京扩展其力量，清代时成为京城中最重要的信仰神灵。她在皇朝提倡与鼓励下，成为各阶层人们共同的神祗。碧霞元君的庙会则成为京城民众的主要活动场所。     

大传统与小传统: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是碧霞元君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呈现出庙宇数量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等特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碧霞元君信仰大多持默许和认可态度,并试图借助祀神活动传达官方祭祀理念,进行社会教化.地方官员和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表达了他们试图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的强烈愿望.相较地方官员和士绅,普通民众崇祀神灵的目的则较为简单,带有显著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的特征.在满足其自身信仰需求同时,神灵信仰也起到了增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地域认同的作用.地方家族也利用重修庙貌、祭祀神灵等手段,实现庙宇与宗族的结合,以此达到增强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目的.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官员、士绅和民众共同参与到信仰活动之中,使得信仰在地方社会不断得以延续和传承.     

近三十年来碧霞元君信仰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碧霞元君信仰是我国明清乃至近现代重要的民间信仰。近代以来碧霞元君信仰文化引起了国内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碧霞元君信仰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大量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仍存在些许缺憾,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试述泰山碧霞元君演进的三个阶段

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可将泰山碧霞元君的演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由曹操的名篇《气出唱》创造出泰山云霞仙境中的天仙玉女这一审芙意象，曹植、李白等诗人又不断加以描写、渲染，从而使泰山玉女在中固古代社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然后，宋真宗为这位神女易玉像、砻石龛。引导泰山玉女从诗人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了香火缭绕的宫祠。最后。明宪宗修宫祠、赐颠名，其影响所度，使得明清时期的碧霞元君在京城及全国各地建庙，香火大盛，碧霞元君一名也沿用至今。与此同时，道士们一方面凭着斋醮科仪、住持焚修和承办庙套、营造节庆的狂欢气氛，对泰山玉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炒作；另一方面凭着一片赤诚，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博得了几代朝廷及地方官员对各种奉祭碧霞元君活动的赞赏和支持，这就使泰山碧霞元君成为中国道教的一大主神。     

清末泰山信仰在海岱间的传布——以青山碧霞宫与大泽山日照庵为中心

就山东一境而言,泰山崇拜和碧霞元君信仰在海岱之间自西向东传布。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泰山信仰传布的力度从明代至清前期渐趋增长,而自光绪末年至民国却是一个转折。本文选定青山碧霞宫与大泽山日照庵两座庙宇作为研究中心,来探讨泰山信仰清末民初在泰山到滨海一线的传布情况。泰山信仰在海岱之间传布过程中,受到空间距离、地域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呈涟漪状,以泰山为中心,越趋向边缘（边远）地区,影响力越弱;即使有稳定文化内核的碧霞元君信仰,也经受了诸多损益,多种神灵品格层累而至于在青山庙宇出现相互矛盾的几个碧霞元君,在大泽山也经历了从碧霞元君到无生老母的主神转变。     

清代东北地区的碧霞元君庙

移民在进行空间移动的同时 ,也在传播其精神文化如风俗、信仰、习惯等。本文就清代东北地区出现的众多碧霞元君庙 ,从移民角度 ,通过多个个案的分析 ,证实这些祠庙正是由鲁冀豫等地移民建立的 ,同时指出东北的碧霞元君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混杂 ,如碧霞元君、观音、斗姆的合祀或难以区分等。     

30年来近代华北泰山信仰礼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0年来,海内外学界在近代华北泰山信仰礼俗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主要以"国家—社会"的视角讨论了近代北京妙峰山的庙会、碧霞元君的"标准化"、碧霞元君的形象建构及其变迁、泰山信仰礼俗与民众生活等专题。这些研究成果在新史料发掘、新视角运用、跨学科对话等方面各有优长,但也存在着视角单一等局限。未来相关研究似可以注意以下方面: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增强田野调查力度,尝试运用"区域社会史"视角,建构以"日常生活"为观察起点与归宿的中层理论。     

泰安市民间寺庙遗存与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研究

在调查泰安市域民间寺庙遗存现状的基础上,探讨该区域内民间寺庙的空间分布状况和特征,分析各寺庙供奉神灵状况,进而研讨泰安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本研究发现,泰安市民间寺庙与民间信仰遗存分布广泛,民间客观存在着以观音、碧霞元君和阴司崇拜为重心的寺庙与信仰分布,并且各类寺庙与信仰随泰山、大汶河以及交通要冲等地理因素呈现若干空间分布特征.     

寿县四顶山奶奶庙“抱娃娃”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安徽省寿县四顶山的“顸”是与东岳庙有关的道教建筑物的称谓，而非人们普遍认为的“山顶”的意思。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奶奶庙庙会期间的抱娃娃习俗，是当地群众对碧霞元君信仰的一种体现。根据田野调查，从许愿者、还愿者、旅游公司3个视角，针对参与抱娃娃习俗的不同角色，对“抱娃娃”习俗的灵验性、功能性、象征性、仪式性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抱娃娃习俗是人们精神层面的认知模式，是作为文化符号嵌入民俗的。     

黄帝与曲阜、泰山故事对华夏“大一统”的影响——兼论“一切历史都是形象史”

泰山为上古华夏之中心,黄帝生于寿丘(曲阜),于泰山下战蚩尤、受天书,为泰山置包括碧霞元君在内的“玉女七人”,于泰山之巅“会诸侯”“合鬼神”、行封禅,乘龙升仙。黄帝是最早提出“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之“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人物,其生身事业、狐死首丘于曲阜以及与泰山的故事,是曲阜——泰山为齐鲁文化象征的叙事背景成为整个华夏文化主轴的象征。黄帝作为史学累积与文化创造之共铸形象,其形成、作用与影响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形象史”。     

二十世纪日本社科界泰山研究动态

二十世纪日本社科界对泰山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是宗教信仰研究,其成果最多、最成熟,其中对泰山府君、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其次是研究唐传奇,尤其明清小说中反映的泰山信仰,另有对泰山信仰与当地民俗的关系的研究,中日石敢当信仰比较研究.谣曲《泰山府君》传播较广,而泰山诗歌主要在翻译介绍,汉诗中创作少,研究也少;散文方面主要体现在明治维新之后游记创作数量多,而研究少.此外,对泰山旅游方面的介绍、研究,近代以来渐多,是未来主要的研究趋势之一.最后,对泰山石刻书法的欣赏和研究较多,还有一些研究泰山封禅的论文和日本学者翻译、介绍泰山的译著.     

泰安区域文化特色述论

本文是《山东文化通览.泰安卷》绪论中的一部分,主要概括泰安区域文化的特色。地方文化的特色常常是整体历史进程在地方演进的特殊方式,故而与地方风物有密切的联系。大汶河将泰安历史定格在公元前八千年,泰山将山岳文化引入政治圈,汶阳田蕴育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东平湖融汇了多元文化,近邻孔子引领了泰安人们精神世界,东岳大帝、碧霞元君是泰安神文化的载体。皆泰安特有,非其他地域可比。     

福建涵江霞徐妈祖信仰调查

简述福建涵江传播妈祖信仰的历史背景。通过对涵江最具代表性的妈祖庙霞徐天妃宫的田野调查,结合相关文献,描述该妈祖庙的历史与现状,并探讨涵江霞徐妈祖信仰的一些特色。     

……我不怕……我有信仰……

巴金先生在《爱情三部曲》的前记里写道 :“我永不能忘记的是这样的两句话 :‘我不怕……我有信仰。’”反复阅读巴金先生自己亦喜爱的小说《电》 ,我感觉这句话就是对这篇小说最贴切而精辟的注脚。换言之 ,《电》的灵魂即为信仰。小说从始至终给我的最深感受是“人的神化”。看这篇文章 ,有时觉得像是在读一篇神话。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怀着无限高尚的理想和纯正无邪的信仰 ,为之“六亲不认”(篇末佩珠毅然坚持不去S地料理父亲之事 )、“抛妻弃子”(雄与同居仅两个月的碧的生离死别 )、“舍生忘死”(此例更是不胜枚举 )、前仆后继。我不禁想…     

李鸿章与“球案”

晚清时期,日本无故侵吞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引发中日琉球问题之争。清廷重臣李鸿章主张通过外交途径,以“据理诘问”的对日方针,解决纠纷;在清廷准备与日本议结“球案”之时,李鸿章又建议琉球问题“惟有用延宕之法最为相宜”。李鸿章在清廷处理琉球问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李鸿章的浅见和软弱,导致清政府在“球案”交涉中的败局。     

戏曲与时代同步——从王魁三变谈起

王魁,据宋周密《王魁传》载,名俊民,字康侯,宋代山东省菜州掖县人。生于景祐丙子(1036)。弟定民与苏轼兄弟游,有名于世。俊民为嘉祐辛丑(1061)状元,签徐州判官。嗣充南京发解官。因狂疾服金虎碧霞丹而卒,时为嘉祐癸卯(1063),年仅二十七,其人刚峭笃学,洁身自好,有“爱自如冰玉”之称,了无负心之事。可是,他在戏曲中却成了负心汉的曲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