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新出土韩愈碑碣考

2006年6月13日，河南省修武县出土了5块与韩愈有关的石碑，分剐是：宋熙宁三年《唐韩文公故里》碑、明嘉靖四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墓》碑、明隆庆五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清嘉庆二十年《韩文公祠祭田》碑，以及清道光二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根据不同史料考证，这5块石碑应是修武韩愈后裔于民国年间利用旧碑刻制伪造和新刻而成，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修武韩氏为韩愈后裔的称号，纠正清乾隆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的圣旨。     

《泰安州提留香税疏碑》考论

今存岱庙之《泰安州提留香税疏碑》刻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系一份由刑部起草发出的公务文书,事关泰山香税银两支付事宜。该碑所载的内容及行文,可如实地说明清代泰山香税提留的历史事实,而作为文书本身也是那一时期行文规范查考的依据与见证。     

泰山 :一部中国书法史

泰山是一部厚重的书法史,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历代不乏书法大家,在泰山留下了众多的在书法史上有显赫地位的法书名刻。其中以秦《泰山刻石》,汉《衡方碑》、《张迁碑》,北齐《泰山金刚经》,唐欧阳询《房彦谦碑》、李隆基《大观碑》,宋赵佶《大观圣作之碑》,明顾有初《玄帝宫碑》,清何人麟《杜甫秋兴八首》九大名帖,集篆、隶、楷、行、草之大成,名垂书史。泰山书法,造就了书法中的泰山。     

晋商创办的早期报纸——《明报》

民国期间留存的山西县级报刊并不多见。1924年祁县商帮出资创办的祁县《明报》,是民国期间山西省县级区域所办报纸中较早的一种,也是现存县级报纸中最早、最为完整的报纸。民国十四年（1925年）《明报》实物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祁商提供了新的史料,弥足珍贵。     

大爨碑管窥

大爨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洲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高近丈,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清道光年间,云南总督阮元在陆良访得、始著于世。 爨碑于清代出土后,引起人们广泛重视。解放后,国务院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大爨碑现存陆良薛官堡,小爨碑现存曲靖一中。前者称为《爨龙颜碑》,后者称为《爨宝子碑》。之所以称为“大”、“小”,系以碑版规模区分。历来并称为“二爨”或“南爨”;与“北碑”齐名。大爨碑立碑距今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小爨碑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八年。小爨较为完好,字迹清晰;大爨全文仅十数字漫漶难认。这两块碑,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及六朝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安晚轩记碑

《安晚轩记》之碑刻立于元惠宗元统三年(1335)六月.原石现存杭州孔庙(杭州碑林),陈列于"宗教碑"碑廊(见右上小图).是碑圆首,篆额"安晚轩记"4字,额之左右仿汉画像碑,刻有麟、凤二像.原座已佚,碑石高152.5cm,宽78.5cm,厚20.5cm.碑文楷书,并题、署凡21行,记文界格书写,满行35字.杜正贤主编《杭州孔庙》一书收录.     

从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看《蒙古字韵》的编定年代

通过对写刻于1275年的八思巴字碑刻《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的用字进行研究,发现其所涉及到的韵母、韵部与《蒙古字韵》的相符程度很高。该文献共出现95个八思巴字字头,而真正关系到韵字归部的与《蒙古字韵》的差异仅有一处,即■(-■-)尧。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在《龙门神禹庙圣旨碑》(1275)写刻的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作为八思巴字书写规范依据的《蒙古字韵》应该已经成书。     

晋商创办的早期报纸——《明报》

民国期间留存的山西县级报刊并不多见。1924年祁县商帮出资创办的祁县《明报》,是民国期间山西省县级区域所办报纸中较早的一种,也是现存县级报纸中最早、最为完整的报纸。民国十四年(1925年)《明报》实物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祁商提供了新的史料,弥足珍贵。     

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所处地域和朝代的考订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爨宝子碑立于东晋时期，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时期，二者均属于“南碑”。因为南碑数量较少，爨龙颜碑不能单独形成一种书体（爨体），而且当时北魏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影响较大，所以也就把该碑归为魏碑体。     

从碑刻资料看清代后期西北地方官府的“善后”工作——以舟曲《善后条规之碑》为例

清代舟曲的《善后条规之碑》是西北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反映地方官府"善后"工作的碑刻。通过对碑文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该碑刊刻的历史背景,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清代后期地方官府在"善后"事宜中所采取的措施及起到的效果。碑刻还记载了舟曲地区书院、义学的恢复和发展情况,这一文献记载可以补充地方史志的不足。     

刘元堂书画印作品选

刘元堂，1972年生于山东乳山。海岬书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二十一岁师从琅琊张弩先生习碑法，作品曾参加首届中国书坛兰亭四十二人展、首届全国青年展（获奖）、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大展（获奖）及第八届国展（获奖提名）等展览。书法论文发表于《中国书画》、《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现为南京艺术学院2005级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徐利明先生。     

各民族共同守护边疆的实证：拉萨布达拉山噶尔弼汉文摩崖文本及价值

噶尔弼汉文摩崖位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之红山东侧,是清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1720-1722）驱准保藏中南路清军将领噶尔弼所撰刻,是此次行动后刻制于西藏拉萨的汉文摩崖六处之一。噶尔弼汉文摩崖在六处摩崖中唯一记载康熙末第二次驱准保藏中南路清军首次由川藏道入藏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该摩崖刻制后,经入藏官员人士收集,以“用昭万世摩崖”“征西将军噶碑”“定西将军噶尔弼平定西藏碑记”“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第一碑文”等名流传于世。文章依据驻藏大臣著作、川藏地方志所录碑（摩崖）文,根据仵君魁、邓锐龄二位先生的识读与考证,对此摩崖内容及流传文本等作进一步研究,分析噶尔弼汉文摩崖为何出现多个文本,梳理对比不同文本,指出雍正《四川通志》所载文本对后世的影响,探讨此摩崖在补史证史、清代川藏道开辟、推动汉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价值。     

泰山“鸳鸯碑”史事新笺

泰山鸳鸯碑立于唐显庆六年（661）,为李唐及武周七帝（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及周武则天）遣使诣岱建醮的纪事碑。唐代题刻共29则,纪年始于显庆六年（798）,迄于贞元十四年（798）,时间延续百三十七年之久。 由于鸳鸯碑刻词多言醮章功德之事,非大雅之作,故明以前一直未引起重视。清顺治间顾炎武访获此碑,始加考订（见《金石文字记》）。此后朱彝尊、阮元、武亿、王昶、陆增祥、陈垣等皆对是碑有所考论,其中以王昶《金石萃编》之记述最为博洽。 不过昔贤虽用力甚勤,但其考证仍有一二疏略之处。因取新旧唐书、通鉴、全唐诗文等唐代史料,与双碑之题记互为比勘,其中对碑文有涉唐代政治史事者,尤为致意。幸于昔贤之后,继有所获,或可印证旧史,或可补缺订误,而有唐百年中政治兴衰之大端、社会面貌之大略,亦可从斯碑中概见。足信贞石证史,洵非虚言,因撰小文,略发幽微。     

用家族小说模式叙写灾难中的人性善良与崇高——读张浩文的长篇新作《绝秦书》

《绝秦书》用家族小说的框架来叙写1929年（民国十八年）发生在陕西的一场旱灾，与《温故一九四二》等其他写灾难的作品相比，《绝秦书》以家族小说模式叙写了灾难中人性的善良与崇高，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它的成功之所在。     

杭州历代石刻名迹

南朱《御枇石经》，又你《南宋太学石经》《南朱石经》。现藏杭州碑林。石经为宋高宗赵构（1107-1187）亲笔所书，部分为吴皇后代笔，时间约在绍兴五年至十三年（1135-1143）。临安知府张墩奉诏摹石，刊刻于绍兴十三年至十六年（1146），立于临安太学（今杭州庆春路西端前洋街岳飞旧宅）。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全帙，节录《礼记》五篇和《论语》《孟子》等七经，卷末皆刻秦桧跋语（后皆毁去）。淳熙四年（1177），诏临安府特建“光尧石经之阁”贮立之。宋人《中兴小纪》《四朝闻见录》《石刻铺叙》等均有记载。     

唐郑畋《壁州新建山寺记》及其文献价值

今四川省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存有一宋代重刻碑，乃唐末名相郑畋撰《壁州新建山寺记》。文章可廓清郑畋卒年、卒地、郑凝绩任刺史的情况及纠正前人记《壁》文所作时间的错误。     

周祜著作《大理历史文化论集》出版

我校南诏史研究室周祜副教授长期热心于地方民族古籍、古牌刻、宗教、语言文字、民俗的考察和研究,退休后,矢志不移,成果颇丰。近年来,他把曾发表的相关作品编辑成《大理历史文化论集》,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和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发行。该书主要内容有云南及大理著名的“三碑”考释(《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山花碑》)、《云龙记往》笺注及大理元碑、梵文碑、本主信仰、白语文的探讨等。独道见解的考释,鲜为人知的探讨,构成该书的显明特色,是一本研究云南及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晋商票庄渊源之考证

山西票号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但晋商票号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商帮究竟源起何时，在清史、民国史及野史里均未有明确的记载。编撰于民国六年（1917年）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中，山西票号创设于清朝初年的论述较客观可信。元宝、银锭《目录》的实物反映出明末的特征，元宝、银锭《目录》的内容揭示了山西票号创设年代应该在清朝初期。大玉川、合盛元、大德兴茶庄成立之初便是茶业、汇兑、存贷兼营，这说明晋商票号与晋商茶庄一样诞生于清初。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心传字策之，四川人，南宋著名史学家，官至工部侍郎。此书四十卷，包括甲集二十卷，嘉泰二年（１２０２）成书；乙集二十卷，嘉定九年（１２１６）成书。专载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１１２...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也应追求公平正义——读《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原则探析》有感

近日读了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原则探析》一文,笔者认为是对时下知识产权赔偿方向上的一次矫正之作。目前,在知识产权界围绕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应采纳补偿性原则还是惩罚性原则的论争中,一些讨论已沦为＂原理＂之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