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兼谈蒲松龄的美学理想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中,约有半数,篇后作者都来一个“异史氏曰”,发一通议论,这在小说创作上,似乎是蒲松龄的一个创造。其实,这是学太史公的,表示自己不是写小说,而是写历史,只不过是写有别于正史的“异史”。蒲松龄对太史公大概是很敬慕的,他不仅“写《聊斋》用的是《史记》笔法,与《史记》有相同处,也有发展”,使《聊斋》具有记传体性质;而且仿效司马迁所总结的“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古     

我国四大名著书名的由来

《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还有《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但都没有《红楼梦》更符合原书旨意。原书的“凡例”说,“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意思是说,整部小说写的就是红楼一梦。“红楼”和“朱门”一样,是古代王侯贵族住宅的代称。不言而喻,“红楼梦”就是说红楼贵族的显赫无非南柯一梦。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比较——《（文选）成书考说》之二

《文选》之置“述”体与“剪截”史书之某篇相对独立的部分为文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显然是受了《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当然,两书间存在着集“清英”与辨“流别”、时域大小、崇“古”和重“今”、价值取向、对“变”之看法、集部封域之清晰与模糊等多方面的不同以致大异,然这往往亦是后者因之前者所致。比观彦和与仲伟所不满意者而未尝没有不大启之者及从异的角度考察《汉书》之于《史记》、《后汉书》之于《汉书》和《史记》所得等,思过半矣。     

专名的涵义与指称研究述评

专名涵义与指称的研究源于密尔关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论,"历史因果说"和"摹状词说"分别突出了对专名某些方面的理解。在围绕专名有无涵义及专名指称对象的探讨过程中,两种理论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认识这种一致性,必将促进人们关于认知的思考。     

我校馆藏前四史版本述略

范文澜说“四史之名见于《隋志》”,历来“四史”并举或以之为书名的并不乏其例,但其所含子目却不尽相同。如《四史疑年录》为《史记》、前后《汉书》和《晋书》;清同治11年成都书局据殿本所刊的《四史》,则为《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本文所称“四史”,即同后声。今特冠以“前”字,以示明确。     

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斯言不虚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下,《春秋》《左传》相继问世,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历四、五百年,到汉武帝时,海内一统,汉帝国繁荣昌盛,一代大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推出了史家绝唱的《史记》,使中国史学一下子走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峰。这就给以后的史家提出了难题;此后的中国史学会怎样发展?能否     

谈太史公讽刺之“奇”——《史记》的讽刺艺术之一

《史记》问世后,历代的学子文人对作者的思想倾向、学术贡献和艺术成就,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要真正读懂和深刻理解《史记》,确是不容易的,司马迁自己就说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宋代苏辙曾经这样评论太史公的文章:“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明代的学者归有光也曾说“《史记》好奇。”的确,太史公的文章“颇有奇     

汉乐府札记

班固《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同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由于有这两条记载,后来便有人认为乐府是在汉武帝时才建立的,如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便说:“武帝崇礼,始立乐府。”颜师古在注《礼乐志》那条材料时也说:“始置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但《汉书·礼乐志》另有一条记载说:“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萧管。”司马迁《史记·乐书》也有一条材料说:“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肄)旧而已。”这又说明乐府之名在武帝前早已有之了。于是又有人认为班氏所记,显然自相牴     

科技论文前言的写作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写论文也是这样,提笔在手,常觉难以落笔,而最先触及的就是前言。其实,只要掌握了前言的写作特点、方法和要求,加之“读书破万卷”的功底和自己的写作实践,也就不难于“下笔如有神”了。前言,亦称“前记”、“序”,“叙”、“引言”、“弁言”等,可由作者本人写,也可由他人撰写。其位置现在一般置于文章或图书正文的前面,但在古代也可列在书尾,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就是如此。后来,前言的位置一般固定在书前,而把列于书末的称为“跋”或“后序”(今称后记),这二者的写作体例略同。前言有时也可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表现出既与正文相关,又可脱离开正文本身而存在的特点,从而反映作     

情深而文挚 气积而文昌——读《项羽本纪》兼论《史记》的文气

历来论司马迁之文,莫不推崇《史记》的文气。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后人犹以《史记》和《汉书》相较,认为:“《史记》气勇,《汉书》气怯。”“《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可见历代论家,都非常重视对《史记》的文气的品评和总结。关于文气,清人刘大櫆论述道:“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按照刘大櫆的意思,气是指文章的气势,神则是统摄气而表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精神和情感。也就是说,所谓文气,就是文章的内容与作品的情感相统一,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气度和气韵。文气导源于作者的个性感情,凝聚着作者的气质、才性,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征。作者性情富赡,精酣神足,胸中郁勃喷薄     

庄蹻西征行军路线考

楚将庄蹻西征夜郎是文献记载中华夏各国最早在这一地区进行的军事活动。这次西征的时间和路线,文献有两种不同记载:《史记》、《汉书》所记是“楚威王时”“循江上”《后汉书》所记是“楚顷襄王时”“从沅水伐夜郎”。在时间问题上,目前我国史学界多数学者主张以《后汉书》所记的“顷襄王时”为淮;而进军路线问题则迄今仍无定论。木文主张应肯定《史记》的记载,兹考证如下: 庄蹻此次出征,《史记·西南夷列传》写道:“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踌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欲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比较——《〈文选〉成书考说》之二

《文选》之置“述“体与“剪截“史书之某篇相对独立的部分为文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显然是受了《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当然,两书间存在着集“清英“与辨“流别“、时域大小、崇“古“和重“今“、价值取向、对“变“之看法、集部封域之清晰与模糊等多方面的不同以致大异,然这往往亦是后者因之前者所致。比观彦和与仲伟所不满意者而未尝没有不大启之者及从异的角度考察《汉书》之于《史记》、《后汉书》之于《汉书》和《史记》所得等,思过半矣。     

《易经》管窥——兼与高亨先生商榷

现存《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关于其成书,自《史记》、《汉书》之后,传统的说法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认为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至孔丘,方有七种十篇的《易传》之文。此说虽属臆断,然却道出了其《经》与《传》分属不同时期而作的客观过程。事实上,早期的《周易》写本,《经》与《传》乃是明确分开,并未混在一起。只是到了     

西汉史上的一桩疑案

吕后病逝后，功臣集团和刘氏宗王势力联手，迅速剪灭了吕氏外戚集团。吕氏集团覆灭后，大权在握的功臣集团声称少帝刘弘“非刘氏子”，将其废黜，继而杀之，改立汉文帝刘恒。此段公案疑点甚多，但由于功臣集团剪除吕氏势力的举动为后人所肯定，文帝刘恒又是历史上有名的治世明君，故后世文家未见有人对功臣黜、杀少帝的理由提出怀疑。笔者在研读有关史籍记载后，对少帝弘“非刘氏子”的说法提出以下辨析意见，特使教于高明。一、太史公从未说过惠帝无嗣太史公述及少帝弘身世的史料有三，见诸《史记·外戚世家》及同书《吕太后本纪》。《外戚…     

“憺漪子”是黄周星吗——为《西游证道书》批评者正名

有论者提出黄周星为《西游证道书》独家“笺评”的说法,中华书局据之将其书名先后改为《西游记——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与《西游记》的举措,都是有违于《西游记》版本演变史的历史真实的.因为《西游证道书》笺评中的“憺漪子”不是黄周星,《西游证道书》中的点评人也不是黄周星,《西游证道书》的书名更不是《西游记》.     

略论模态语境中指称的隐晦性问题

模态语境中指称的隐晦性问题一直是模态逻辑研究的重点。迄今为止,逻辑学家已经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CHURCH方案,一是通过将专名和摹状词加以区分并论证专名是否有涵义的方案。着重讨论和分析第二种方案,从专名是否有涵义与语境关系角度审视模态语境中指称隐晦性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张和观点。     

从楚庄王“一鸣惊人”管窥太史公的政治观

《史记·楚世家》有楚庄王“一鸣惊人”的记载,但在《左传》甚至现在的其他典籍中找不到确切的依据,因此难以通过文献考据的方法证实它的真实性。不过,将其与《史记》中其他几位春秋霸主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太史公无一例外地对《左传》的相关记载作出了有意识的改造,以更加凸现他的“内修而外强”的思想,因此,关于楚庄王的这段叙述又是合理的。同时,从上述这些历史事件中,还可发现太史公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对人心向背重要性的清醒认识。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

司马迁一生约与汉武帝统治时期相始终，汉武帝是“雄才大略”①的君主，司马迁是号称“良史之材”o的史家。如此史家写如此君主，自为中国史学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司马迁对汉武帝持何态度呢？自从《史记》问世以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是采取“讥刺”“贬损”态度的，如汉昭帝曾言：“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徽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土也。”又如东汉末年三允就称《史记》为“谤书”③。另一种则是肯定的，以班固等为代表。其如“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     

《史记》400年后定书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的编撰者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按常规来说,无论古今中外书名都是由作者自己定的,或在腹稿构想时,或在写作过程中,最迟在定稿后刊印前已敲定。然而,《史记》的定名并非司马迂自己所定,而是在他逝世400年之后,由公众定下书名。     

《太平御览》引《史记》校札

司马迁继《春秋》而纂史,成《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凡五十余万言。这部被后世称为《史记》的煌煌巨著,是汉武帝以前中华学术文化之总汇。《史记》刻本产生于北宋淳化五年,与唐以前写本文字多有不同。《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引用了大量唐以前文献,《史记》是其中之一,且尤为丰富。本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82年出版)为据,广参王念孙、王叔岷等诸家之说,考证了刻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为《史记》文本的整理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