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热”探源

本文认为：“毛泽东热”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心理原因。毛泽东的伟大是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部分人才市场经济的歪曲认识是其产生的现实原因；而部分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再认识心理以及从众心理是其产生的心理原因。研究“毛泽东热”对于我们领导者、理论界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振兴实业”思想今议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在我国目前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追溯历史。探讨一下近代“振兴实业”的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考辨：“史相”与“史实”之间

目前所存“十六国”史料中，保留了十六国君臣引用“汉朝故事”及在实录后加入“如汉朝故事”之类的记载，这是十六国史官为构建“华夏化”政治体形象编排的“史相”,而“史实”是两汉以来经史分离，史学地位提高，《汉书》因特殊的历史地位而被广为传播，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使“史相”与“史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利用汉朝的政治资源促进了十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浅析学习《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毛泽东思想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理论知识，借鉴毛泽东思想中的方法论研究现实社会，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现实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鸟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从题材选用看屈原与战国士文化之关系

题材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更是作者思想向度的反映。屈原作品题材中“两美遇合”与“现实之境”相融，“法先王”与“法后王”并举，“言治”与“言巫”同列，不仅反映了屈原对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汲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屈作自成一家的原因。     

《故事新编》新论

鲁迅通过对“脊梁崩溃图”和“小东西得势图”的绘制，对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表现了鲁迅的痛苦复杂的矛盾心情和对此的超越，以及不忘现实的战斗精神。     

在“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两个基本要素的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的结合更是其历史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的结合过程中,表现出了两种基本样式：其一,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二,强调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理论之源·历史之证·现实之需：“两个确立”生成逻辑的三维透视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重要政治成果,蕴含了科学的理论逻辑、严密的历史逻辑与明确的现实逻辑,是理论、历史和现实“三维逻辑”的整体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历史逻辑看,“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必然证成;从现实逻辑看,“两个确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抉择。从理论之源、历史之证和现实之需三个维度,全面地领会“两个确立”生成逻辑,是深刻理解其决定性意义和实践要求的根本前提。     

李洁非：“转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作为一位多栖的著名文化学者和学院派作家，40年来，李洁非在写作上始终坚持将学术与创作融为一体，并经历了一个“由文入史”而“文史融通”转变。在此期间，李洁非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开辟新的研究阵地，通过自我转型的方式来持续推进自己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学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寻找历史发展的秘密，更深层次地探究中国式发展的文化基石。同时，他还以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进行写作，反哺着行进中的当代社会，在学者、作家中独树一帜。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历史哲学》绪论解读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既不同于“普遍的人类历史”又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的“世界通史”。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特定内涵集中于《历史哲学》的绪论部分。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其合理性体现在精神自身发展的辩证历程之中。因为精神自身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所以现实的世界历史行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一思想成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源头。     

关于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的几个问题

党领导下的城乡基层组织建设史,是党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在党史研究中,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成就和失误,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事求是,是党史研究应当坚持的党性原则,也是党史研究科学性的基本要求,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性是统一的;从史学角度对党史研究进行研究,总结党史研究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深化党史研究,更好地坚持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性。党史教育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和把握党史教育的规律,克服党史教育中的形式主义,把党史教育和加强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史教育的实际效果。     

历史 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具有历史本体和历史意识两重含义,历史本体是客观的,而历史意识具有主观性。对历史的认识要受历史观的支配,西方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经历了英雄史观、道德史观、天命史观、理性史观、历史哲学的演进,这些理论虽然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但都是当时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优秀成果,都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阶梯,为唯物史观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前提。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变革。     

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 ,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 ,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 ,也更不成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 ,而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极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但口述史研究不仅不能因此而抛弃文献、看轻文献 ,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 ,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 ,换句话说 ,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 ,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     

“诗史互证”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实际上是文学史教学的延续。其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诗史互证"的过程:"以诗证史",重在对于文学史知识的认知与把握;"以史证诗",重在对于文学史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纯文学观与新文学历史建构——以司马长风文学史书写为范例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曾是一些文学史家的执着追求,这以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为典型。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有其合理根据,并在文学史建构中有重要意义,但现实语境并没给文学留下超然的纯洁空间。纯文学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一样,都会显示出它们的极端性与片面性而扭曲文学史面目。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法史学解读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史的贡献问题,有开山鼻祖说、学科设置贡献说、副产品说等几种说法。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如:1.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对象应设定为历朝历代法制的整体;2.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3.注重中国法制史学科功能的发挥和实现;4.法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历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绝对精神与黑格尔的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世界历史

在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自我意识理解的基础上逻辑地推导出世界历史是一个社会阶段——近代日耳曼世界阶段,并且世界历史就是近代日耳曼白人精神的历史。世界历史不是人们常识所理解的整个人类文明史或者黑格尔的自古代东方世界至近代日耳曼世界的世界历史。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中的世界史观地位述评

赫·乔·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在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仅仅因为其在世界史普及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是一部基于新世界史观的开山之作。《世界史纲》迎合了时代、社会对史学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对传统世界史观的突破,其观念已经具备了新世界史观的基本内涵。韦尔斯作为新世界史观首倡者之一,其史学思想尤其是世界史观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构筑在历史真相和个人想象之间的书写——从几个文本到重构文学史的联想

文学史的书写者应该是带有专业审视眼光的阅读者、接受者,也应该是敢于对历史"改写"的文化立场鲜明者。从对待历史的态度、个人书写痕迹、评价文学的标准、政治色彩、"经典化"问题、写作模式问题等多方面考察几本新近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史的写作最后总还是一种操作行为,它在历史的表象和记录之间寻觅点滴空白和沉淀,"补白"和"开掘"是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这里的书写者始终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者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