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的“新科学史观”及其启示

英国著名学者劳埃德（Geoffrey Lloyd)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上进行了系列讲演，通过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科学史的比较研究，阐述了他的“新科学史观”。本文试图解读他的这一新史观，进而阐发对思考“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及“李约瑟难题”等相关问题的启示。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原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厚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名词审定工作要持续不断地开展——高俊院士访谈录

他是一位测绘工程与技术的教育工作者；他将计算机技术引人中国地图学之中，为地图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动力；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制图专业，以及第一个战场环境仿真实验室；他将虚拟现实技术与数字地图技术相结合，实现了从阅读地图到“走进”地图的飞跃。他就是中国现代地图学的开拓者——高俊院士。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中国图学名词溯源

图学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和图样名词的厘定映射了中国古代图学的科学成就。这些有关图学的名词,所涉学科甚多,门类甚广,表现了极为深远的图学社会化内容。文章以此为题,探讨了中国古代地图、建筑图、机械制图等图学名词的历史源流。     

中国图学名词溯源

图学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和图样名词的厘定映射了中国古代图学的科学成就。这些有关图学的名词,所涉学科甚多,门类甚广,表现了极为深远的图学社会化内容。文章以此为题,探讨了中国古代地图、建筑图、机械制图等图学名词的历史源流。     

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

唐朝僧一行提出过“天下山河两戒”的地理观念，“两我”是指两条由山河构成的分割“华夏”世界与非“华夏”世界的地理界限。在唐朝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两戒”观念曾影响了人们对天下山水格局的理解。一行的“天下山河两戒”观念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古代天文学中的分野理论。第二，先秦时代即开始强调的人文地理方面的所谓“华夷之辩”。后来有人按照一行的这一地理观念编制成地图，该文讨论的是两幅宋代的一行山河图。     

经学独尊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恶劣影响

中国古代明显存在一个经学独尊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不能用“生产决定论”来解释。在这一文化格局中，科学受到了经学的抑制。然而，为了摆脱这种抑制，科学又被迫依附于经学。从而，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神秘主义”的畸形怪胎。经学独尊严重妨碍了中国文化结构的改造和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两大“顶尖技术”被盗始末

瓷器与丝绸是中国的两大金字招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独门绝学”，既挣来成箱的黄金白银，也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天下谁不知道“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中国人自吹自擂；而是西方学者的馈赠。     

中国古代没有生物进化思想吗?——兼与李思孟先生商榷

在区分“生物进化思想”与“生物进化论”这两个既相关又有别的关键概念的基础上，本从理论和实例两方面都得到了与李思孟先生“中国古代没有生物进化思想”相反的论据和结论－即中国古代特殊的人（特别是有机自然观的科学思想传统）和地理（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作物及家养动植物的起源地之一）环境，不仅有助于而且可以产生丰富的生物进化思想，这些生物进化思想在激励和指导中国古代遗传育种的伟大实践中反过来又被进一步充     

葫芦考略

葫芦被我国古人当作瓜类的一种，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距今七八年千的我国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它的残果和种子遗存，文字记载也很早。它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除果实和叶子供食用和作药物外，成熟的果实还被用来制作各生活用具、乐器等等，另外瓜瓤被用作喂猪，种子被用于榨油浇制蜡烛，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出于对这种植物极端推崇的缘故，古人甚至认为人类也由它发源而来。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葫芦应是一种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原产地可能在华南或华西南。     

石黄与雄黄——兼谈陕西茹家庄出土织物印痕上的颜料

石黄和雄黄，既是中国传统的药物原料，也是传统的矿物颜料。中国利用这些矿物治病、炼丹药、涂饰物品和作画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一些讲中国科学史的书，常常提到这两个名称，并把它们当作一种矿物，以为毫无分别。根据古文献中对石黄与雄黄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的描述，它们无疑是两种不同的矿物，雄黄应是鸡冠石，即二硫化二砷（As2S2），石黄应是属于铬合物的铬酸铅（PbCrO）。用作涂绘的颜料，因消耗量比较大，大多容易采集且价格便宜，唐以前雄黄较石黄昂贵稀少，故用以充当涂料的多为石黄。     

斜栱演变及普拍枋的作用

辽金时期，木构建筑（含仿木结构的砖石塔）的外檐补间铺作多为斜，这种独特造型是由传统的抹角演变而来的，是在增添普拍枋的前题下产生的。普拍枋的采用，引起了补间铺作趋同于柱头铺作、偷心造转为计心造、多朵补间铺作取代单朵补间铺作的连锁反应，使檐下斗由伸臂梁式结构变为空间网架结构式的斗层。该文以考证斜的演变为点，扩展推论出普拍枋对斗层形成的影响。     

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

传统中国地图学是中国式的,具有若干特征,展现中国风格,传统中国地图学至少具有１０个特征：第１个特征是地方是其基础,即把地表视为平坦;第２个特征是计里画方的应用,第３个特征是祥于画水,略于画山;第４个特征在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许多地图以变形表示特别的观点：第５个特征是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即多方向定位;第６个特征是行政区变迁地图的绘制是中心的 定位,即多方向定位;第６个特征是行政区划变迁     

中国与朝鲜古代星座同异溯源

中朝两国古代天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观测恒星及星座的命名与证认，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朝鲜。就文献和星图进行考查和校勘，可知中国的三家星官和《步天歌》，在隋唐间即已传入朝鲜，而中国星图的东传同样极早。因而两国的星座同出一原，同属吴晋间的陈卓体系。但经唐至宋，中国的星图除描绘之误外，大致有三十多个星座，其形位发生了变化，一直流传到明末。至传教士西来，所制星图在实质上方有着极大的变动。而朝鲜星图仍保持着固有的     

艾火与天火——灸疗法诞生之谜

古代的中国人为何利用火发展出灸疗法来治病 ?艾草为什么成为灸疗法的主要燃料 ?在鬼神祟祸、成为疾病最主要来源的时代里 ,燃烧艾草后灼伤人体局部以治疗疾病的灸法到底是从哪里诞生的呢 ?灸法的操作中所涉及的火主要有 :艾火与天火。艾草最早的别名“冰台”,古人以冰制的透镜或青铜凹面镜引取太阳之火 ,艾是引火的燃料。熏之以艾 ,祓除不祥 ;艾草相当普遍用来驱毒气 ,其燃烧之后产生的气味也可以用来驱逐疫鬼罢。而灸法的诞生曾由占卜的过程得到灵感 ,巫者将灼龟观察兆纹与人体表面的血脉形象取得模拟想像。灸法使用不同的火源会产生不同的疗效吗 ?古代医家又为何坚持利用太阳之火 ?太阳之火在古代象征纯阳之洁气。透过阳燧这样通天的器物 ,汲取纯阳之气点燃属温热的艾草进而驱除疫鬼。操作阳燧的技术垄断于巫师手中 ,灸法无疑诞生于引取天火的仪式氛围。而大量出土的有关“”的文献与天火的信仰密不可分。换言之 ,火论与气论的关系 ,不仅涉及灸法的起源 ,同时 ,也是古典医学的核心课题     

王充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古人传统上认为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但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却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茅以升：中国科学社会史的前驱

茅以升（1896—1989）是中国科学社会史的前驱。他在圆周率史研究中,早于“李约瑟难题”经典论述（1944年）1／4多世纪,提出近代中国“学术不振,逐渐沦丧”的问题。他的工程社会史研究探讨了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工程的特点,提出发展我国工程必须自力更生等重要思想。在晚年,他研究中国古桥史,阐发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社会经济、桥工匠师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逻辑为何未能进一步发展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几乎同时产生了逻辑,但前者逻辑却并未像后者逻辑一样得到长足的发展,原因是什么呢?古希腊传统逻辑中产生和使用了符号促进了其逻辑的发展,西方近代逻辑的进一步符号化产生了数理逻辑,带来了逻辑史上的重大革命,现在数理逻辑是世界逻辑发展的主流;中国方块文字的整体结构特点和语言表述上的特点,以及中国汉字的自我完善性,致使中国古代逻辑不易引入符号,缺乏符号障碍了逻辑的发展,这可能是中国古代逻辑未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     

《算数书》"少广""大广"二问的释读与校勘

对<算数书>"少广"术文进行释读与算法分析,同时与<九章算术>"少广"术进行对比,认为<算数书>的"少广"术正确地选用了"最小公倍数"进行分数通分.这一算法是在对"最小公倍数"的正确认识指导下完成的,表明在<算数书>的时代,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小公倍数算法"已经十分纯熟.<算数书>"大广"问中缺失的数字,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在假定残文数字和文字无误的前提下,借助计算机的帮助,可以获得11种成立的可能;通过对<算数书>用语习惯和算法合理性的分析,确定其中2种是最可能的结果,从而为解决<算数书>"大广"问的校勘困难提出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