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算家的递加数

级数论是有清以来传统数学的主流，通过对递加数的研究，可加深了解其中的情节。递加数是清代中后期级数论中的重要内容，清代中算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该文依据原著，递归地描述其生成模型，在此基础上对递加数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表明它是产生于割圆连比例并用以确定一类无穷幂级数展开式系数的一种递归过程，从而试图反映出清代级数论所固的递归特性。     

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鉴于目前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做得多而术语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七点建议：即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完善支撑条件；扩大文科比例；联络国际和协调国内有关组织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关条款；目前研究重点应是中国术语学的方法论，并以中医术语为例说明其重要性。     

水田土壤防渗保水剂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农业用水占全社会总用水量70％，水稻在农业用水中所占比例达65％左右。从传统的淹水栽培方式看，它的耗水量远大于其它作物。     

《晓庵新法》中的常数系统

《晓庵新法》一书含有各种基本常数、导出常数、计算过程中的中间值900多个，第二卷中的200多个常数尤为重要，是推算这部历法的基础。因此，要理想解《晓庵新法》，首先要弄清每一个名词术语的具体含义。该文首先将对第二卷所列常数的含义进行详细的说明，对一些意义很不明确的术语，给出确定其含义的根据；其次，通过与《西洋新法历书》的常数系统进行比较，探讨《晓庵新法》数据系统的渊源；最后，还对《晓庵新法》中黄道距度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论技术价值的"双螺旋结构"--从技术价值的形成看技术的基本价值形态

技术的价值伴随着它的设计、发明而诞生，伴随着它的开发、生产而增长，伴随着它的应用、普及而实现。作为其“自然编码”，技术从设计到发明形成它的“内在价值”；作为其“社会编码”，技术从开发到生产形成它的“潜在价值”；作为其“社会表达”，技术从应用到普及形成它的“现实价值”。     

旧学新知：明清番薯种莳与藏种知识的生产及传播

番薯原产于热带美洲地区，明代中后期经东南亚传入中国。作为一种无性繁殖的块根作物，其种植技术与中国传统以“五谷”为代表的谷类种植法有所不同。在传入初期，农学家围绕其“栽种法则”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现了种植技术的本土化；嗣后在其北传的过程中，闽浙的越冬留种法并不适用于寒冷的北方地区，当地人们逐渐摸索出窖藏的技术来保存薯种。明清时期形成的番薯栽培与留种技术并不是全然的“新知”,中国传统薯蓣作物种植法、储谷法、冬季窖菜法与块茎作物留种法等“旧学”皆为番薯新知识的生成提供了有益借鉴。藉由此，本文提出应以动态的观念审视新作物种植技术的生成过程，为考察外来作物的栽培技术史提供一个新视角。     

范.弗拉森—一个辩证的反实在论者

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是当今科学辩证化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它是一种处在现象主义和激进反实在论之间的科学哲学；从性质上看，它融汇了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从方法上看，它把语义方法与工具主义统一起来。在认知策略上，范·弗拉森采取了既反左也反右的方针，从而坚持了符合论原则，利用了工具主义的长处。他的思想在当今科学实在论争论中起着中和作用。     

个人德性的解决方案是否切实有效?——从情绪与认知角度来看

以培育个人德性来纠正认知不公的方案主要受到两方面的批评，分别针对其所诉诸的个人层面和自主层面。从情绪的认知功能维度看，个人德性方案也面临诸多困难。然而它依然是有效而必要的，因为首先它在情绪的生理机制上是可行的；其次它促进了个人与边缘群体的实质沟通，促进了相互间的读心能力；再次它提升了证言评判时的认知伦理风险，继而提高了审慎度；更重要的是放在代际尺度上看，文化演化中新情绪模式的构成，有助于更实质地重塑证言敏感性。     

生态纪元

现在人类所面对的地球上的种种变化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全球危机。在地球的地质——生命历史中，这是继古生代末期和中生代末期物种大批灭绝之后的第三次终结。宏观生物学强调对地球整体的理解。它涉及五个领域——陆地，水，空气，生命，人类的思维。人类思维所产生的技术如果不能与自然界的技术相兼容的话，人类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采用与自然相容的技术，走向生态纪元是必然的发展过程。满足生态纪的五个基本条件包括：理解宇宙是一个交流的主体，而不是客体的堆积；实现地球的可持续生存；认识到地球是时间沉积的馈赠；要实现地球是原初本原，人类只是其发展演化出来的产物；实现单一的地球共同体的存在。走向生态纪，还需要创造性、伟大的故事，人类有效的回应以及生态纪的语言。     

《新仪象法要》中的“擒纵机构”和星图制法辨正

《新仪象法要》所记载的北宋水运仪象台枢轮运动控制机构被认为与近代机械钟锚状擒纵机构相似。该文论证了枢轮上的受水壶可以相对枢轮运动是枢轮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并在原书中找到了相关的佐证。通过比较两种机构的作用原理和发展，该文认为枢轮运动控制机构不具有机械钟中擒纵调速器的性质，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同时还分析了流行的错误说法的产生过程。关于《新仪象法要》中星图的制法，该文对其横图进行了测算，发现所谓横图绘制“采用了”或“采用了类似于”墨卡托投影法的流行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清末数学教育对中国数学家的职业化影响

数学教育是决定数学研究能否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数学的专业化及数学家的职业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算数书》盈不足问题看上古时代的盈不足方法

盈不足方法是古代数学中一项具有一般性的重要方法。通过将《算数书》和《九章算术》及其他文献结合起来，探讨它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形成与流传。认为：先秦时期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某种东西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为了得到合适的数量，人们通过运用比、比例和分数的知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盈不足方法。这种方法及其应用形成了先秦数学的一个科目——盈不足，并记载于《九章算术》在先秦的祖本中。受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先秦到汉代的学者们根据需要设置了很多盈不足问题。《算数书》中的盈不足问题即由此而来。     

古代朝鲜学者的《授时历》研究

该文通过对几部朝鲜古代历法著作的研究,对古代朝鲜学者对《授时历》的消化吸收情况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授时历捷法立成》则是高丽天文学家姜保根据《授时历》独立推算的一套立成表,但在使用上比《授时历立成》本身的立成表更为方便。《七政算·内篇》在“应数”等基本常数方面虽然取自《授时历》,但在算法和体例方面则主要是以《大统历通轨》为参照的;该书中的四季半昼夜分和日出时刻表是李朝天文学家根据《授时历》“步九服所在漏刻术”推求的,该算法与球面天文学算式相符,为推算结果提供了精度保障。《交食推步法》中已经正确推出了《授时历》盈缩、迅疾立成表的一般计算公式,表明李朝早期的朝鲜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招差术以及《授时历》立法原理,对这部历法已经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     

古代烟火的军事应用及其对火器发展的影响

军事应用和娱乐应用并行,火器和烟火齐盛,是中国古代火药技术的独特结构。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火药技术必然是在火器和烟火的交互影响中向前发展的。这个特点在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于明代后期先后传入,并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火器而占居主导地位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古代烟火的军事应用,肇始于宋,兴盛于明;其对传统火器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局限性和消极因素。     

二十世纪国际改历活动与今后趋势

该文评述了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上的改历活动，特别是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两次在联合国讨论改历提案的过程。作者还分析了各种改历方案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指出在现有的新方案中，主要因存在“空日”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因此，不可能在“２０００年启用新公历”。     

宋代以山矾染色之史实和工艺的初步探讨

在中国古代染色史上，山矾作为染色原材料被广为利用，只出现在宋代这一时期，该文阐述了山矾名称的由来以及宋代山矾用量较大的原因，并指出宋代流行的黝色实为紫黑色，山矾在染色中的主要作用是充当媒染剂，探讨了山矾作为媒染剂参与的染黄和染黝工艺。对历史上山矾几个容易引起混乱的别名也作了一些澄清。     

刘焯《皇权历》插值法的构建原理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肇始于刘焯《皇极历》（公元６０４年）。它的发明使中国古代历法的算法系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文中提出刘焯太阳运动理论核心的三个假设，破解了刘焯二次等间距内插法的造术原理。     

中国历代日月交食周期的研究

中国自西汉至南宋共使用了２９个日月交食周期，如重复不计，实有２２个周期。计算交食周期的方程式通常有下列六式：（１）半食年／朔望月＝会月／会率，（２）半食年／回归年＝会岁／会率，（３）食年／朔望月＝会月／朔望合数（交率），（４）食年／回归年＝会岁／朔望合数（交率），（５）交点月／朔望月＝会月／交数，（６）食年／交点月＝交数／交率。中国古代以“大衍求一术”计算交食周期，与近代用连分数法算得的结果完全相同。经验算，绝大部分交食周期十分准确、密近。本文还对王充（甲）、（乙）、（丙）三周期以及中西交食周期的雷同进行了探讨。     

关于“大衍术”源流的算例分析

通过分析秦九韶《数学九章》“治历演纪”题算例，证明了所谓“通其率”算法在中算史上是确实存在的。指出历家相传有一种解一次同余式的一般性算法程序，秦氏称之为大衍术，并将之规范为大衍求一术，而历家推演历元的“方程术”与大衍术在算理上是一致的。并给出了“方程术”演算程序的一种推测。     

《四元玉鉴》的清代版本及《假令四草》的校勘研究

该文通过对《四元玉鉴》不同版本的对校及对清代有关该书的多种史料的研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四元玉鉴》在清朝的流传及版本情况，指出罗士琳《四元玉鉴细草》本中《假令四草》的术，草均已经校改，并对其校改者进行初步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