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的物理学

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是中国和日本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历史时期。该文通过讨论物理学书籍的翻译与教科书的编译、教学与研究、统一名词及组织学会等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该时期两国传播和接受物理学知识的异同。     

清末中国人翻译西方与翻译日本物理教科书对比研究——以《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和《物理学新教科书》为例

《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为第一本中国人自主翻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物理教科书,《物理学新教科书》为中国人自主翻译日本教科书的代表作品,两书分别中国人自译西方与日本物理教科书的典型代表。通过分析发现,《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内容较《物理学新教科书》丰富,且更注重科学方法的训练,而《物理学新教科书》的物理学公式表达方式更加符合国际趋势、其物理学术语使用更符合物理知识内涵、体现了更为完整的、发展的科学观。日译最终取代西译成为晚清中国物理教科书市场的主流,不仅受当时国内教育形式的影响,也与日译物理教科书的特色和优势有关。     

我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及演变

在明清时期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名词术语的问题相当重要。我国科技术语的翻译方法和定名原则在１９世纪下半叶逐渐基本确立。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演变，与物理学知识的学习和吸收相辅相成。至清末，一些基础词汇已具有现今译名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形式。     

中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审订与统一

中国科技名词的审订和统一，首先为一些来华西方人士所关注。他们在１９世纪晚期至２０世纪初进行了包括物理学名词大内的许多工作。清末学部编译审定的《物理学语汇》，明显受到来自自日本的影响。民国之后，名启审定工作由中国专家学者承担，并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组织等的支持。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国立编译馆、中国物理学会等机构，曾先后积极组织和进行物理学名词的审订。经过十余年的多次修订，译     

清末译自日文的物理学书籍考

我国的物理学教育建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大量翻译和出版了译自日本的物理学教材,为中国物理学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收集和介绍了61种清末译自日本的物理学教材和著作的基本情况,并简要分析了它们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日本江户兰学中的中国知识及其局限——以《厚生新编》(1811-1845)对《本草纲目》的参考为中心

一般说来,学界将日本学者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知识追溯至江户时代的兰学,即借助荷兰语译介欧洲科技文献的学术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兰学并非单纯的西学移入,兰学家于翻译之际确曾积极参考并利用相关的中国知识。其中,尤以作为幕府翻译事业的日用百科全书《厚生新编》对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的参考最为显著。译者群体普遍具有的汉学素养与医学背景,使其在翻译之初构建起西方百科知识与东方本草学的对应。在利用本草学相关资源吸收消化译文内容的过程中,译者亦逐渐强化了对二者的区别意识,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对本草知识予以批判,并通过评判性的比较研究,获取更为实用、准确的新知识。     

以物理学观点评中国古代数学著作

该文从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梳理出与物理学相关的某些算题，它们的物理内容包括运动学、斜面、螺旋、堤坝设计与汉体静力学、固体的比重、横梁高宽比数等。从历史观和价值观上分别对这些算题作出评述，同时也对古代数学与物理学相关性作出评估。     

再论科技术语汉译方法的变迁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科技术语汉译特点分明。西汉至宋元时期，有零星的术语翻译现象。明清时期，西方科技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傅兰雅、徐寿、严复等中外学者创造性地研究利用汉字或汉字系统，奠定了科技术语汉译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西方术语也进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科技术语的汉译方法形成了五种常用方法：意译、音译、形译、意音兼顾和创新译法。     

浅论术语学是知识技术的前提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术语学在知识产生、知识获取、知识代表和知识传递过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欧洲的术语学家从人们对信息流的研究和对知识秩序的重视上得到启发，设计了普通术语学的概念动力学模型，揭示出术语学和知识技术相互依赖、彼此依存的内在联系，并由此得出术语学和知识技术一体化的模型。文章着重对这一理论发展过程进行论述，以期为中国术语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译名“化学”的诞生

“化学”一词不见于清末以前的典籍,乃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上海创制的新词。１８５５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中,１８５７年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伟烈亚力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诸学,“化学”首当其中,这是“化学”首次用于正式出版物,有理由相信伟氏的“Ｗ为源于王韬。”化学“通过《六合丛谈》为中国士子所知,并传入日本,取代了译自荷兰语的舍密”成为汉字使用国家共同的译词。     

再论科技术语汉译方法的变迁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科技术语汉译特点分明。西汉至宋元时期,有零星的术语翻译现象。明清 时期,西方科技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傅兰雅、徐寿、严复等中外学者创造性地研究 利用汉字或汉字系统,奠定了科技术语汉译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西方术语也 进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科技术语的汉译方法形成了五种常用方法：意译、音译、形译、意音 兼顾和创新译法。     

中日传统医学中舌诊图的特征及其医学观的探讨

舌诊是以观察疾病时舌色的变化为主要目的而诞生的诊断技术。但是在舌诊书籍的流传过程中,中国医家逐渐用文字说明替代了舌诊图的色彩,而日本的医家却给舌诊图涂上了艳丽的颜色。中日医家对舌诊图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在图像的背后,两国医家所持有的不同医学观念。中国医家强调“理”在医学中的重要性,认为把握“理”,进一步达到“医者意也”的境界是医家的最高追求,拘泥于具体的图像会束缚人们把握医学的道理。日本医家主张通过“眼可见,手可及”的实验方法掌握识别疾病的技术,反对中国医家所强调的“理”与“意”。由此可知,如何以史为鉴,继承中日传统医学之优势、克服其弊端,使中医学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是医学研究者与史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晚清医学传教的空间转换与现代传播工具的崛起

晚清以降,大批传教医生进入中国,以传教为原动力,以医疗空间为平台,致力于医学传教活动。有感于中国人信医不信教的严峻现实,部分传教医生积极转变角色,努力拓展传播空间,兴建院校,译书著说,特别是利用报刊这种新型舆论空间,从而开创了西医东渐的新局面,在我国近代西医传播史上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弹道知识描述的辨析

16至19世纪,在中国仿制与使用西方火器的技术交流中,西方弹道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相关知识、经验相结合,这集中反映在明清时期的兵书文献中.从描述术语的角度,主要就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关于弹道学知识的描述进行辨析与探讨,从瞄准技术、弹道轨迹描述和对飞行的解释几个方面概述中国在明清之际既继承了传统火药抛射武器的定性描写,也吸收了西方弹道技术与理论,希冀以此反映出中国弹道学知识在16世纪西方弹道学知识传入之后的发展与演变.     

日本1868—1945年科学的发展

这是一篇描述日本科学发展史的文章。日本科学的发展,起始于日本步入近代国家的１８６８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文章主要阐述了５个方面的内容：（１）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流行的汉学研究,对日本后来接受西学的重要作用,日本人把汉字有效地运用的创造科学专业术语;（２）受益于聘请的大批外国专家的帮助,日本在最初引入西学的３０年中,采取的是强行灌输西方科学技术的手段,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中是罕见的;（３）     

历史文化制约下的翻译选择——20世纪初中小学科学教科书的翻译

20世纪初的10来年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目的,国内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小学科学教科书。这些译书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借助于统计工具,对这一翻译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包括影响和制约翻译选择的历史文化语境、教科书的翻译和翻译批评。科学教科书的翻译在表层和深层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批评应结合宏观的文化因素,以求达到更高程度的相对全面、科学与客观。     

台湾近20年的科技史研究: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取向

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进行中西科技发展的比较,不过那是一种缺乏实际接触的比较。事实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入西学,使得两种文明中的自然知识传统遭遇,其间产生的竞争、冲突与比较,留下许多可进一步探究的议题。文章选择从明末清初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来分析近20年来台湾的科技史研究所处理的一些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