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习俗文化(四)

葫芦葫芦为藤本植物。藤蔓绵延,结实累累,籽粒繁多,中国人视作象征子孙繁盛的吉祥植物。枝“蔓”与万谐音,寓意万代绵长。民俗传统认为葫芦吉祥而避邪气。端午节习俗,民间门上插桃枝挂葫芦。民语有“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意即难以穿透葫芦测视内中物品。茱萸茱萸,气味香烈,九月九日前后成熟,色赤红,民俗以此日插茱萸,做茱萸囊,以此避邪。《群芳谱》云:“九月九日,折茱萸戴首,可辟恶,除鬼魅”。《太平御览》引《杂五行志》说宅旁种茱萸树可“增年益寿,除患病”。《花镜》也说“井侧河边,宜种此树,叶落其中,人饮是水,永无瘟疫”。图吉祥,汉…     

葫芦考略

葫芦被我国古人当作瓜类的一种，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距今七八年千的我国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它的残果和种子遗存，文字记载也很早。它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除果实和叶子供食用和作药物外，成熟的果实还被用来制作各生活用具、乐器等等，另外瓜瓤被用作喂猪，种子被用于榨油浇制蜡烛，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出于对这种植物极端推崇的缘故，古人甚至认为人类也由它发源而来。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葫芦应是一种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原产地可能在华南或华西南。     

《齐民要术》中制醋工艺研析

公元6世纪时后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一部杰出的农业科学典籍，其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23种制醋工艺。这是迄今有关制醋的记载。该文运用现代微生物学和酿造学的知识在讨论黄衣曲的使用和制备的基础上，从制醋工艺中原料的处理、发酵水份、温度、湿度、酒精度、卫生和成醋的保存方法等条件入手对书中前15种制酢法的工艺进行了分析比较。最后还对贾思勰选自《食经》的八种苦酒法的工艺也进行了概述对比。     

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东亚时间秩序中的《万年历》研究

清代颁行的《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万年历》,由《历代三元甲子编年表》和《万年历》两部分组成。前者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后者推排以制历时间为基准的前后数百年间月建大小、干支、节气信息，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查找使用的历表。近代民间发行本删去了《历代三元甲子编年表》,又增入中西历对照表、百科知识、数术口诀等，成为今日《万年历》的常见样式。此种历书还在雍正八年传入朝鲜，后由朝鲜观象监编行，至今仍是韩国重要历书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到《万年历》对周边国家产生的深远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

由于文献的限制，西方光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影响一直难以厘清。综合新发现的《镜史》一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对孙云球的生平及交游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镜史》为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光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汤若望的《远镜说》。孙云球在吸取西方光学知识的基础上，以水晶为材料磨制成各种光学器具，对后来的民间制镜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中关于各种光学器具的记载完全来自于《镜史》，对孙氏所制各种光学器具的推广起到不小的作用。     

《大公报》视角下的科学化运动

《大公报》是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它注重宣传科学知识，鼓励科学家参与国事，奖励科学事业。科学家也充分利用《大公报》推进社会科学化，为社会服务。《大公报》提倡科学、信仰科学，不是急功近利式的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而是要学习西方人信仰真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中国筹算和《九章算术》中的程序思维

本文以程序思维为主线，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筹算制及其学术的最重要成果《九章算术》。并指出：中国传统数学沿着《九章算术》所开辟出的方向，走上了一条不甚博大但不乏精深的程序化数学的发展之路。     

关于今本《南方草木状》的思考

旧题晋嵇含作的今本《南方草木状》是一本晚至南宋才出现的作品。通过考察嵇含遗存的著作和今本《南方草木状》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嵇含不可能是它的作者。它的写作方法具有一般抄袭者的特点。实际上，它是编者在阅读《三辅黄图》时从中得到某种启发后，通过采撷有关南方方志拼凑而成的。     

毕瓯与中国数学史

法国汉学家毕瓯是最早接触《周髀》以外中国数学著作并作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明代算书《算法统宗》的主要内容，中国人的位值制算筹记数法，全文翻译了《周髀算经》。但限于汉语水平，他未能读懂元代算书《益古演段》，因而与宋元数学失之交臂；他对《周髀算经》也颇多误解。因此毕瓯未能成为西方中国数学史领域的开拓者。     

“悟性技术”与“理性技术”——对轴心时期中国与西方技术特点的比较分析

以轴心时期中西方经典技术文本的代表《考工记》与《建筑十书》为切入点，借助技术哲学的分析框架，发现中西方工匠技术主体虽然都是“人”（工匠），但中国工匠技术是在礼乐、阴阳等文化规训下，工匠凭借经验，依靠身体技术与工具技术，以实现制器造物的“悟性技术”，区别于古罗马在古希腊人文、神学等文化影响下，建筑师以“理性技术”制导工匠“悟性技术”，以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等造物的技术。     

六道、首种、六种考

“六道”、“首种”、“六种”是古农书中的几个词汇、迄今尚无确诂。前人多以为，“六道”是指田地中一年可以接连种植的六期作物，尽管具体是哪六期不详，而“首种”则是其中最早种植的作物，“六种”可能即“六道”。该文作者从农业史，特别是粮食作物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六道”，即六谷，是指六种主要的农作物，即禾、黍、稻、麻、菽、麦；“首种”原本是指主要作物中最重要的作物，但由于粮食作物构成的变化，春秋、战国以前的首种指的是稷（粟），而秦汉以后，首种则指的是麦；而“六种”，即陆种，出现于南方农业生产中，与水种之稻相对，指的是旱地作物。     

春秋战国时期兵书中的军事地理思想

中国古代，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地理思想最为活跃，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主要兵书中对”地”的军事意义，特别是地形在战争中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地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作为士，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作为隐士，他们又不得不自食其力，且多以农耕为生，知识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结合，产生了隐士农学家和隐士农书，并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探讨了隐士农学家的产生、隐士生活对农学的影响，并对隐士的农学贡献进行了评价。     

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

该文认为《洪范传》古度和夏侯灶墓圆盘古度是古距度系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古距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古颛顼历、秦历《五星占》的行星观测使用的都是古距度，它的距星与传统距度的距星有巨大差别，提出只有在搞清古代天象观测使用何种距度和距星坐标的前提下，才能正确计算其观测年代的论点。     

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易学历来旁及科学,这已是定论。８０年代以来,这种旁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突出,以致形成“科学易”与“人文易”对举局面。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结合,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方法上有些问题,主要缺点是夸大了《周易》对科学的积极影响。李约瑟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从一开始,《周易》对科学的发展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但他的观点也有片面性,应该说这种影响正负两面俱在。为了把这个复杂问题（从广义上说,也就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引向深入的研究,这里对这位大师的论点,作一全面介绍,也算是对他的纪念。     

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

中国古代地方志书中的雕版刊印或手摹地图，本文命之为“志书地图”，在中国古代地区国占有很大的比例，除极少数外，都不采用“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法则，而是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某些绘画法则，形成了绘制志书地图的“经营位置”准则。     

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的利用与改良

"塿土"是关中平原现代地表广泛覆盖的农业土壤,也是历史上对土壤资源持续利用与改良的产物。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识土、用土、改土、养土的经验,并被广泛记录于古代农书及有关农业生产的文献中。文章通过对先秦至两汉时期古农书及相关文献中土壤信息的提取和整理,结合现代土壤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了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环境及其土壤资源的利用与改良。研究表明,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地表土壤尽管为全国优良的土壤类型,但土壤质地不良,水分、养分供给不足,盐碱化等因素也导致了土壤的适耕性减弱。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治土和治田过程使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土壤质地、结构、水分、养分等方面均有所表现,促使了关中平原自然土壤向农业土壤的迅速转变。     

仲康日食古代推算结果的复原

该文根据复原了的元代《授时历》交食术及有关史料，重新考察并研究了“仲康日食”的古代计算结果，并就僧一行（６８３￣７２７）、郭守敬（１２３１￣１３１６）和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推算用《授时历》法进行了研究，确认了古代失算这次日食的日期对应于公元前２１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是由僧一行和郭守敬给出的，但其食分的推算值却很小。     

我国宋代牡丹品种和数目的再研究

宋代是我国古代牡丹品种的研究、培育和数目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宋代牡丹品种的数目,《天彭牡丹谱》（陆游,１１７８年）认为约有百个;该文比较研究了现存的一些宋代牡丹著作,经综合整理后提出有１９１个。这一数字更充分地证实我国乃是牡丹栽培品种分化、演变和多样性的古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