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协作区空间组织研究——以兰州、银川、西宁为例

目的针对目前区域旅游协作区空间结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足,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对区域旅游协作区的空间组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建立了旅游域和聚类分析模型。方法从旅游资源地域空间结构、旅游域模型理论和区域旅游产品的竞争与协作等几方面进行理论分析,依据旅游协作区的空间结构建立旅游域和聚类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旅游协作区的地域空间、旅游产品的整合构建。结果以兰州、西宁和银川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兰银西”区域旅游协作区的基本框架。结论所采取的旅游域模型和最短距离聚类的旅游协作区,空间结构合理,技术路线正确,可行性强。     

神圣与世俗双重再生产视角下的宗教旅游研究

宗教旅游本质上是以游客为中心的相关行为主体在神圣与世俗交织而成的宗教旅游场域中进行的一种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再生产活动。这种双重再生产包括神圣的世俗化生产与世俗的神圣化生产。在宗教旅游场域中互动的行为主体之间不仅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还从整体上归结为一个大写的＂人＂,与宗教旅游场域中无处不在的神圣因素进行互动互构,从神圣因素中里获取资源,谋取利益。     

基于竞合模式的合肥经济圈区域旅游发展探讨

竞争与合作是旅游地区域空间关系的重要体现,为实现区域旅游的共同发展,全面提升区域旅游的整体吸引力,旅游地之间进行合作是一种必然趋势。在分析合肥经济圈旅游合作的现状及旅游竞合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区域旅游合作的竞合措施。     

湘昆旅游符号建构：潜质挖掘、场域再制与产业带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对系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符号理论,从潜质挖掘、场域再制和产业带动三个方面对湘昆旅游符号建构进行研究。潜质挖掘可分为特色提炼、意象共生、走向前台三个步骤。场域再制应从惯习潜沉、资本催化、空间实践三方面强化湘昆旅游符号化过程。产业带动需识别湘昆文化旅游的现实困境,通过创新产品形成旅游符号文化产业链,加强符号宣导塑造湘昆文化旅游品牌等方式推动湘昆文化与旅游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旅游目的地空间错位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其旅游业协调发展意义深远,前人的研究表明,我国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旅游空间错位现象.建构了旅游目的地空间错位的评价标准体系,以二维矩阵模型评价辽宁省域旅游目的地空间错位,发现辽宁省域旅游目的地旅游经济与旅游地资源并不错位,验证辽宁省域旅游目的地存在旅游经济与旅游景观资源的空间错位,提炼出辽宁省域游目的地全域全产业旅游发展模式.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南省723个乡村旅游特色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和核密度分析分别对乡村旅游特色村的空间分布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依照“推荐条件-文献梳理-模拟探测-定量分析”的思路,运用缓冲区分析、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乡村旅游特色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平均最近邻指数为0.654,呈现集聚分布特征;豫北和豫南地区为“多核心”集聚分布,豫中和豫西地区为“链状”集聚分布;空间分布上具有“依山、傍水、沿路、环城、近景”的特点.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社会经济对乡村旅游特色村空间分布影响最强,自然环境次之,区位交通最弱;影响因素两两交互结果均为增强关系,其中海拔高度与旅游收入的交互影响力最强.     

供给侧改革下目的地旅游供需关系研究进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实现供需协调发展。旅游供需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旅游研究的热点。本文对旅游供需系统内涵及模型、旅游供需矛盾、旅游供给优化及旅游目的地竞争与分工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进而指出从旅游地空间竞争视角出发,在同一平台探讨旅游需求与目的地供给之间耦合关系的研究路径,成为现实亟需。     

遗产型旅游城市空间关系的演化——以黄山、上饶、南平为例

空间关系是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对旅游地发展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是旅游地理学关注的重点研究问题。遗产型旅游城市作为较高等级的旅游地,其空间关系经历了较完整的演化过程,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启示意义。文章借鉴生态位理论,运用数理模型、层次分析、德尔菲、大事件等方法,以黄山、上饶、南平三个遗产型旅游城市为例,研究了遗产型旅游城市空间关系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1979年至今,黄山、上饶、南平三市空间关系经历了混沌无序(1979—1989年)、竞争产生(1990—1999年)、竞争加剧(2000—2008年)和内部合作、外部共生(2009—)四个演化阶段;2)遗产型旅游城市空间关系演化遵循由资源驱动到市场驱动的基本规律,在旅游资源开发基本完成,旅游市场达到饱和或过饱和状态后,旅游城市将进入较稳定的共生发展阶段;3)随着旅游地逐渐进入成熟期,合作与共生成为遗产型旅游城市空间关系的主要演化趋势,但仍存在再次产生竞争的可能,并推动旅游地螺旋向上发展;4)在资源和市场饱和阶段,未来研究将从政策、资本等角度切入,并就高速交通等新兴地理要素对遗产型旅游城市空间关系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     

我国省域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空间自相关研究

以2004—2013年我国大陆31个省域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Moran′s I,分析了我国省域时间序列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全域空间自相关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在全域空间上,我国大陆31个省域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平均关联程度呈较低水平的空间正相关,关联程度不太显著。在局域空间形态上,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和西南部分省域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长期处于低值被低值包围的低-低空间自相关形态;而高值被高值包围的高-高空间自相关的空间集聚形态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低-高形态的空间集聚形态主要分布在华中地区;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东北地区的辽宁,西南地区的云南是我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高-低空间形态集聚的主要地区,但这些地区与周边省域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空间关系均为负空间相关。     

广东省市域旅游联系网络结构特征及成因分析

为有效促进广东省区域旅游协调发展,以2012—2018年百度指数中的网络关注度为依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广东省市域旅游联系的网络结构特征,并分析其形成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市域旅游联系网络密度不断增大,网络集中度不断下降,网络向均衡化方向发展. (2)广东省四大区域旅游网络联系派系结构不明显,“俱乐部”效应不显著,但在空间上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点;珠三角地市,特别是广州、深圳市,一直处于核心区,点度中心度高,为多维尺度(MDS)图中的第一梯队,东莞、佛山、惠州、珠海市为第二梯队,其余地市为第三梯队. (3)影响广东省市域旅游网络联系强弱的因素主要有时间距离、空间近邻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及旅游资源.     

晋中市县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县域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和空间要素配置的基本单元。通过构建县域旅游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对晋中市县域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借助最优参数地理探 测器模型（OPGD）分析县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晋中市县域旅游竞争 力整体水平较高,各县域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高值区集中在西部呈带状分布,低值区在东部片状分 布;（2）晋中市县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异的主导影响因素分别是旅游公共设施资源、旅游业发展实 力、旅游资源、经济发展实力、社会经济支持力,各影响因素对县域旅游竞争力的交互作用呈现出 双因子增强的效果;（3）经济发展实力、社会经济支持力和生态环境支持力对县域旅游竞争力的影 响并不是简单正相关关系。     

广东省文旅特色村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地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载体,研究其空间分布格局有利于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以广东省259个文旅特色村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广东省文旅特色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广东省文旅特色村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在市域范围内分布不均衡;（2）广东省文旅特色村呈多核心集聚发展态势,可分为珠三角双核心区与粤东单核心区,3大集聚区均形成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珠三角双核心区已形成连绵发展态势;（3）在地形、水文、交通、人口密度等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下,广东省文旅特色村呈现出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格局。     

认同体验视角下的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基于“徽杭古道”的研究

文化认同体验是旅游体验的高级阶段,它有助于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文章以皖浙地区的徽杭古道为研究对象,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探析了徽杭古道文化旅游项目及其新型旅游业态的开发路径,为徽杭地区共同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提供了实证研究基础。     

基于手段-目的视角的休闲、游憩和旅游的概念辨析

从"手段-目的"这一分析范式出发,辨析休闲、游憩和旅游之间的关系。认为:休闲强调的是目的行为,旅游强调的是手段行为,游憩则借于两者之间,这是三者首要的区别,它们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关系也存在着非一致性关系;时间、空间、活动方式是作为意识对象的休闲、游憩、旅游的存在场域;在此基础上,最后建立一个初步的概念框架。     

旅游消费的情境化取向:旅游飞地效应与景区消费恐惧——以海口骑楼老街片区中山路景观街区为例

从关注海口骑楼老街游客消费水平和结构这一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角度切入,尝试从社会地理学以及旅游体验理论角度对海南旅游消费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因果解释,从而将旅游消费纳入旅游体验的理论范式之下。从现象层面上看,海口骑楼老街片区中山路景观街区内的游客量以及游客的消费水平偏低。游客的消费行为在特定场域存在着差别,受消费空间的动态影响很大,形成突出的场域效应。为此,该文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出发,借助于建立景区消费恐惧、旅游飞地效应等理论概念,对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景观街区场域空间内旅游消费所存在的业态和肌理失宜以及情境消费现象进行解释。研究发现:旅游飞地效应在解释旅游地消费现象的空间非均衡规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串联该文理论脉络的核心范畴和主线。海口中山路骑楼老街的旅游消费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基于游客在场体验而形成的综合现象。中山路骑楼老街作为一个在意象认知和功能感知上被旅游体验为具有功能性矛盾的"旅游飞地",由于与周边毗邻街区之间在业态上存在雷同性而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伴随而来的则是"景区消费恐惧"现象,从而显现出中山路骑楼老街业态失宜的现实局面。这种情况仅存于旅游目的地消费场域,因此这种"飞地替代效应"具有理论上的独特性,可以从旅游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旅游体验过程中的消费规律。此外,通过识别旅游消费场域中的物质消费空间与精神消费空间的二元对立统一性,探讨了游客在不同消费空间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认知差异以及所形成的消费恐惧和消费极化现象。     

河南省乡村旅游游客满意度及其与游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

选取河南省洛阳重渡沟村、焦作岸上村、新乡郭亮村、信阳郝堂村等4个具有代表性乡村旅游景区(点)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乡村旅游游客感知价值维度,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游客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游客感知价值包括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项目、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乡村基础设施、乡村景观5个维度;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和乡村基础设施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有影响但不显著,乡村景观与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则呈负相关关系.在讨论的基础上为河南省乡村旅游提出发展建议.     

东部三大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竞争力研究——主要旅游城市群的比较

从旅游城市群的角度出发,构建旅游总量、质量、效益、成长力和发展总实力的区域旅游竞争力指标体系,以我国东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15个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2-2007年连续6年的数据,运用均方差方法测算指标得分,比较分析三大区域的旅游竞争状况、指标特征和演变趋势.结果显示,整体上环渤海的旅游竞争实力最强,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弱,但就其具体指标特征看,三大区域的优劣势存在差异.环渤海在旅游总量、质量、成长力方面占优势,但效益最低;长三角在旅游总量、质量方面虽然次于环渤海,但效益最高,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珠三角在旅游效益方面有一定优势,成长力较稳定,但旅游总量、质量与环渤海和长三角存在差距.     

网络旅游信息流对国内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中国省域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

借助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中国大陆31省域2012—2017年网络旅游信息流对国内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网络旅游信息流和国内旅游流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普通面板模型因未考虑空间效应而高估网络旅游信息流对国内旅游流的影响;网络旅游信息流对国内旅游流影响的直接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即网络旅游信息流不仅对本地旅游流有正向影响,还会通过空间效应促进邻近地区旅游流增长;在网络旅游信息流空间交互作用下,区域经济规模、旅游资源、交通条件及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国内旅游流存在不同的空间影响.最后就利用网络旅游信息促进区域间旅游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旅游地旅游产品网络团购营销空间特征研究——以拉手网、窝窝团、糯米网三大团购网站为例

旅游产品网络团购是旅游企业及旅游地网络营销的新型模式,本文以国内拉手网、窝窝团、糯米网团购产品为例研究旅游地团购产品网络营销规模的空间差异.研究发现:(1)"十一"黄金周旅游产品团购营销规模势头较为强劲的地区为此时段旅游资源较占优势的西南区、华南区、华东区及个别文化遗产较为丰富的省域.相比而言,此时段旅游资源不占优势的东北区及内陆网络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旅游产品团购营销规模势头较弱;(2)旅游地旅游产品网络营销规模随距离表现为幂指数和高斯多峰衰减,证实了地理距离在互联网时代的虚拟网络世界中仍然发挥着作用;(3)旅游地旅游产品团购网络营销规模在空间上具有本地集中性、临近区域集中性、均衡性三大特点;(4)旅游地网络营销的本地及周边集中性的空间特征与客源网络信息消费的本地及经济集中性空间特征不符,营销效益有待探讨.     

场域、惯习和资本:大学生社会实践研究的新视角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为我们深入研究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了新视角。大学生是游走在高校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行动者,其在场域中的位置由其对场域转换与融合的资本与惯习来确定。大学生社会实践必须考量现实场域的转换与融合,社会实践主体必然会通过资本的延续与发展在其惯习与场域的滞后与调适中历经磨难而获得重生,获得其在各自场域中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