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笔之于手——《书道法门叩探录》之三

本文以探寻古技法为契入口,力图解决书法执笔技法诸问题,并通过笔与手的关系深入到物器与主体,工具与人的哲学问题,从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精神即“天人合一”与“道法合一”,简单技法背后深厚复杂的观念支撑,并推导出以技验道体道悟道的基本论断。     

发前贤秘奥 为后学津梁——孙清彦《学书枝言》书法技法内容述评

《学书枝言》继承了前人书法理论技法理论,围绕着“用笔与结字”的技法核心问题,按“执、运、体、势”的顺序,展开了对书法技法问题的全面探讨,并涉及“技”中之“道”和艺术创作问题。毕竟艺术的最高境界（道）必然是建基于纯熟的技法之上的,即所谓“道由技进”。因此,作者才解说得如此的详备而认真。     

飘若兰叶坚如象牙--"撇法"(掠、啄法)的文化美学精神

悠然一撇因右执左行而成点画之难点，其书写讲求速度与力度的辩证统一，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蕴，关乎阴阳、刚柔、飘逸、坚韧等哲学美学问题以及传统文化的“技道观”和艺术风格论。理解技法必须将技法置于文化的“活水”之中，撇法欲活，必须“以道为技”，勤于实践，但绝非泛泛的苦练和蛮练，当有文化充实于内而才情展露于外的“逸”气。     

东边日出西边雨--谈中国画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审美领域

在传统的中国画技法理论中，“意笔”与“工笔”多少有点“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味道。其实，二者的种种差别，说到底，只不过是中国画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两种技法上的特色和两个相反相成的审美领域而已。正是由于二者的共同存在，才构成了“中国画”的完整概念，决定了中国画的本质属性与内涵。国画自身的历史也说明，“工笔”曾经是对“意笔”的丰富与拓展，“意笔”又曾经是对“工笔”的突破与超越。     

水墨山水在唐代出现的原因初探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必定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发芽并成长成型的,水墨山水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于唐代,也是如此。文章认为水墨山水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是因为此时的水墨山水完成了“道”与“器”的统一。在文化空前开放的大环境中,儒、道、释三家文化交融并促使了水墨山水物以所载之“道”的成熟;墨本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使其成为阐述此“道”最合适的形而下之“器”;而山水技法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形而上之“道”的阐述创造了技术条件。     

审美的人生态度－－宋元“兰画”与“文人寄兴派”

先以“儒道互补”，考察宋亡不仕的“人寄兴派”“兰”画家郑思肖和赵孟坚，以为前主要以孤傲淡泊，狷洁超逸的品性和笔独，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所赋予的刚健之美；后主要以洒脱不羁，爽直率真的风姿与画迹，显出道家法自然的韵秀风致。进而从化心理层面，论述仕元的赵孟Fu为行儒家“天下主义”而陷入“华夷之别”中的矛盾；其由此而来的园润谨秀风格，透露出儒家刚健的另一面－－“厚德载物”。一郑二赵的选择，在于对传统化的思考提供案例。     

Banach空间中Moore－Penrose广义逆算子的豫解式

王玉文、李志伟在“Ｂａｎａｃｈ空间中Ｍｏｏｒｓ－Ｐｅｎｒｏｓｅ广义逆与不适定边值问题”中引入了闭稠定、且有闭值域的线性算子的广义逆，本文对其中定义的广义道的一些性质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给出了它的一个豫解式．     

试论老子关于“道”与“学”的区分

老子以“道”为核心构建了其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因此，如何理解“道”的涵义就成为解读老子思想的首要前提，作者从“道”与“学”的对比中对“道”的涵义进行了简要疏理，从而初步探讨了老子对于知识和德性的安排，并进而指出老子“立道”的根本目的在于关照人的精神生命。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是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     

为师忧道不忧贫－－追念刘乃和先生

刘乃和先生执教五十多年，将毕业精力都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师忧道不忧贫”是她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刘乃和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淡薄名利，奖掖后学，甘于清贫，乐观豁达的不朽精神，值得所有“为师”者学习。     

浅析“水点桃花”表现形式

刘雨岑“水点桃花”技法的创造，宣告了粉彩没骨花鸟画的最终成熟。它为从事粉彩“水点桃花”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摆脱了具象线务的束缚，直接将没骨手法与粉彩工艺相结合，将粉彩没骨技法推向高峰。本文以“水点桃花”的发展历程和变化为主线，探讨“水点桃花”在当今时代和审美价值影响下的艺术表现形式。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道：从《易经》到《易传》

分析了“道”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并通过分析试着将“道”还原到它的原始含义的层面。通过对《周易》古经中的“道”和《易传》中的“道”的考察，以及对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者”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比较。试图对作为“道路”的“道”向形而上的“道”的转化过程提供若干探索性的思考。     

淮南三王佛道思想之比较

“淮南三王”王艮、王栋、王襞三人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但在佛道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认识。王艮以正宗儒学家自居，但也承认佛道有佛道的作用，所以他虽然对佛道不感兴趣，但也不排斥佛道。王栋强调经世济用，他认为儒学主于经世，而佛道清虚寂静，不能为社会所用，所以他讨厌佛道，排斥佛道。王襞与他们截然不同，他高度认识佛道的功能，并钟情于佛道，成为泰州学派中少有的佛道热心人。     

牢记党的宗旨增强公仆意识－－重学党章有感

全党各级干部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需要更加牢记党的宗旨，增强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应当树立坚定的群众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与群众、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错误观念，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道”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道家哲学以“道”为核心范畴和最高范畴。哲学乃美学之母。道家哲学主要是以“道”为本体的思维观、宇宙观、人生观对中国美学产生影响的。把握了“道”与中国美学的关系，也就说明了道家哲学与中国美学的关系。“道”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本体认识；“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定热；“道”的思维促进了中国古代艺术辩证法的发展；“道”奠定了中国艺术风格的审美取向。     

绘画艺术的一次重要革命

中国绘画艺术和西方一样，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追求逼真再现。自东晋顾恺之提出“传神论”的主张，中国绘画界便不再以模拟再现自然物像为能事，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朝着写意表现方向发展。然而，不论绘画艺术如何拓新，其改革方式基本上是基于材质和技法方面的，因而有水粉、油画、版画、玻卡水彩等说法。相反，这一次莫道宏提出的“资讯绘画”观及其实践，虽然也涉及到材质和技法的改革，但主要则是基于“绘画为何”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荒谬与解脱--试析庄子的解脱之道

庄子发现了“言”在表达“道”时的困境，并且试图通过“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的运用，克服“道”不可“言说”这一困境，实现对其“不可言说之道”的“言说”。但从解构的角度看，“三言”的言说方式其实并没有使庄子克服“言”与“道”的困境，相反其解脱之道恰恰在于：于困境之中展示困境给读者看，从而解构困境．消解一切，使读者和他一起融入混沌状态。     

释“恒先无有”

文章主要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分析了“恒”与老子的道的相似性，并考察了“恒”作为道的代名词这一思想现象。此基础上，把“恒，先无有”理解为：那永恒的（道）是先于空间与物质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