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文学翻译——对小说《饥饿的女儿》书名英译的个案研究

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英译本书名对原文的"叛逆"和"改写"是由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以及译者主体性这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制约和操纵的结果。这种操纵是为了塑造模式化的"东方他者"形象。其中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翻译活动的社会背景,对翻译活动进行潜层操纵;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则对译者明确提出翻译要求,直接干预和操纵翻译活动;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翻译观也直接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翻译的过程就是操纵的过程。《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各有千秋，但最终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原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纵。从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角度出发，对于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可以为客观地评价译作提供依据。     

意识形态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及启示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翻译活动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理论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扩展的今天，如何重塑文化自觉、重新发掘和建构本土文化身份，并对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持一份清醒的警觉就变得尤为紧迫。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

重点阐述意识形态理论观照下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华夏集》(Cathay)的翻译,主要从译前文本选择和翻译语言风格选用两个方面来揭示隐藏在翻译活动背后的操纵因素——意识形态。通过对比分析与例证得出结论:文学翻译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到某一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控。同时,本文在结尾指出译者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尽可能降低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从而保证跨文化交际平等顺利的进行。     

试析意识形态对情景喜剧幽默翻译的操纵——以《生活大爆炸》为例

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以美国幽默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为例,考察幽默情景喜剧中文字游戏类、禁忌语和中国元素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意识形态的确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幽默类型的翻译都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和操纵;同时在幽默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使用了不同的策略,使幽默翻译最大程度地接近译语观众的生活认知和情感体验。     

文学翻译标准的流变与文学翻译的本质

对文学翻译标准的探索反映了翻译学者不同的翻译追求,深化了学者对文学翻译本质的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从文本因素来讲,是对文学作品风格和内涵的阐释;从文本外因素来说,是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双重操纵下的重写或改写。     

从“三要素”理论看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很多电影片名的翻译都被视作是对"忠实"原则的颠覆。从操纵学派的"三要素"理论来看,在片名翻译中,译者被套上了三重枷锁,片名翻译出现创造性叛逆有一定的必然性。文章论述了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要素对片名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在《阿诗玛》译文中的操纵途径探析

评价理论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考察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的语言表达,因此对评价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将评价理论态度子系统运用到《阿诗玛》英译文的翻译研究中,发现实现意识形态操纵的机制包括增加态度资源类别、删减原文态度资源及将隐性的态度评价资源显化处理.评价理论态度子系统能够解释译文意识形态操纵.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视角下沈从文《丈夫》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沈从文《丈夫》具有浓郁的湘西风情,广受喜爱,其译本很少得到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翻译是改写。译作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本文将以《丈夫》三个译本着手,分析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的。     

论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以《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为例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活动最活跃的因素之一。所以本论文以《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为例,从社会政治背景、社会文化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三个方面来阐述意识形态对《红楼梦》两个全英译本的影响。     

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看意识形态对晚清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严复、梁启超翻译为例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研究应该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角度对晚清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探讨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浅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不仅是文字语码间的转换,更涉及到两种文化之间的文流与对抗。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从选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无时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本文以《安妮日记》的两个版本为例,从选材与翻译策略方面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做粗略探讨。     

意识形态与译者的话语权力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信息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所拥有的话语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属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在此笔者运用福柯的“话语”和“话语权力”理论从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两个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话语权力的影响。     

论政治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翻译是跨学科的社会活动,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复杂的关联.针对传统翻译理论对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社会政治因素认识的不足,本文着重探讨了翻译中的政治因素,并认为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是深刻的.在翻译活动中,政治因素不仅影响翻译策略、翻译题材的选择,而且还影响译者的选词和评判译文的标准,同时翻译反过来又服务于政治.因此,翻译研究中应该考虑政治这一语言外因素,否则翻译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翻译.     

从作品本身和读者接受两方面探讨翻译问题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除了译者这一影响翻译最为活跃的因素之外,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因素、文化语境、意识形态以及读者接受都对翻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译本脏话翻译差异的原因探析

本文用语料库检索方法对孙仲旭和施咸荣《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中脏话处理的差异进行了量化比较,结合勒费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两个译本中脏话的不同处理的原因进行了探析。验证了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而两种意识形态交互影响,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导致了译者翻译行为上的变通以及翻译结果的不同。     

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复译——以《名利场》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对翻译文学经典进行复译也是不可避免的。以杨必和彭长江两位译者对《名利场》的翻译为例,应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具体考察50年文化语境和当代文化语境对两位译者翻译策略的操纵,寻找译本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诸因素与译者个人翻译策略的关系。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影视字幕的翻译研究——以《风雨哈佛路》为例

随着跨文化传播的不断深入，电影逐渐成为大众传播领域的重要媒介之一。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学翻译形式，也是消除语言障碍促进文化传播的媒介，在电影的推广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从电影字幕翻译的特点入手，通过对《风雨哈佛路》翻译实例的分析，从语言层面、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论述功能对等理论对于电影字幕翻译的指导性作用，以使得原语电影的文化特色以及语言文体等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创造性再现。     

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水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