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的谦抑性看刑法修正案（八）

随着刑事法治的文明和人们价值观念不断趋于理性化。刑法谦抑的价值理念,越来越受到中外法学家的重视和倡导,并在刑事制度中逐渐得到了体现,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制定了刑法修正案（八）,在探讨刑法谦抑价值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同时,并给予法治实践以指导,转变了刑法的工具性观念,倡导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刑法成为善良公民和犯罪人的大宪章。     

中国刑事立法的犯罪化与轻刑化——以刑法修正案一至八为视角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一个国家为打击犯罪,从而通过刑事立法对犯罪圈进行调整的手段与表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提出了更多关于“宽”的要求,同时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浪潮的兴起,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立法也开始了“非犯罪化”趋势呢？通过对八个刑法修正案进行逐一实证分析,从而发现我国刑事立法实际是一种犯罪化与轻刑化相结合的趋势,标志着我国刑法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转变。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思考——结合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

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本文从当前我国老年人犯罪的现状、特征出发,结合古今中外关于老年人犯罪的相关特点,分析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合理性依据,寻求立法上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已有和待完善的规定,并在对我国具体国情分析的基础上,思考我们在立法之外关于老年人犯罪需要注意的问题。     

浅议《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代中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完善探讨——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基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了行贿罪的罪名体系,修正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增设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事后恢复条款,严格限制细化了行贿罪的从宽处罚条款,这些修改有利于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但是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仍然存在完善空间,应当在扩大贿赂对象的范围、分立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修改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方面予以完善。     

会计犯罪的刑法规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由于利益的驱动,会计人员实施会计舞弊和会计欺诈行为不断增多,严重的损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侵犯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但是由于我国的会计法及其相关法规和刑法规定的不协调,以及司法实践中对于会计犯罪的误解,使得会计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论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

犯罪论体系就是依据犯罪成立的条件及其形态按照一定的顺序所组织的关于犯罪一般理论的有机整体,它是认定具体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系统。犯罪论体系因具有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功能而具有重要意义,在学界存在着众多理论与学说。随着贝林格构成要件理论的提出,在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宗旨的刑法当中,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成为成立犯罪的第一要件,因此,犯罪论体系也应当以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而加以展开。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公正惩治犯罪

刑事法治所治理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中最不和谐的现象——犯罪行为。因而刑事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公正惩治犯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看,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安全都客观地必然地要求我们公正地惩治犯罪。     

从“非典”谈相关犯罪的刑法完善

“非典”疫情的爆发。不仅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也为完善我国刑法相关法律规范提供了契机。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尺度，对非法经营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存在的缺陷进行理性反思．将得出完善立法的具体思路。     

论刑法干预市场经济之市民刑法观——以经济犯罪的刑事审判为视角

市民刑法观要求刑法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既要维护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更要强调保障公民的人权与经济权利。在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过程中，应牢固树立和坚持市民刑法观，依靠刑事法官的智慧。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虽有进步,但缺陷也很明显。将证据的定义由"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这一修改实无必要;增加了证据种类,但对证据的分类不合理;明确了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需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尽可能详尽地列举非法取证方法;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进一步完善,但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增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同时保留了"如实供述义务",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显属不当;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方面,证据核实主体应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更换办案人可能导致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不应作出不同的规定。     

公安刑事执法问题研究

近几年来,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在正规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公安民警的法治理念和执法水平都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为更好的适应新时期应对社会稳定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面对成绩的同时,更好的检讨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对于更好的构建完善的警队建设,有效应对社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侵权法与刑法上因果关系之比较研究

因果关系理论在侵权法和刑法上均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极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加强对因果关系的研究,从个案来看,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进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法律秩序的整体来看,是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对侵权法与刑法上因果关系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以期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加深对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识。     

刑法"从重处罚"问题的探讨

“从重处罚”是司法实践中一个法律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问题。本文对“从重处罚”的涵义进行了阐述。并详细地分析了从重处罚的情节,文中还论证了对首要分子、主犯的从重处罚问题,适用“从重处罚”时应贯彻“疑罪从无”原则问题,以及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传统刑事政策的理解。     

论刑惩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法哲学依据

我国刑法规定了各种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犯罪构成及其法定刑。国家之所以刑惩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其法哲学依据在于：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人身危险性，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讨

在中国,刑法解释学还是一门幼嫩的学科,刑法解释的许多方面还不成熟,还存在许多争议。检察机关是否应具有刑法的司法解释权？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是否排除扩张解释？客观解释论是否与罪刑法定相冲突？笔者就这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船舶碰撞的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规范

为厘清船舶碰撞的法律责任,亦即是否满足刑法典第133条之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航运界争议很大.运用海商法的经典理论和船舶航行技术规范,对海事行政管理部门的海事执法规范与司法机关刑事执法规范进行比较和分析,以解决船舶的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规制问题,完善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