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故居人境庐保存的日本汉籍

黄遵宪故居人境庐保存了6种日本汉儒著作,虽然多为残卷,却弥足珍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甘雨亭丛书》中的藏书章是黄遵宪与中村正直交往的凭证。《支那通史》里的黄氏手迹表明其晚年仍然研史不倦。更为重要的是,《江户繁昌记》、《近世日本外史》和《艺苑日涉》三书中的划有圈点的内容是研究《日本国志》的原典凭信,可以清晰地追溯此著的资料来源、成书情形。     

读者 作者 编者

本刊第七期所载王芸生同志《黄遵宪吟诗为日本担忧》一文中曾说:“桦太,日名;中名库页岛:苏名萨哈林岛。”成都科技大学王祖荫同志来信认为:萨哈林是我国满族名称;满人称黑龙江为“萨哈林乌拉”,法国人绘的地图上将此名注在江口上,俄国人不知其详,误以为“萨哈林”是岛名。由此可见库页岛即萨哈林是我中华故土。王芸生同志就此复信如下:“王祖荫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问过满族朋友,‘萨哈林’一词是‘黑’的意思,‘乌拉’是‘水’的意思。满族称黑龙江为‘萨哈林乌拉’由来甚久。据我国史籍记载,库页岛在黑龙江口外。一作库叶、库野。唐属黑水都督府所辖,     

读者·作者·编者

我刊复刊以来,不断收到读者、作者的热情来信,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有益的批评。我刊除了个别复信表示感谢外,特开辟《读者、作者、编者》一栏,作为互相交流意见的园地。——编者编辑同志: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一文中“钱萼、孙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

不久前,日本政府派遣的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北京演出了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这出描写日本元禄时代四十七位壮士不畏强暴、勇于抗争,失败后全体剖腹的悲壮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许是很陌生的了。但是,早在近一百年前,晚清诗人黄遵宪对这一壮烈的故事已经作过详细的介绍。他写了一首题为《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长     

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

近几年中,汉民族研究正在学术界勃起。自一九八二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王雷同志的《民族定义与汉民族形成》一文,《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谢维杨同志的《论华夏族的形成》一文后,有关汉民族研究的文章叫有发表,主要有: 杨国勇:《黄炎华夏考》(《山西大学     

柳宗元“好佛”的原因及其世界观的实质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关于他的世界观实质,学术界不少同志认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元气一元论者、无神论者;也有同志认为他的思想主流是唯心主义,或至少是二元论者,其主要根据是:柳宗元曾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下引柳文凡只注明卷数者,皆见此书),并与佛教僧侣们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写作与佛教有关的诗、文、碑、记共达50篇之多,几占其文章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为了弄清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有必要对他“好佛”的原因作深入一步的探讨。     

日本科学研究的策略

沃格尔(Ezra F.Vogel)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日本问题、中国问题和东亚问题的专家,目前正受我国广东省政府之聘担任7个月的广东经济发展问题顾问。沃格尔教授近年来先后发表了《日本名列第一》、《再论日本名列第一——日本的成功和美国的反击》等著作,引起了美国和西方各界的重视。他对日本经济发展所作的一系列预测都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因而他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这期里我们编排了三篇文章。《日本的科学政策》一文是沃格尔教授1987年4月9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演说后不久,作者欣然赠稿,特供本刊发表。文章分析了日本为在科学研究上跃居世界领导地位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制定、执行的各项政策。虽然文章旨在促进美国的科研,但作者的许多论点对中国的科研发展也颇有启发、借鉴的意义。第二篇文章是本刊副主编蔡德诚同志在哈佛大学对即将赴粤的沃格尔教授进行采访的记录。交谈中沃格尔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论点。为加深对沃格尔教授的思想和观点的理解,遵从沃格尔教授之嘱,我们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沃格尔教授的研究助手丁学良同志阅读了访问记全文,并谈了他对沃格尔教授谈话的理解和补充。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就是第三篇文章《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日、中的发展比较》。     

半部昭和史,毕生记者情——日本著名记者、美国问题专家松尾文夫采访手记

正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名叫松尾文夫(FUMIO MATSUO)。中国读者也许不熟悉他,但在日本,他家喻户晓,是记者职业精神的代表性人物。松尾文夫今年84岁了,日本记者俱乐部刚刚把年度大奖授予他,以表彰他为日本新闻业发展和日美关系真相探究做出的毕生贡献。这次,松尾文夫应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华讲学,并为他的新著《美国与中国》中文版的出版做准备。我对松尾的采访于10月1日这一天     

亦新亦旧:《日本杂事诗》中的“新名词”

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新名词”不新这一文学现象。分析了“新名词”背后隐藏着旧意境的原因之所在。认为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的新词语,一方面见证着先行者的勇气和他们在“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努力,另一方面又显露出由于无法摆脱强大文化惯习的牵绊而存在的思想局限。通过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新名词”不新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但可以看到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何其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出域外行旅对作者思想、创作以及文学变革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提法的商榷

近年来,一些鲁迅研究者对鲁迅早年在日本用文言写作的《说铂》、《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作了认真的注释,这是值得称赞的工作。但有同志将这几篇     

叶璧华题咏黄遵宪诗

黄遵宪是清代嘉应州著名诗人,叶璧华是同邑女诗词作家,为梅州三大女诗人之一。黄遵宪曾为叶氏《古香阁诗集》作序,叶氏对黄诗也十分欣赏。通过对叶氏读黄遵宪《今剐离》组诗后咏写的一诗一词的解析,可以认为叶氏确为黄诗的知已,叶氏对黄诗的评说很值得重视。     

刘三姐文化初论

黄遵宪在《论礼仪》一文谈及国人见面之礼俗有多种表现方式,未言及以歌为敬以歌为礼之俗。而在广西各族民间,以歌为礼之俗颇为盛行。刘三姐之所以扬名,与她以歌为礼,以歌表现人生、追求幸福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显示了她的独特性。今天,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刘三姐民俗文化,对于加强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裨益。     

首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篇章——纪念李大钊同志牺牲六十周年

李大钊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出今整整六十周年了。李大钊同志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首创者,他一生写过不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他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是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     

祁连山东段的古剥蚀面

王德基同志长期在我校从事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是一位受迫害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现发表他二十多年前的学术遗稿《祁连山东段的古剥蚀面》一文,同时发表李吉均同志的后记。一方面是为了使作者在这方面的劳动成果不被埋没;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纪念。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误读

周作人是日本“人情美”的崇拜者，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里，他赞同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学说，认为日本固有文化里没有忠君的观念，忠君观念来自中国，因此不能将忠君看作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国民性；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推出另一种与之对立的日本国民性——人情美，并劝人们“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     

将军本色是诗人——试谈陈毅革命战争时期的诗词

一九五五年,郭沫若在《赠陈毅同志》这首诗里一开头就写道:“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这两句诗高度地概括了陈毅同志本身的最突出的特点,他既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又是一位中外闻名的诗人。一九六二年,臧克家发表《陈毅同志的诗词》一文,其中也说:陈毅同志“上马杀敌,下马写诗,元帅原来是诗人啊。”“将军——诗人”,正是理解陈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写诗词的一把钥匙,找到了这把钥匙,就可以打开大门,看清楚他这一时期诗词的特点。首先,由于他是“将军——诗人”,     

苏曼殊写过论《金瓶梅》的文章吗?

《天津师大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了姜东赋同志《论苏曼殊》一文,其中两次提到苏曼殊论述《金瓶梅》的文章。引文均出自清末杂志《新小说》中。该杂志为梁启超创办,是专门性的小说杂志,一九○二年发刊于日本横滨。一九○三年特辟《小说丛话》专栏,刊载有关小说研究的理论文章,其中署名曼殊的文章共刊登了三次:第     

段玉裁的《诗经》研究

段王裁撰有《诗经》的专著多种,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在《诗经》研究方面的创获,不少地方得力于他对《说文》的深入研究,而他研究《诗经》的成果又大大深化了《说文注》的内容。本文主要根据《说文注》和《诗经小学》两书,试图从订正文字、考释字义等方面,探讨段氏在《诗经》研究上所作的贡献。     

永远的指导委员会主任——沉痛哀悼范敬宜同志离世

<正>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文化学家,我刊编辑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敬宜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刊全体同志都感到深切的悲痛。敬宜同志对我们说来,是严师,是挚友。《科技智囊》杂志社今天的运作体制,是在他的亲自关心下建立起来的,《科技智囊》杂志的成果和影响力     

《“青春”为酒名说》质疑

《文史知识》1991年第1期,傅易同志《“青春”为酒名说》一文,对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第三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中“青春”一词提出新解,认为不能释为“春季”或“春天”,而应释为一种酒名,是唐代酒名“抛青春”之简称。对此见解,笔者不敢苟同,故略陈己见,与傅易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