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

卓尼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非常紧密,各代土司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中央王朝保持友好和建立臣属关系的同时,发展壮大了自己。文章试图从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建立各种关系的过程入手,研究卓尼土司制度在这一地区发展壮大、长盛不衰的历史和原因,说明卓尼历代土司的见识和胆略,能以大局为重,定位准确。     

试析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中国的封建王朝为处理与周边民族地区及海外各国的关系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明廷根据藏区土司朝贡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作为土司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朝贡制度,依次来强化藏区土司制度,以便有效治理我国广袤的藏区。文章对于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类型、贡道、贡期、朝贡者身份及朝贡人数、朝贡物品及赏赐等方面剖析,揭示明代藏区土司朝贡制度的内涵。     

略论元明清时期中央与西南边疆政治关系的整合

元明清时期是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构建整合步入正常化轨道的重要战略期。三代封建统治者对建构整合西南边疆与中央的关系十分重视,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试图加快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如在政治上实行内地化管理体制,在民族地区则稍加变通。在唐宋羁縻之治的基础上,元代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明朝发展为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清初继承明代的做法,对土司制度更加严格、规范,并适应形势发展适时改土归流,同时与边疆割据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封建中央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西南边疆成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南边疆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畅通,为封建王朝中央整合与西南边疆之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试析元至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滇西地处西南边疆,自然地理环境独特,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王朝在该地较早地推行了土司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地理位置的特别、民族分布的现实、历史沉淀的作用使滇西土司制度形成了独具的特点.独具特色的滇西土司制度对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土家族土司改土归流背景分析

章把土家族土司之改土归流与中国土司制度的历史进程和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以此为背景，揭示出土家簇土司改土归流的必然性及特点。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野之别：容美土司治下的社会文化发展

容美土司是明清巴楚地区势力较强的一个土司,由田氏世袭。明清以来,容美土司在司内兴建义塾,倡导诗书礼仪,学习儒家文化;并广泛招揽优待外地技艺工匠,发展手工业,使得其治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这些变化与中央王朝推行土司制度一体相关,其实质在于将化外边陲蛮地纳入国家王化和教化,由野变文,以夏变夷,而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客观效果。     

明清时期滇东南壮族土司设置背景初探

明清时期是云南土司制度施行的重要时期,封建中央王朝针对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滇东南设置土职、任用世袭土司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富州土司六百年

土司统治富宁长达六百多年,跨元、明、清三个朝代;土司制度对富宁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研究土司制度对研究富宁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

嘉绒藏族在清代受土司统治，中央王朝在嘉绒地区分封了18个土司，这18个土司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导致嘉绒土司婚姻复杂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嘉绒藏族土司的婚姻受嘉绒藏族婚姻习俗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嘉绒土司的婚姻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本从嘉绒土司婚姻对象的选择入手，对嘉绒土司的婚姻与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从土司的军事制度看壮族武术的发展

广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大约开始于北宋时期，历时千年，是壮族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而土司职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巩固统治，便组建自己的武装。称之为“土兵”，以便安土保境。这些土兵亦兵亦农，闲时耕田种地积蓄粮草，战时服从官府和土司的征调。土司的这种军事制度完全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对壮族武术的影响无论是表现形式、技击原理还是兵法战术思想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又是中原武术和各民族武术的融合时期，武术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这对壮族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广西壮族土司经济结构及其破坏过程

广西壮族土司经济结构及其破坏过程方素梅明朝建立以前，广西壮族土司制度主要在桂西一带实行，明朝建立以后，由于桂东屡次出现反抗斗争，为了缓和矛盾，朝廷乃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此后广西全省除苍梧一道外就都有了土司。然而，桂东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与桂西...     

浅析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

运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原理,对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历经几百年才得以完成之个中原因从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清初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影响

壮族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壮族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发展到明朝中期已经日益腐朽没落，改土归流政策势在必行。清初的改土归流对壮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造成极大的影响。研究清政府对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及其对壮族人民的影响，有利于对壮族的历史和现在的发展有更好地认识，还可以以史为鉴，为当代的民族政策服务。     

明代旌表制度初探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旌表制度在明代得到进一步完善.中央的旌表制度与基层里甲紧密结合,共同建构了大明王朝的权力统治体系.本文主要从中央和基层两方面阐述明代的旌表制度,其中包括了旌表对象、旌表方式、旌表程序以及地方对旌表制度的贯彻和完善.     

方国瑜与土司制度研究

方国瑜先生以“南中泰斗,滇史巨擘”著称于世,其学术人品多有前辈学者著文称颂,然学术界很少提及其土司制度研究的论述,其实,方先生土司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注重文献基础,其二注重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其三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冲击与回应:藏区土司和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研究——以董卜韩胡土司为例

在考证董卜韩胡土司几个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明代藏区土司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认为一批实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虽然作为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安边守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往往对抗中央王朝,和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冲击与回应的政治博弈状态。中央统治者对土司蛮夷与边吏二元价值体系下的政治思维,使土司集团始终处于中央王朝统治者政治视野中的政治边缘和对土司的歧视与不信任并存的状态。腐败的吏治不仅影响了中央政府在土司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激化了中央政府与土司的矛盾,使国家化解这种矛盾的各项措施成了加剧这种矛盾的催化剂,也使国家在化解这种矛盾过程当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理地区土司制度初探

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区域分封民族首领世袭官职以行使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叫土司制。这种制度作为我们多民族国家整体内的特殊政权形式经历了阶级社会的漫长途程。综观历代帝王要求得统治地位的巩固,没有不借重“土流兼治”、“以夷制夷”为其施政方针的。王朝嬗递,土司制并不取缔,只是改换一下名目而已。为此,研究土司制无疑是民族史、地方史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对大理地区的这个问题作一次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