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叹倚天,顾盼君心思侬情——浅析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情爱世界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小说从写英雄到写普通人的一大风格转变,作者将人物的情爱与义理放到一个矛盾冲突的环境中来推动情节发展,用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个人与家庭、社会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个人内心的挣扎、取舍种种矛盾冲突来体现的当代情爱价值观,义理观。同时揭示出在当今社会中＂,义＂应褪去一些英雄色彩和利益化,融合到＂情＂,符合现代生活理念。     

多义助动词“堪”的语义联系及其历时依据

＂堪＂具有＂胜任＂、＂经得起＂、＂能够＂和＂值得＂四个意义,当＂堪＂为助动词时,只有＂能够＂和＂值得＂义。＂堪＂从＂胜任＂义发展到＂经得起＂义,以及由＂经得起＂义到＂能够＂义,回溯推理起了重要作用;从＂能够＂义到＂值得＂义则主要是突显原则和转喻认知模式在起作用。从历时角度来看,＂堪＂从最初的名词演化为动词,后发展为助动词,之后开始了语素化历程,但是近年来网络等传播工具的快速发展,又使＂堪＂出现了逆语法化趋势,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助动词。     

论戏曲处理题材的方式——中西戏曲比较

戏曲的本质是诗,诗的本质是抒情,这就决定了戏曲作家在处理题材时以＂情＂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以＂情＂为情节发展的动力;以＂情＂的饱和点为情节发展的高潮;作家精神之所注,剧本命脉之所在,就是竭力营造好人物之情的几个凝聚点和高潮的饱和点。     

“孤立与虚构”——郭象“独化”说的逻辑分析

郭象的＂逍遥义＂建立在其＂适性自分＂这一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因而同时面临辩证法与实践论的诘难。由于以＂适性自分＂为理论依据的＂逍遥义＂的论证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律,使得这种责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将其理论依据修正后,郭象的＂逍遥义＂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试论“和”视域下的企业文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企业的和谐发展是重要的基础。从＂和＂视域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入手,着重从企业与员工之＂和为贵＂、企业与企业之＂和而不同＂、企业与社会之＂义利之和＂的角度阐述这一问题。企业与员工之＂和为贵＂理念,包含：追求企业中员工个性的和谐发展;追求员工与员工关系的和谐;追求管理者与员工关系的和谐;追求员工与制度环境的和谐;追求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之间的和谐。企业与企业之间＂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合作是生存之道;合作就是减少内耗。企业与社会之间＂义利和合＂的理念,包含：企业要强调＂义以分之＂;企业要强调＂义以为上＂;企业要强调＂义利之和＂。     

释“僅”

＂僅＂在中古曾有＂多、馀、颇、甚之意＂,但在宋朝之后此义逐渐消失,＂僅＂仍表＂少＂义。文章从声符表意入手,系联同源词,探索其词源义,得出其声符＂堇＂是两个古字形讹变的殊途同归,僅的词源义为＂少＂。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冫”部字义类分析考察

对《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冫＂部统辖下的23个字进行系统考察,分析它们的形义关系,得出＂冫＂部字四方面的义类类型。通过考察分析,发现与＂冫＂部义类不相符的字族有三组,主要是＂氵＂部义类字,其次＂冫＂部声化字,另一类是义符错位。进而分析这些异类的成因,得出讹变和形符声化以及部首的归并是造成＂冫＂部义类分化的根本原因。     

寿县方言的“拌”

结合历史文献、普通话和汉语方言材料,论证了寿县方言表＂丢弃＂义上声词[p 24]的本字是古全浊上声字＂拌＂。今读上声的＂丢弃＂义是＂拌＂字本义,这个意义的＂拌＂在属于古楚国的汉语方言中原官话核心地区仍然使用。＂丢弃＂义＂拌＂字在兼并＂秚＂字的＂搅和＂义时处于＂古全浊上归去＂的历史音变时期,从而产生了本义今读上声而后起义变读去声的音变规律例外现象。     

《尔雅》“二义同条”类型再探讨

兼义性与多训词是《尔雅》＂二义同条＂特有的属性,以这两个属性为划分标准,可将＂二义同条＂分为兼义与单纯两大类,又可以分为多训词与单训词两大类。     

“倒”虚化考察

现代汉语副词＂倒＂是由表示动作义＂颠倒＂的古去声＂倒＂发展而来。＂倒＂句法上经历了从做谓语动词到做状语修饰谓语中心语再到做副词修饰全句的过程,语义语用上经历了从表动作义到表状态义再到表语气的过程。唐宋时代＂倒＂已经开始兼表语气了。     

儒家话语的革命转述——“十七年”小说的文化透视

"十七年"小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外显的意识层面,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疏离,但其核心话语价值均获得了立足革命意识形态的巧妙转述,并参与了特定时代社会价值的建构。对于"十七年"小说文化内涵复杂性的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略论孔子＂仁＂之境与径

孔子思想由“礼”起,进至“仁”、“义”,它以“仁”为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界定,实为“仁”的主要含义。这是一种超越了“礼”和“义”的大公境界,是最高的“德”。而“忠恕”之道是达成“仁”德的根本途径。     

音画互解的电影配乐——以影片《夜宴》为例

电影音乐从无声电影时代单纯的维持剧场秩序的手段发展到有声电影时代用以推动情节发展、表达影片内涵哲理的方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电影配乐多以解读电影情节为其主要功能,"音画互解"的功能却并不多见,而电影《夜宴》的电影配乐为我们解读这一新功能提供了范例。     

论刘震云小说情节和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

叙述学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或许就是应该注重文本本身与其内涵之间的关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在情节和语言上都存在“重复”的特征：颠来倒去地复制克隆“一地鸡毛”的乡间小事；不断出现许多“一腔废话”式的不推动情节发展的絮絮叨叨的语词、句式。笔者认为这些“弯弯绕”的语言对于小说主题的表达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中国人的孤独、现实的荒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也是刘氏对传统叙事手法的一种挑战。     

论工农兵文学的情节策略——对其故事情节与主旨之间关系的探讨

工农兵文学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情节策略,其故事情节不但直接表现政治思想,而且还以情节的曲折跌宕,表现政治斗争的艰难和复杂;以思想、政策推动情节的发展,体现革命思想和政策的威力;以"高潮"部分生动的生活场景,凸显革命的理想。这一情节策略,本质就是政治宣传的策略。在考虑情节策略时,作家们重视的是手段和方式,即情节的具体内容。这一策略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     

论佛教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

侠义公案小说是清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小说体裁,这类小说的创作深受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词曰＂、＂有诗为证＂之类的外在形式上,而且在主题思想、情节设计及人物塑造中亦有所反映。具体表现在,如＂劝善＂和＂因果报应＂的主题思想设计,＂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建构以及具有佛教色彩的清官、侠客、僧尼等的人物形象塑造。     

论《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戏仿

《甄娠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在《甄娠传》里诸多地方能够找到痕迹,其中最主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名与情节或者性格的暗合,其次是叙述与话语的模仿,最后是人生哲理的相似。《甄娠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可以说只是一种写作技术层面的借鉴,《甄嫒传》之文学艺术成就虽远不能跟《红楼梦》相提并论,但她精致典雅之语言、独具匠心之情节、沉伟岸之哲理在后宫（或说“宫斗”）题材小说的苑囿里的确独树一帜、鹤立鸡群,这是我们必须肯定和承认的地方。     

“唯美”与“颓废”之死——关于《银杏之果》与《沉沦》之接受的比较研究

同样作为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在五四文坛传播的产物,《银杏之果》与《沉沦》在同为“自杀”的故事情节中,表现出走相径庭的艺术趣味和人生追求：《银杏之果》明显体现了注重精神情趣的沃尔特·佩特的“刹那主义”的影响,而《沉沦》则在对“外在压迫”和“悲痛感”的强调中走向“颓废”的反抗,凸显出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观与人生观。     

论古典小说中“闺怨”的“意象化情节”建构——以《金瓶梅》、《林兰香》为例

中国古典小说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汲取了前代所有其它文体样式的成就,于古典诗歌中尤其受益良多。“意象”是探讨古典诗歌艺术的重要范畴。“意象”在古典小说作品中的具体呈现形态,最突出的就是“意象化情节”。“意象化情节”充分利用“意象”在小说情节结构中的作用,除了兼有“意象”主客交融、虚实相生的优点外,还具有动作性与表演性,是小说情节演进中的一环。“闺怨”是古典诗词的传统题材,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意象”景观。古典小说尤其是人情小说经常涉及“闺怨”这一传统题材的描写,当然也会自觉借鉴古典诗词已有的艺术表达成就。本文试图以《金瓶梅》、《林兰香》为例,探讨古典小说中“闺怨”的“意象化情节“建构。     

性别视角下的《百合花》和《荷花淀》

孙犁的《荷花淀》与茹志鹃的《百合花》同为战争题材小说,虽创作年代、背景不同,但作品风格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两者同中有异,细读文本,我们可以感受到,基于不同的性别经验造成的审美感受和认知,使文本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话语方式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