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退休官员死亡后的待遇

本文搜集到大量珍贵史料,从中归纳出古代退休官员死亡后的种种待遇。这些待遇主要是:赐祭葬,监督祭礼、葬礼,皇帝亲临祭奠、悼念,追封、赠官、给谥、立碑,陪葬帝陵、配享庙庭,护送遗体归葬故乡,入祀贤良祠、乡贤祠、名宦祠,子孙嗣官、袭爵、袭职等。     

政治现实与儒家思想的不同呈现——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道州毁鼻亭神记》与《象祠记》之比较

当思想呈现于具体现实世界时,它必然对现实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具体政治现实对思想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柳宗元和王阳明尽管基于儒家"夷夏之辨"的价值立场,从根本上排斥和否定以象祠为代表的淫祀,但基于对各自所处具体政治现实的体认和把握而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柳宗元直接显白地表示赞同摧毁象祠,而王阳明则通过改造象祠之内容而间接曲折隐晦地表达了对象祠的否定。     

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牌位与价值

合肥淮军昭忠祠是淮军昭忠祠总祠,入祀人员以庐州籍为主,牌位数量大,以褒扬淮军将士对大清王朝效忠为目的。近来修缮一新的合肥淮军昭忠祠,供奉120块淮军将士牌位,突出对在对外战争中死难淮军将士的祭祀,以褒扬淮军将士对国家的忠诚、宣扬淮军将士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旨。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因主旨不同于清代,被赋予了新价值,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淮军与中国近代史博物馆。     

我国古代退休官员死亡后的待遇

本搜集到大量珍贵史料，从中归纳出古代退休官员死亡后的种种待遇。这些待遇主要是：赐祭葬，监督祭礼、葬礼，皇帝亲临祭奠、悼念，追封、赠官、给谥、立碑，陪葬帝陵、配享庙庭，护送遗体归葬故乡，八祀贤良祠、乡贤祠、名宦祠，子孙嗣官、袭爵、袭职等。     

天津发现北洋海军昭忠祠碑刻

天津市文物管理部门近日在北洋海军昭忠祠遗址发现3块精雕细刻的大型石座,经考证被认定为该祠的碑刻。这一发现,对研究清末北洋海军史、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均有一定价值。天津河北北洋海军昭忠祠建于1898年。是中国最早由官方所设的抗日民族英雄纪念地之一,专祀在甲午海战中阵亡的北洋海军将士。被公祭者包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副将邓世昌、林永升,参将黄建勋、林履中等,人数不详。60年前侵华日军强占该祠后,将祠中     

试论《九歌》与黔中傩文化的关系

《九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别具一格和特殊内容的抒情诗集。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熹《楚辞集注》也说沅湘之间的俗人信鬼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     

建设惠济高端服务业新城的对策研究

郑州市惠济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人文资源,发达、方便的交通和符合环保要求的生态产业。在郑州市"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暨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惠济确定了建设"惠济高端服务业新城"的发展思路。为了更好更快的建设惠济高端服务业新城,文章提出了切合惠济环境和产业特征的五点措施。     

论《九歌》与楚越傩文化的关系

屈原的不少作品受巫楚文化的影响,这似乎已被人们所公认,但象《九歌》这样,直接借鉴楚越傩文化进行再创作的诗篇,却是不多见的。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乱,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南宋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九歌》中也说到俗人“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王、朱的注解都肯     

惠济河流域悬移质泥沙特性分析

根据安溜水文站自建站以来的大量实测资料,分析惠济河流域悬移质泥沙特性,研究了泥沙变化趋势,提出了测验建议,为惠济河流域河道治理服务。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畴、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蒹葭楼诗(近两年作)

社园与林宰平话别 远瀑峰高近可闻,崭崭湖上有林君。诗怀欲静忘清浊,世眼无明及泯,棼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秭寒柳带春分。人生难别花时节,惜此须臾尽夕云。 大连湾别胡子晋 渡辽无地托身难,惭愧生平慕幼安,强为故人回别泪,眼中沧海有停澜。 三月十七日登粤秀山 去乡廿载阙登临,不尽红棉此日心,(红棉草堂在镇海楼右侧,已夷为山路;犹有数树未尽拔去。)文教灭亡何有地江山芜乱又成林。马行石傍三君篆,(三君祠在山麓祀虞仲翔韩昌黎苏东坡同址已产,祠签石块陈兰前所签,平置路旁,行人隆错。)鸟畴苍蟑百步阴d百步。在三其祠的,6级犹存*犹许老夫来吊望…     

文化价值含量与汉代灶神话传说的演变

灶祠在先秦作为普通的祭祀活动，决定了灶神地位的鄙俗和文化价值含量的低级。汉代阴阳五行体系构建之后，以灶神托祀火神，遂使灶神地位获得了提高，灶神话得到了发展，也促成了其文化价值含量的丰富。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解构，对灶神崇拜和神话传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民间的灶神崇拜和灶神话却走着一条与官方不同的发展、演变之路，表现为灶神的对偶化、家庭化、神仙化，使灶神话更加丰富。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条疏证

结合《汉书》纪、传及其它汉代文献对《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条进行考察，其中“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的记载可确信无疑；“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的记载与诸多史实不合，当存疑；“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太卜”中的“初”字当为“增”字之误。因此，我们在使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的材料时须详加辨析。     

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

<安世房中歌>17章最早记录于<汉书·礼乐志>,题为唐山夫人所作.清代以来争议不断.<安世房中歌>应包括"房中燕乐"和"房中祠乐"两部分,"房中燕乐"即周汉以来通称的"房中乐",包括"大海荡荡"等4首杂言体的楚声作品,为唐山夫人所作;其他13首"房中祠乐"是四言体的雅诗作品,为叔孙通所作之宗庙乐章.高祖驾崩以后,叔孙通采用古礼及秦仪制作宗庙乐章即"安世乐",诗中的"祖庙"即高庙,诗篇盛陈高祖功德.<安世房中歌>组诗本为祭祀高庙而作,吸收了高祖唐山夫人的四首楚声作品,在缅怀高祖文治武功的同时,施教申申,强调孝德,对参与祭祀的公卿、宗室、受封诸侯们施以教训,是庙祀组诗中的代表作品.     

保留童贞到洞房花烛夜

人类的两性性行为具有社会性,必面受到社会习俗、舆论、道德及法律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也在更新、进步,其中包括性文明。我国历代封建社会在性爱、婚姻、家庭等问题上,针对女性制定了一系列条规,其核心内容是要求女子婚前保持“贞洁”,婚后坚守“贞节”。史记载“女子不必贵种,要之贞好”。宋代程朱理学主张“女子从一而终”。《近思录》中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明清以后不但颂扬寡妇守节,对节妇烈女立碑坊、修祠祀,赐玉帛,而且不断山     

春秋战国时期社祀形态特点初探

对春秋战国时期社祀形态的特点进行了探索,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祀形态与以前相比,出现了一些自身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社祀场所开始成为经常性的行政场所;社稷开始成为政权的代名词;民间社祀得到迅速发展.这些特点,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泰山碑刻所见清代道纪考

以泰山为首的五岳山川神祀系统,自汉初确立一直由国家主导,当政者通过管理岳庙来保证祀事并维系正统。金元之际,有道士进驻东岳庙参与庙事活动,负责看护、洒扫及管理香火等日常庶务。资料显示,元代,由官方选高道主管祀事并住持岳庙。明至清,泰山岱庙成为府州道纪司的署地,道纪既是岱庙住持,又管理着泰山上下宫观祠庙。道纪们大多克勤克俭,不辞辛劳。远见者以所积香资购买赡田,借助岱庙的国家祠祀地位,上下营构,拓展守庙道众的生存空间,尽力延续宗脉。泰山(岱庙)现存碑刻中保留有部分明清道纪活动的史实,通过对碑刻的梳理分析,根据道人法名对照道教宗派谱系,可以基本确定泰山岱庙住持道人归属于全真龙门华山派,且传承有序。道士管理岳庙是政府权力的有限让渡,道众仅充当“守庙者”的角色,其影响力有限,丝毫不改变岳庙的国家祠庙性质。     

温州地区祠神的类型与特征

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祠神崇拜。在温州地区的祠神中,主神以男神居多,女神相对少些。人而神的民间祠神占了温州地区祠神的绝大多数,他们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是传说中的人物。温州本地神灵占有统治地位,其次是汉民族普遍信仰之神与周边地区传入的地方神。另外,温州地区的祠神具有下述3个特征,即流传范围的地域性、神神关系的无序性和神格角色的人间性。     

读李独清教授诗词选集——《洁园剩稿选》

贵阳师范学院教授李独清先生自幼聪慧好学,博闻强记。因父举进士,得承庭训家学,博通群籍。又师承乙未科进士杨覃生因以文思大进。解放前曾主编贵州通志中的艺文志、金石志、祠祀志等部分。曾参与贵州通志馆馆长任可澄、杨覃生及编审柴晓莲等纂辑《黔南丛书》、《贵州文献季刊》的编修工作。另著有明代贵州文人《孙应鳌年谱》、《东汉卢丰碑考辨》、《李白流夜郎考》、《李清照改嫁辨正》等。独清先生对史学上若干问题的考证,每有独到见解。如《李白流夜郎考》援引张澎《续黔书》、赵     

豫西北地区明清及民国方志所载演艺史料述考

豫西北明清及民国方志中记载有一些演艺史料,这些史料分布在风俗、祠祀、庙宇、艺文、金石、财政等卷中,是对现存石刻文献记载的演艺史料的补充,对研究豫西北演艺史有着重要价值。这些史料涉及豫西北地区的演艺场所、演艺习俗及禁止演艺并改良演艺、政府征收戏捐的内容。方志记载的豫西北演艺剧场由金至清,体现了豫西北剧场的演进史。演艺习俗涉及祠庙祭祀演艺、岁时节令演艺、人生礼仪演艺。这些史料还反映了官方及士人的“礼乐”观,禁止演艺并改良演艺内容是官方及士人想通过演艺来改良风俗、教化民众。由于戏剧上演的繁盛,演戏又成了政府征税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