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是否抑制了盈余管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年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背景,采用2005—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对高铁开通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该作用在地级市强于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研究还对高铁开通影响盈余管理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度进而影响盈余管理。进一步讨论了公司规模对高铁开通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越强。     

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的损害日以彰显,针对它的研究一直是我国会计实证研究的热点问题。2007年,我国开始在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针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是否改善中国盈余管理的现象进行研究,选取2004年-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截面修正Jone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量上,分别采用不包括先下项目的应计利润法和包括线下项目的应计利润法。得出以下结论：整体而言,新会计准则并没有改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研究进一步对中国上市公司按照行业进行分类,研究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在行业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盈余管理的变化情况随行业不同而不同。     

股权再融资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制造业为例

以2006-2008年间进行股权再融资的15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修正的截面琼斯模型和真实活动操控模型,研究了股权再融资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结果表明,公司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不仅通过操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而且还采用了更为隐蔽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退市制度变更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以2012年沪深交易所对退市制度的修订为切入点,选取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盈余分布法和多元回归实证检验了退市制度变更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退市制度变更后,避免净利润为负的盈余管理行为略有减少,而避免净资产为负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且退市制度变更诱发了避免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的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实施的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减少,而其实施的销售操纵、费用操纵和生产操纵等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增加.     

双重审计制度取消前后A、B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实证研究：初步分析

以2001-2009年期间在国内A、B股上市交易的所有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计量上市公司可操控盈余状况.分析研究了A、B股市场上市公司在2007年B股市场强制性双重审计制度取消前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强制性双重审计制度取消前,B股市场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A股市场;而制度取消后,差异依旧存在,但不再显著.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特有的双重审计制度下上市公司的行为特征,对国内审计和盈余管理研究作出了一定补充.     

中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比较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粉饰公司业绩,误导投资者决策的行为受到广泛的关注。对比中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发现,国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典型动机有三类：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与规避监管动机。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前两类动机并未得到显著的体现,规避监管动机是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典型动机。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受益者是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剥夺是盈余管理的深层驱动力。     

中国上市公司宣布配股信息前后的盈余管理

上市公司为了取得股权再融资的资格,在配股以前存在强烈向上的盈余管理动机.通过对242例中国A股上市公司宣布配股信息前后的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配股企业在宣布配股信息前两年和宣布配股信息当年存在远高于成熟证券市场和其他新兴证券市场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宣布配股后第2年和第3年,配股企业没有进行盈余管理,同时还发现信用交易是配股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石油化工制造业的数据

企业盈余管理并非是单纯的会计行为,它表现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结果,鉴于中国上市公司所形成的特殊公司股权结构,有必要对其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从而改善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以中国石油化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盈余管理与股权结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显示,前五大股东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而法人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会减少盈余管理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中的盈余管理研究

将2007-2011年间成功实施定向增发的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组,对比了各组公司在发行新股中的盈余管理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时会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方向取决于定向增发的对象.当增发对象是外部投资者时,上市公司会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当增发对象是控股股东时,上市公司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当上市公司同时向外部投资者和控股股东定向增发时,盈余管理不显著.     

上市公司操纵资产减值动因的实证分析

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利用2002-2004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纵向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利用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以2002年巨亏公司为研究样本,比较其在2002-2004年三年期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情况。对巨亏公司相应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巨亏公司存在利用转回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盈余持续性综合指标体系的测度研究——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国内外有关盈余持续性的概念、价值以及度量方法予以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基本分析方法,从时间序列角度提出盈余持续性分析的三阶段评价标准,即历史盈余表现、现实盈余能力以及未来盈余潜力,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构建出公司盈余持续性的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2006—2008年制造业业上市公司盈余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该指标体系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该行业上市公司盈余的持续性水平,从而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判断提供依据。     

审计委员会有效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利用2006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审计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是否会显著影响盈余管理的水平.实证结果发现有效运作的审计委员会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提示要对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运作状况给予足够的关注.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手段及成因研究

盈余管理是很多上市公司普遍使用的手段，引起中西理论界的广泛研究。本丈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出现的利用时间差异、关联交易等过度盈余管理的现象，分析了过度盈余管理带来的危害及其形成的原因。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创业板企业与修正的Jones模型

以创业板上市公司2014-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计算得到盈余管理程度,以动态GMM模型考察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研究表明,全样本和非国有股的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程度之前呈现“U”型关系,国有股的股权集中度会引起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因此建议创业板企业积极完善治理结构,逐步实行两职分离,将股权集中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内部控制、企业金融化与盈余质量——来自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以我国2008-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非金融公司金融化程度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内部控制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非金融公司金融化程度越高,其盈余质量越低;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的作用,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显著抑制非金融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其盈余质量的负向影响,低质量内部控制的抑制作用较弱。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模型

该文从是否现金分红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2个维度,建立公司现金股利决策模型,分析确定影响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因素。2001-03中国证监会再融资政策的调整,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意愿,现金股利已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公司留存收益的比例越高,则现金分红的可能性越大,支持了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而从现金分红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来看,盈利水平越高,成长性越好的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率却越低,其原因在于中国部分优质上市公司为达到再融资的监管要求而勉强分红,从而导致了中国A股市场现金股利总额占净利润总额的比例偏低。